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民營企業家相繼跳樓，背后原因令人淚目，出路在哪里？

2025年的春天到夏天，五個名字像重錘一樣砸在民營經濟的版圖上。

4月，紡織業的“老大哥”畢光鈞從辦公樓墜落時，口袋里還揣著一張寫滿供應商電話的紙條——他的工廠因原材料漲價，已經三個月沒發工資了；5月，電梯巨頭劉文超的告別更突然，前一天他還在車間跟工人說“再撐一個月，訂單就來了”，第二天就沒了蹤跡，后來大家才知道，他偷偷抵押了房子給員工發工資；6月，百億上市公司董事長沈康明的訃告里，沒提他墜樓前的掙扎，只寫著“因長期勞累”，但知情人說，他床頭堆著一尺高的催債函；7月，靚家居創始人曾玉洲最后一條工作群消息是“明天晨會討論客流方案”，可第二天清晨，他從廣州天河的寫字樓墜落，手機里還存著三年前企業巔峰時的合影；就在昨夜，居然之家的汪林鵬墜樓的消息傳來，同事們紅著眼眶說，他最近總失眠，常對著辦公室的魚缸發呆，說“魚困在水里，人困在局里”。

四個月，五位在商場摸爬滾打幾十年的民營企業家，以同樣極端的方式離開。他們曾是“白手起家”的勵志樣本，是“帶動就業”的社會支柱，可最終，卻沒能扛過眼前的坎。這些悲劇背后，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辛酸？而更多還在泥潭里掙扎的民營企業家，又該往哪里走？

一、壓垮他們的，是看不見的“千斤擔”

總有人說“企業家有錢，抗風險能力強”，可只有真正走近他們才知道，他們肩上的擔子，比誰都沉。五位企業家的離開，不是偶然，而是多重壓力擰成的“死結”，每一根都勒得人喘不過氣。

最磨人的是“資金鏈上的鋼絲”。劉文超的員工說，老板最后那段時間，每天揣著欠條去借錢，被人指著鼻子罵“老賴”也陪著笑。這種“求爺爺告奶奶”的日子，在民營企業家群體里太常見了。2025年一項針對中小企業主的調查顯示，78%的人“每天至少花3小時籌錢”，63%的人“借遍了親友，甚至動過網貸”。更讓人絕望的是“連環債”：下游欠著你的錢，上游催著你的款，銀行還在抽貸，就像被鐵鏈鎖著，動一下都疼。沈康明的公司就是這樣，一筆3億的應收賬款拖了半年，直接導致銀行收回了授信，多米諾骨牌一倒，幾十年的基業搖搖欲墜。

比缺錢更痛的是“轉型路上的懸崖”。畢光鈞的紡織廠曾是當地的“納稅大戶”，但這幾年環保政策收緊、外貿訂單轉移，他知道“不轉型就是等死”，于是咬牙投了8000萬搞“綠色生產線”。可轉型哪有那么容易？技術跟不上，人才留不住，新設備剛裝好，又遇上市場需求變了，錢打了水漂，老業務也丟了。這種“進退兩難”的窒息感，多少傳統企業主都在經歷：不跟上時代，注定被淘汰；往前沖一步，可能直接墜崖。

最隱蔽的是“精神世界的孤島”。曾玉洲的妻子說，丈夫最后幾個月總失眠，凌晨三點還在陽臺抽煙，問他怎么了，只說“沒事，老板就得扛著”。這幾乎是所有企業家的“通病”——在員工面前要裝“定海神針”，在家人面前要扮“萬事不愁”，在對手面前要擺“胸有成竹”，可關起門來，只剩自己對著空辦公室發呆。《2024中國企業家心理健康報告》里有組扎心的數據：83%的民營企業家“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說‘難’”，67%的人“長期處于焦慮狀態”，但主動看心理醫生的不到7%。他們總覺得“示弱就是失敗”，卻忘了自己也是普通人，會累，會崩潰，會撐不住。

還有人在相關新聞下留言“做人不要太囂張”，這話或許戳中了個別企業家順境時的冒進，但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他們被時代浪潮推著走的身不由己——他們不是不想穩，是環境不允許；不是不想退，是身后跟著幾百上千個家庭的生計。

