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為什么不是正面戰場？蔣介石都承認重心為敵后

1938年10月，在武漢失守之后，蔣介石發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體國民書》，第一次對外正式宣布：“今后作戰區域將主要放在山岳與鄉村。”（見《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第301頁）

同年11月，蔣介石制定第二期抗戰總方針，正式提出了“游擊戰重于正規戰，變敵后方為其前方”。（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第二期抗戰之要旨》）

12月，蔣介石在《告各戰區將領書》中寫道：“敵后游擊，為我抗戰命脈所系。”（見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文物檔案，檔號：002-070100-00045-078）

1940 年 1 月 15 日，蔣介石給閻錫山、衛立煌、朱紹良等將領發出密電：“此后作戰，應以山岳地帶與廣大鄉村為根據，力避與敵作正面決戰；須多用游擊戰術，擾襲敵后，積小勝為大勝。”（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蔣介石密電檔案）

多年以后，中國臺灣省學者、中正大學歷史系主任楊維真在其撰寫的《抗戰時期蔣委員長手札輯要》一文中對蔣介石的這些言論進行總結，認為彼時蔣介石已經將抗日戰爭的重心從正面轉向敵后。

既然連國軍的最高統帥蔣介石都承認抗日戰爭的重心為敵后，為何如今還有這么多人為抗戰的中流砥柱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后戰場而爭論不休呢？

這主要還是大家對這段歷史的認知比較模糊，今天我就從多個方面來為大家解讀一下，為何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不是正面戰場？

一、中流砥柱的硬性標準

中流砥柱原指在黃河急流中屹立不倒的砥柱山，后來引申為在動蕩環境中起到支柱作用的個人或者集體。

毛主席曾多次在講話和著作中使用“中流砥柱”一詞，他認為正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后戰場牽制和消耗了日寇的大量兵力，才令日寇不能更進一步，從而把他們拖入了持久戰之中。（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

同時，毛主席指出，我黨通過實際行動堅定了全民族抗戰的決心，積極動員人民群眾與日寇作戰，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使得日寇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泥潭。（見河北省檔案館藏《雙十綱領》）

最后，毛主席還強調，我黨所領導的敵后戰場是積極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每次都是主動出擊破壞敵人鐵路、埋伏敵人運輸車隊、拔除敵人據點。而正面戰場一味采取防御政策，態度是消極被動的。（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新四軍戰況報告書》）

從毛主席的這些偉大論斷之中，我們就可以得出中流砥柱的三大硬性標準：

（一）戰略牽制

中流砥柱的作用并不是單純看犧牲有多大，而是要看能否令日寇不再大規模進攻，能否令日寇不再隨心所欲地用兵，敵后戰場很明確地做到了這一點。

比如在百團大戰發起后，日寇不得不從正面戰場抽調大量兵力，以應對八路軍的大規模破襲戰，正面戰場從而壓力驟降。蔣介石后來致電朱德，盛贊八路軍這一仗打得好，同時令各個戰區“效法華北”。（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二）團結民心

抗日戰爭并不是只屬于軍隊的戰爭，而是全民族團結一致保衛家園的戰爭。能不能把更多中國人動員加入到抗戰當中，這是作為中流砥柱的關鍵。

正面戰場在抗戰中犧牲巨大，這確實可歌可泣。但是其兵源主要來自于抓壯丁，政權與基層嚴重脫節，令人民群眾難以形成自主性。甚至有些部隊還四處盤剝百姓，令本來就深受戰爭之苦的百姓，更雪上加霜。

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軍的湯恩伯部，當時河南人民將“水旱蝗湯”稱為四大災害，既水災、旱災、蝗災和湯災。什么是湯災，就是指湯恩伯所部。

美國記者白修德就曾這樣報道過：“農民們用獨輪車給八路軍送糧食，卻用鋤頭去襲擊湯恩伯的部隊。”（見白修德原著《中國的驚雷》）

（三）主動進攻并取勝

在抗日戰爭時期，敵后戰場有大量主動進攻并取勝的戰例，比如平型關大捷、夜襲陽明堡、雁門關伏擊戰、神頭嶺伏擊戰、百團大戰、車橋戰役等。

但是正面戰場卻基本上都是防御作戰，唯一的一場主動進攻并取勝的戰役是在1939年底，當時國軍發起冬季攻勢，杜聿明所部在昆侖關獲得大捷。臺兒莊大捷、湘西會戰雖然也獲得了勝利，但是為防御作戰，缺乏主動性。（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陸軍總司令部湘西會戰經過概要》）

二、重心轉移的分水嶺

1938年10月，隨著武漢、廣州相繼淪陷，國軍主力退守大西南，日寇戰線拉長，無力繼續進犯，抗日戰爭就此進入相持階段。

相持階段的關鍵并不在于武器裝備，而在于后勤。八路軍、新四軍牢牢抓住機會，在日寇的運輸線上頻繁出擊，令日寇不得不派遣重兵防御鐵路、公路。

但是，在鐵路、公路沿線，日寇能完全控制的土地僅有5%，剩余95%的土地上都活躍著大量的游擊隊。（見英國國家檔案館藏《英國外交部1944年華北報告》）

八路軍、新四軍以及華南地區的東江游擊隊、海南地區的瓊崖游擊隊持續不斷地破襲鐵路、埋伏敵運輸隊，從而在敵后形成了多點開花的局面。日寇防住了這個點，就防不住那個點，而只要有一個點被攻破，他們的整條運輸線就會癱瘓數周甚至數月。

