民智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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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特朗普發布《贏得競賽: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標志著美國在全球人工智能競爭中的戰略部署進入新階段。從強調國家級AI平臺建設到試圖重塑國際規則主導權,特朗普政府正以一種“帶有特朗普標簽的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定義美式科技戰略。
本文編譯自《The Diplomat》,作者是斯坦福大學全球數字政策孵化器的研究學者查爾斯·莫克(Charles Mok)。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
一、借鑒中國經驗?
7月23日,特朗普正式發布《贏得競爭: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Winning the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備受關注。
盡管該文件在語言風格上強硬直白、甚至頗顯傲慢,缺乏外交修飾,但其政策內容與方向卻出人意料地具體、明確,并未如一些觀察者預期那樣完全脫離常規。
這份計劃顯然意在與中國展開“全面AI競賽”,并“贏得勝利”。但令人意外的是,不少戰略路徑和政策邏輯卻與中國早自2017年就啟動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存在諸多相似之處。
無論是“全鏈條部署”以打造AI核心產業供應鏈,還是推動AI向工業、商業、社會以及政府部門全面落地,這種“全民動員式”的思路,在特朗普版AI戰略中非常明顯。
就連中國政策文件中常見的引述領導人重要講話這種政治語言,也在美版文件中找到影子:通過頻繁強調特朗普本人的“愿景”與“成就”鏡像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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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內核上,中國近年來將人工智能發展的基礎歸納為“新型生產要素”四要素:數據、算法、算力與人才。而特朗普的AI計劃也分別對應性地提出了加強前三者的國家戰略部署,唯獨在“人才”維度顯得刻意回避。
原因不難理解,人工智能人才發展不可避免地涉及高度敏感的移民政策與高等教育議題。而無論是對美國高校的資助、還是放寬高技能外國人才工作簽證,都是特朗普支持者群體存在嚴重分歧的領域。
當然,中美在AI戰略上的差異依然明顯。例如,中國在政策文本中通常會提及推動AI立法與規范使用,而特朗普政府則一貫將“監管”視為負擔,回避任何有關規制的明確承諾。
不過,美國本次在AI領域引入事實上的產業政策機制,這種政策范式對于長期奉行自由放任主義的美國而言已經算是重要的轉變,正是對中國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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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登遺產的“特朗普版本”
美國此次AI戰略的推出并非全盤創新,許多關鍵內容實則與拜登政府時期的政策方向存在延續性。例如,2023年10月30日,拜登曾簽署第14110號行政命令《安全、可信、可靠地開發與使用人工智能》,提出以“國家安全+產業能力”為核心,推動聯邦政府在AI基礎設施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包括鼓勵在聯邦土地上建設數據中心與計算平臺、強化“美國制造”的AI產品在聯邦采購中的優先權等。
盡管該命令已于2025年1月被特朗普通過第14179號行政命令廢除,取而代之的是“消除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導地位上的障礙”,但拜登時期的許多產業政策原則在特朗普新戰略中得以變形保留。例如,特朗普AI計劃繼續強調將人工智能作為地緣政治戰略資產,鼓勵本土投資、強化技術基礎、重構AI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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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計劃對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主持的“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資源平臺(NAIRR)”試點項目表現出罕見的積極支持。
特朗普雖曾大幅削減NSF預算,但此次戰略卻重申了“為初創企業與學術研究者提供大規模算力資源”的國家承諾。該文件宣布將與領先科技企業合作,向研究界開放世界級計算模型、數據與軟件工具,同時承諾建設“精簡、可持續的NAIRR運營體系”,以實現全國研究者與關鍵AI資源之間的高效對接。這一動向顯示,即便在高等教育與科研政策收緊的趨勢下,國家級科研平臺在AI競賽中的地位仍然不可替代。
在對外技術控制方面,特朗普延續并升級了出口管制政策,計劃加強對高性能AI芯片出口的執法與追蹤,包括探索基于位置驗證的技術措施,并設立新的全球出口控制執法機構。即使近期英偉達被允許向中國出售H20芯片,該戰略主軸依舊未變。
外界普遍認為,此次放行更可能是庫存調整而非戰略松動。可以預見,限制尖端AI硬件出口的主基調仍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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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前任拜登政府的政策分歧核心仍集中在“風險治理”上。拜登政府主張對大模型執行“紅隊測試”與高風險審查,倡導清潔能源與數據道德,而特朗普則取消了相關規定,轉而強調“自由市場”“言論自由”和“反監管干預”。在AI治理結構性重塑的當下,這種風險范式的切換,或將對未來前沿模型的能力邊界與社會影響產生深遠影響。
與此同時,特朗普AI計劃中關于支持開源與開放權重模型的內容也顯示出對中國相關進展的回應,尤其是DeepSeek等開源平臺的崛起。此外,計劃提出打造“全棧AI出口解決方案”,向“盟友與伙伴”提供戰略級技術輸出,這一點在黨派層面具有廣泛共識。換言之,無論誰在執政,美國都不會輕易將技術主導權拱手讓人。
三、全球AI治理:參與,還是對抗?
特朗普AI戰略的一大亮點是專設章節強調“領導國際AI外交與安全事務”,明確提出“反制中國在國際治理機制中的影響力”。該文件點名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七國集團(G7)、二十國集團(G20)、國際電信聯盟(ITU)、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等國際組織,認為這些機構正在制定影響全球AI發展的戰略與規則框架。
該計劃批評部分倡議“過于繁瑣、監管導向強”,并明確指責中國企業在試圖塑造面部識別、智能監控等敏感領域的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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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態度與特朗普以往在多邊機制中持孤立主義或懷疑主義立場有所不同。在人工智能成為全球話語權與地緣秩序重塑關鍵工具的背景下,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已意識到失去國際治理平臺的主導權,將直接影響國家戰略能力的投射。
總而言之,特朗普政府新出臺的人工智能計劃實際上延續了上屆政府的產業政策設定,盡管保留了大部分預期中的特朗普式特征。但在出口管制、基礎設施支持以及用于研究的公共人工智能計算支持等一些關鍵領域,延續性大于顯著的政策差異。
編譯:殷晨浠
編務:殷晨浠
責編:梁雨迪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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