二、破局的路，藏在“放得下”和“扛得住”里

五位企業家的悲劇，不該只換來一聲嘆息。對于更多還在掙扎的民營企業家來說，找到出路，比沉溺痛苦更重要。這條路，需要外界搭把手，更需要自己轉過身。

政策的“暖風”，要吹進“毛細血管”。這幾年“支持民營經濟”的口號喊得響，但很多老板仍覺得“隔著一層”。問題出在“落地”：有些地方說“減稅”，但各種“隱性收費”沒斷；有些部門承諾“解決拖欠賬款”，但國企欠民企的錢還是“打白條”；有些政策今天說“鼓勵擴張”，明天就“嚴控貸款”，讓人摸不著頭腦。真正的支持，該是“確定性”——比如建立“企業紓困白名單”，對有潛力的困難企業，由政府協調銀行“不抽貸、不斷貸”；比如明確“政策不折騰”，讓企業家敢規劃、敢投入；比如設立“中小企業轉型基金”，幫傳統企業邁過技術坎。就像浙江某縣的做法：政府牽頭建了“共享工廠”，幾家小服裝廠共用一條智能生產線，成本降了40%，這才是“真幫忙”。

企業的“轉身”，要學會“舍”與“聚焦”。過去總說“做大做強”，但現在，“做精做專”可能更能活下來。廣東一位家具廠老板的經歷很典型：他砍掉了70%的普通家具業務，只做“適老化家具”，給椅子加扶手、給桌子降高度，雖然規模小了，但利潤從5%漲到20%。這就是“收縮的智慧”——別想著“什么錢都賺”，守住自己最擅長的領域，把一個細分市場做透。還有些企業學會了“抱團”：幾家小外貿公司聯合起來建海外倉，共享物流渠道，成本降了，競爭力反而強了。

心理的“解壓”，要承認“脆弱也正常”。企業家不是“超人”，沒必要硬扛。俞敏洪在“雙減”后當眾掉過眼淚，說“新東方快沒了”，但后來帶著老師直播賣農產品，反而走出了新路。他的經歷告訴我們：承認“難”，不丟人；暫時跌倒，不代表爬不起來。建議企業家們給自己“松綁”：每周留一天“不碰工作”，陪家人吃頓飯、散散步；加入企業家互助群，跟“同路人”說說難，你會發現“不是只有自己苦”；定期看心理醫生，就像感冒了要吃藥，心理“感冒”了也該治。

社會的“理解”，要多份“同理心”。別總用“賺了多少錢”衡量企業家，他們背后是成百上千個家庭的生計。當企業遇到困難時，多些“再等等”的耐心，少些“趕緊跑”的恐慌；多些“怎么幫”的思考，少些“活該”的苛責。就像曾玉洲的同行們說的：“如果當時有人拉他一把，哪怕只是聽他說說話，可能結果就不一樣了。”

三、挺過去的底氣，藏在“民營經濟的韌性里”

回望四十年，民營經濟從來不是“溫室里的花”。改革開放初期，他們頂著“投機倒把”的帽子擺地攤；90年代國企改革，他們在“爭議”中接下擔子；2008年金融危機，他們從“出口”轉向“內需”。每一次危機，都淘汰了浮躁者，留下了堅守者。

今天的難，本質上是“轉型的陣痛”。舊的模式走不通了，但新的機會正在長出來：AI、新能源、鄉村振興、銀發經濟……這些領域里，已經有人找到新路。江蘇一位做傳統玩具的老板，轉型做“AI早教機器人”，把毛絨玩具和智能芯片結合，去年銷售額翻了三倍。這說明，危機里永遠有機會，關鍵是能不能放下“過去的成功經驗”，擁抱“陌生的新可能”。

五位企業家的離開，像一面鏡子，照見了民營經濟的掙扎，也照見了突圍的希望。對于還在困境中的人來說，不妨記住：冬天再冷，也有熬到春天的那天；黑夜再長，也擋不住黎明。挺不住的時候，可以停一停、歇一歇，但別輕易說“算了”。

因為民營經濟的春天，從來不是某個人的春天——那是車間里的機器聲，是寫字樓里的鍵盤聲，是千萬人“有活干、有盼頭”的煙火氣，是中國經濟最堅韌的底色。

愿這些悲劇不再重演，愿每一位堅守的企業家，都能等到屬于自己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