在這種顧此失彼的作戰形勢下，日寇不得不把兵力不斷向敵后戰場調，但是因為運輸線的漫長，他們的兵力被撕扯得極為分散，難以形成有效的壓制力。

根據日寇軍部的統計，1939年時，日寇將在華兵力（不含東北）的60%都用于了敵后戰場，至1943年時提高到了近70%?。ㄒ娙毡痉佬l廳戰史室藏《華北治安戰》）

三、令日寇“以戰養戰”的計劃破產

戰爭是一件非常耗錢的事情，日寇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僅靠自己的國內財政是完全不足以支撐的。據統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所用的財政，有60%都是來自中國的淪陷區。（見日本大藏省官方財政史《昭和財政史》第 6 卷）

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敵后戰場的作用才會被凸顯出來，因為正面戰場是無法遏制淪陷區給前線“輸血”的，但是敵后戰場卻能做到。

比如百團大戰時期，八路軍不斷破襲鐵路，令華北的運力直接降低了70%。日寇本來能用于支援前線的財力，不得不用來修復鐵路。但是，日寇的修復速度遠遠比不上八路軍的破壞速度，這相當于在給日寇的財政不斷“放血”?。?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藏《華北治安戰》）

除了運力，礦產也是支撐日寇財政的重要一項。比如井陘煤礦原來的產煤量為每年120萬噸，但是由于八路軍的不斷襲擊，到1942年時降為年產量20萬噸，而龍煙鐵礦更是在被我軍炸毀后徹底停產，再也沒被修復。（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藏《華北治安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龍煙鐵礦株式會社業務月報》）

相較于運力和礦產，糧食更是日寇支持戰爭的重中之重，但是由于八路軍的堅持抵抗，令日寇的征糧計劃受到極大的阻撓。比如1942年麥收時，日寇計劃在冀中平原征糧40萬噸，但是最后僅收上來4萬噸。（見北京市檔案館藏《日本統制華北食糧要綱》）

這些敵后戰場的行動，都直接減少了日寇的財政收入，令其“以戰養戰”的計劃破產，從而加速了日寇的落敗。

四、敵后戰場的代表戰役

194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為艱難的一年，納粹德國正橫掃歐洲，日寇則扶持汪精衛成立“汪偽”政府，并在華北以“囚籠政策”瘋狂壓迫八路軍的生存空間。在這種情況下，舉國上下一片悲觀。

但是，就在那年夏天，彭德懷以一聲號令向世界宣告：“中國人還沒有放棄！”

之后，八路軍集結起105個團的兵力，向日寇發起了舉世聞名的百團大戰！

三個月內，敵后戰場烽煙四起，我軍共作戰1824次，殲滅日寇2.06萬人、偽軍5200人，破壞鐵路474 公里、公路 1500 公里、橋梁 213 座、隧道 11 處，拔除據點 293 個、碉堡 560 余座，繳獲火炮 53 門、長短槍 5800 余支、輕重機槍 200 多挺……

在八路軍強大的攻勢下，日寇不得不從正面戰場的24個軍中各抽調一個旅團，緊急調往華北，令正面戰場壓力驟減。

八路軍這一戰不僅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還堅定了全民族抗戰的信心，團結了人民群眾，引發了“百團參軍潮”。據統計，在百團大戰期間，共有9萬新兵火線入伍，其中三分之一來自邊區的人民群眾，其余來自游擊隊、民兵及其他地方武裝。（見《百團大戰戰績公報》）

百團大戰被毛主席譽為是“敵后戰場最光輝的一頁”，歷史學家們將這場戰役視作“敵后戰場為中流砥柱的集中體現”。（見毛主席親審《致朱彭總副司令電》、《八路軍軍政雜志》第 2 卷第 12 期）

五、再談蔣介石言論

除了本文開頭舉例的那些蔣介石言論，他還在1939年1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說：“沒有華北游擊戰，山西早亡；沒有山西，陜西亦危。” （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速記錄》）

1940年12月，當軍令部給蔣介石匯報“百團大戰”戰果時，蔣介石批示：“敵后苦撐，功在民族。” （見中央檔案館藏《百團大戰檔案》）

1942年3月，蔣介石給各戰區手諭道：“敵后游擊，為我抗戰命脈所系，任何部隊不得歧視。” （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委員長手令》原件）

將蔣介石的這些話綜合在一起，足可以見他對敵后戰場的重視。所以說敵后戰場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并不是后人所書，而是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經確定了的！

六、總結

如果說正面戰場的防御作戰是一塊堅實的盾牌，那么敵后戰場就是一把捅入日寇后背的尖刀。正是在這把尖刀的作用下，日寇才難以攻破正面這塊盾牌，最后死在了尖刀之下。

蔣介石在評價百團大戰時的那句“敵后苦撐，功在民族”并不是簡單的客套話，而是在切實感受到敵后戰場的重要性后，所發出的肺腑之言。

同時，還有一點值得強調。我們將敵后戰場視為中流砥柱，不僅僅是其所發揮的作用，更是因為敵后戰場積極發動了群眾，令人民都參與到了抗戰之中來，其代表了中國的億萬勞動人民！

抗日戰爭的勝利本來就屬于人民，而敵后戰場代表了人民，因此這中流砥柱的稱號自然是要冠在敵后戰場之上。

注：本文所有史料均來自國內外權威檔案館及權威書籍，已在文中標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