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的冬天，河南開封，西北風刮得正緊。
刑場上一聲脆響，打破了死寂。
跪在那兒挨槍子的叫劉子仁。
在子彈鉆進后腦勺的前一秒，他腦子里大概還在瘋狂算計這輩子剩下的那點賬。
按說，這人是個算盤打得震天響的投機高手。
1940年，他把八路軍賣了個好價錢，換了一顆國民黨少將的金星；到了1949年，眼瞅著國民黨這艘破船要沉，他又立馬搖身一變，成了“起義功臣”，混進了新政權的軍政大學。
他大概覺得自己這輩子舞步踩得準，以前那些爛賬都能賴掉。
可偏偏算漏了一點：這世上有些債，不是換個老板就能兩清的。
特別是當你把刀子捅進親兄弟后背的時候，別指望老天爺會得了健忘癥。
把這筆血債連本帶利討回來的，是一個幾率小到沒法解釋的巧合。
1950年開春，西南軍政大學。
政治教育科科長王瑋，正干著一件要把人熬干的活兒：把新學員的檔案一個個過篩子。
這地兒是專門用來要把舊軍官回爐重造的。
學員們的底細五花八門，有真心想換活法的，也有那是想趁亂摸魚的。
王瑋的手指頭在一份檔案上僵住了。
學員名叫“劉振強”。
咋一看，這履歷做得那是嚴絲合縫：河南永城老鄉，西北軍的老底子，中間打過游擊，最后跟著大部隊起義。
挑不出硬傷。
可王瑋心里就是直犯嘀咕。
這種感覺，來自一種只有在死人堆里爬過的人才懂的“直覺”。
這人的履歷里，有些節骨眼模糊得太刻意了。
像那段“抗戰游擊隊”的日子，寫得云里霧里；再比如從西北軍跳槽到國民黨那會兒，時間點也是一筆帶過。
最讓王瑋眼皮子直跳的是，這人的升官路數、調動頻率，甚至字里行間透出的那股“老油條”味兒，都讓他覺得熟悉得讓人透不過氣。
腦子里那扇封存的大門被一腳踹開，把王瑋硬生生拽回了十年前。
那會兒，他叫王瑋，對方也不叫劉振強，叫劉子仁。
那會兒，他是八路軍第十七團管司法的科長，而劉子仁，是頂頭上司團長。
王瑋的指尖開始不受控制地抖。
如果真是那個人，這就不是老戰友敘舊，這是一筆遲到了整整十年的賬要算。
他沒喊，沒拍桌子，也沒當場叫警衛。
干政治教育科科長這么久，他心里跟明鏡似的，對付這種披著羊皮的狼，必須得一槍封喉。
他摁響了桌上的電鈴：“去，把劉振強叫來，就說科長要找他聊聊。”
過了大半個鐘頭，門被敲響了。
進來的中年男人穿著學員號服，看著那是老實巴交，眼神里還帶著點“謹小慎微”的勁兒。
這就是檔案里那個被夸成“覺悟高、轉彎快”的標兵。
可就在兩人的目光撞在一起的那一剎那，王瑋心里的石頭落地了。
名改了，皮換了，但這副皮囊底下的骨頭渣子沒變。
王瑋沒讓他坐，自己反倒站了起來，死死盯著對方，冷不丁甩出了第一張牌：
“你不是劉子仁嗎？”
這話問得那是沒頭沒腦。
對方身子猛地一僵，臉上那一瞬間的驚慌根本藏不住，但緊接著就被那張習慣性的假笑臉譜給蓋住了：“科長您認錯人了，俺叫劉振強，哪是什么劉子仁啊。”
心理素質真不是蓋的。
換個不知根知底的，估計真就讓他這一嗓子給忽悠過去了。
可王瑋沒打算給他留活路，直接把底牌亮了出來。
他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窗框子都在嗡嗡響：“劉團長，怎么著，貴人多忘事啊？
我是你的司法科長王瑋！
你就是燒成灰，我也認得你的骨頭架子！”
這句話就像個大鐵錘，直接把劉子仁的所有防線砸了個稀巴爛。
他本以為就是個例行談話，本以為自己這關已經過了，甚至本以為只要咬死了不承認就能蒙混過關。
劉子仁一屁股癱在椅子上，冷汗順著鬢角往下淌成了河。
他心里清楚，這回是徹底完了。
因為十年前那筆賬，實在是太臭、太黑了。
把日歷翻回1940年的冬天。
那會兒的劉子仁，手里攥著一手王炸。
他是八路軍第四縱隊第十七團的團長，還兼著夏邑縣的縣長。
組織上那是把半個身家性命都交給了他，讓他守著豫皖蘇邊區的大門。
但他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跟別人不一樣。
在他眼里，八路軍規矩多得要命，油水少得可憐，再加上那會兒抗戰是個什么局勢誰也說不準，跟著共產黨走，那是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玩命。
再看國民黨那邊，湯恩伯遞過來的橄欖枝多誘人：只要過來，高官厚祿，想干啥干啥。
對于劉子仁這種骨子里透著“舊軍閥”味道的人來說，談信仰太累，談利益才實在。
