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內卷，一場生存驅動的騙局

圖源：《絕對合格的教室》

教育行業的某些時間點，曾被賦予過“可以抵住全年”的能力。

比如七月，比如八月。

它們在過去是兌現諾言的時刻，是“一個暑假抵一年”的現實例證。教培教師在朋友圈曬著滿課表，小機構靠沖刺班撐起盈利預期。時間是稀缺資源，而暑假，是壓縮到極致的黃金窗口。

這個公式終被打破。

教育培訓行業的螺絲再一次擰緊。整頓來了，平臺撤退，人員流動，績效改變話術。熟悉的季節感還在，但那種時間的重量、熱度與信心，像被輕輕抽掉。

“旺季”還在流傳，但聽上去更像一種舊日習慣。

01

李璐終于離開了那家教育大廠。

剛入職時，她以為自己走上了一條“體面”的路。每天早上八點半打卡，開始外撥電話，一直打到晚上九點。她是課程顧問，任務是把一批批教培產品打包賣出去。她對著名單一個個撥號，解釋課程、答疑、催單，打完電話填表格，填完表格做回訪，周報、日報、階段總結，全都要寫。時間被切得很碎，沒有喘息的空隙。

“上學時花大錢補課，畢業后打底薪2500的騷擾電話，這個世界真顛。”她常這么調侃自己。說著笑，但語速會慢半拍。

她不討厭家長，也不是不能理解公司，但每天的任務像一道道未完成的算式，永遠在催她給出一個能“轉化”的結果。她拼命表現，但回報只是更高的KPI。

這家大廠每年能吸納上萬名畢業生，然而，離開者同樣是一個吃人的數字。她看著身邊的同事一個個來得匆忙、走得倉促。他們是這個行業源源不斷的燃料，用完就換。留下來的，大多在等下一次機會。她成了“老員工”，但也只是晚走一步。

“我已經不想再卷了。”她推開辦公室門，天已經黑了。那一刻她并不確定接下來要做什么，但隱約知道，大概不會再回這個行業了。

安迪是一名雅思獨立教師，靠線上接課維持生計。

他曾覺得這是一種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在體系內，時間靈活，收入也不錯。旺季時，每小時能有五六百塊。

可市場很快變了。學員減少、詢價頻繁、成交周期拉長。課程越難賣，他越感受到“信任”的消耗。他曾試圖靠短視頻和社群招生，但反應平平。他發現自己既要當老師，又要做客服、運營、銷售，最后連房租都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我以為能靠經驗和口碑站穩，但現實是，競爭太激烈，很多家長只看誰更便宜。”他開始悄悄修改簡歷，重新找工作。

但“回巢”并不容易。大機構課時費低，小機構不穩定。他卡在中間，進退都不順。“自由這東西不太可靠，太自由了就會沒有錢。”

王晨的AI自習室在暑假終于熱鬧了起來。

學生滿座，打印機不停吐題，語音識別系統此起彼伏。他站在教室門口，看著屏幕一排排亮著，像看著一個好不容易蘇醒的病人，心里有點安定。

可熱鬧維持不了多久。

高峰期一過，座位又空了下來。他開始算賬：房租、水電、折舊、人工，加上打折促銷，利潤幾乎被壓到最低。競爭對手越來越多，幾乎每個大型社區門口都有一間類似的自習室，低價、送券、買贈。

“臨沂有一百來家這樣的自習室。”他說，“誰撐得久，誰就多熬一天。”他沒再多說什么。站了一會兒，轉身回屋，門沒關嚴。

02

李璐站在大廠的門口，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往哪走。

剛入職那會兒，她對這份工作還有期待。那是她畢業后的第一份正職，教育行業、品牌大廠、團隊年輕，聽起來一切都在正軌上。

她最初做課程顧問，任務是打電話、添加微信、介紹課程，盡快促成訂單。后來被調去做學生管理，每天要跟進幾十個學生的進度，寫日報、填報表，還要給家長回訪。每周有固定的KPI，逢月初必加碼，達標意味著獎金，不達標就要“被面談”。