但他不光想跑，還想拎著“投名狀”跑。
于是，他勾搭上了另外兩個也想另謀出路的“實力派”：耿蘊齋和吳信容。
這仨人，一個是坐地虎，一個是老資格，加上劉子仁這個一肚子壞水的中間人，搞了個所謂的“三雄結義”。
這哪是什么結義，分明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
當時，新四軍名將彭雪楓看出了另外倆人有點不對勁，特意發密電給劉子仁，讓他幫著一位叫李忠道的地委書記去勸勸。
這本來是組織上給劉子仁的信任，沒成想成了他手里的殺人刀。
他反手就把密電賣給了耿、吳兩個人，還編瞎話騙他們：“吳芝圃這次來沒安好心，帶了神槍手，那是擺鴻門宴，你們去了就回不來了。”
轉頭，他自己擺了一場真真正正的鴻門宴。
那天晚上，他把旅部派下來的五十多個干部全給扣了，里面全是連以上的政工干部和老紅軍。
要不是有幾個人拼死殺出條血路去報信，這五十多條人命，再加上趕來執行任務的營級指揮官，都要成為他送給湯恩伯的見面禮。
事后，他帶著兩千多號人馬投了敵。
湯恩伯樂得嘴都合不攏，直接封他個副司令當。
劉子仁站在湯恩伯的客廳里，笑得那叫一個燦爛。
那會兒他肯定覺得，這筆買賣做得太劃算了：拿戰友的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花翎。
從那以后，他在豫皖蘇邊區調轉槍口，瘋了似的咬昔日的戰友，幾千個地方干部因為他家破人亡。
在他看來，這就叫“識時務者為俊杰”。
可歷史這玩意兒，最喜歡干的事就是打臉。
沒過十年，1949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
曾經不可一世的湯恩伯集團嘩啦一下全散了。
劉子仁又站在了十字路口。
是跟著國民黨去臺灣？
還是賴在大陸？
他又把算盤拿出來了。
去臺灣，他這種雜牌軍出身的“降將”，估計連口熱湯都喝不上；留下來，共產黨現在講究“寬大處理”，只要戲演得好，保不齊還能混個一官半職。
得，他又“起義”了。
為了把這出戲演真，他是絞盡了腦汁。
改名叫“劉振強”，籍貫、經歷全是編的。
把那個血債累累的“第十七團”，改成了面目模糊的“地方游擊縱隊”；把投奔湯恩伯的那段黑歷史，用一句輕飄飄的“部隊打散了”就給帶過去了。
進了西南軍政大學之后，他表現得比誰都積極。
寫檢討那是痛哭流涕，上課發言那是慷慨激昂。
要是不碰上王瑋，他這出“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大戲，說不定真能演到謝幕那天。
可惜啊，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當王瑋下令把他扣起來的時候，劉子仁一點都沒掙扎。
他只是嘴角抽抽著，眼神空洞洞的。
消息一級級報上去，最后擺到了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桌案上。
吳芝圃，正是當年劉子仁在密信里污蔑要擺“鴻門宴”的那位主。
看完報告，吳芝圃沉默了半晌，只批了八個字：“押解開封，依法審判。”
回過頭來看劉子仁這一輩子，你會發現這就是個典型的“精致利己主義者”把自己玩死的過程。
1940年，他嫌八路軍苦，覺得國民黨大腿粗，所以把信仰給扔了。
1949年，他看國民黨完了，覺得共產黨寬大，所以把忠誠給賣了。
每一回，他都覺得自己做的是“最優選擇”。
每一回，他都以為只要換個名號、換身皮，過去那點破事就能一筆勾銷。
但他唯獨忘了一茬：
組織可能會因為信息不對稱暫時被蒙在鼓里，但那些被他出賣過、傷害過的人，那記憶是刻在骨頭里的。
那個在大半夜翻檔案的王瑋，就是歷史給他留下的最后一道坎。
他以為兵荒馬亂的，沒人會記得十年前的舊賬。
其實呢，正義的清算，有時候只需要一個眼神對上號。
槍聲在開封冬天的寒風里響了。
這一槍，崩了一個叛徒，也給那個動蕩年代里所有想投機取巧的人，留下了一個冷冰冰的教訓：
你能騙大伙兒一時，但騙不了大伙兒一世。
尤其是當你把靈魂當當票賣給魔鬼的時候，別忘了，魔鬼也是要上門收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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