她不是沒想過堅持。實在撐不住的時候，她會看看工位上貼的一張便簽：“八月，Fighting！”但還沒等到那一天，領導通知她：“下個月就不用來了。”原因是，她負責的班級暑期滿班率只有65%，距離90%的目標還有差距。

她在這家公司待了十個月。前兩個月底薪2500，扣除房租和通勤，所剩無幾。第三個月開始有提成。入職以來，她搬過兩次家，換過三位直屬領導，接手過五輪被分配來的“遺留學員”。新人流動得很快，培訓期間走一批，試用期再走一批，三個月后還在的，通常不多。

“我們最怕的不是任務，而是改政策。”她說，每次任務制、考核表、薪酬方案發生變化，群里總會有人連夜提交離職。李璐見證了周圍100多名新人的離去。

她沒有提離職的那天，公司幫她做了決定。離開后，她把那張便簽紙收進了錢包，沒有再撕掉。她沒打算再回教培行業，但每天刷社交平臺，仍會看到熟悉的招聘信息。她說自己并不懷念。

03

安迪還是回到了機構。

他剛結束一段獨立執教的嘗試。他在家做了工作區，拍課、剪片、運營社群，每天從早忙到晚，但課量始終不穩。他曾在雅思和托福領域教過七年，積累了一批學生，也做過幾場公開課。但平臺改規則、投流貴、學員轉化低，他感覺自己好像在一場不斷變化的游戲里，跟不上節奏。

“不是沒人上課，而是每個月都要重來一遍。”他說。

他選擇回歸機構。一開始他以為能穩一穩，但入職后發現，事情變了。他被分配的教學內容從雅思延伸到了托福、PTE、多鄰國、DSE，偶爾還要接IB課程。教案要統一格式、進度要統一節奏，教材則是內部自研的版本，多是從各類原版書中拆解拼湊，結構有時前后跳躍，邏輯不清。他試圖做些調整，但被提醒：“不要改版本，要保證一致性。”

機構推行標準化流程，為了提升“師資均衡感”，一門課程常常由兩到三位老師輪流授課。今天是他，明天是另一個同事，再下一次可能又換人。學生常問他：“上節課講到哪兒了？”他也記不清了。

排課系統根據需求自動分配。課量不穩定，時段也不固定。他偶爾會收到深夜十一點的課調通知。課時費比他單干時低了一半，但每節課前后的準備和記錄幾乎沒有減少。

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只是系統中的一個“節點”，被調用、被調度。“你是不是老師，不重要；你是不是同一個老師，也不重要。”他說。

有時候，他會回想起剛入行時的狀態。那時他帶一個學生，跟到出分，做完整套學習規劃。他覺得那是“教”的感覺。但現在，這種關系越來越少了。

“現在講完一節課，學生還沒記住我是誰。”他笑了一下，“我也記不住他們的名字。”

04

王晨是在朋友圈看到AI自習室加盟廣告的。

“門檻低、不需要資質、輕人力”，這幾個詞吸引了他。他盤了一筆賬：租金加設備投入大概二三十萬，選址靠近學校，暑假正好開張，風險似乎可控。他立刻行動了。

最初幾天確實熱鬧。學生滿座，語音識別系統響個不停，AI系統能打分、糾錯、推題，學生做得快，看起來也挺專注。他站在教室門口，看著一排排發光的屏幕，覺得自己找到了方向。

可熱度沒持續多久。人開始少了。日程表從密密麻麻變成零星點綴。中午的教室，只有空調還在運轉。

他開始跑小區、做地推，推出低價課程包，開設試聽課，拉家長進群。他很快意識到，這場競爭并不是設備之間的比拼，而是價格之間的消耗。附近的自習室越來越多，有的打出“買三送三”，有的用“陪寫作業”作為賣點。“如果不算暑假，一個月也就成交一兩單。周邊好多AI自習室都倒了。估計暑假后還會倒一批。”

他也不再那么相信AI了。系統確實能推薦題目，但家長更在意的，是有沒有人在教室里“盯著”。他們關心的是誰在場，而不是系統多智能。

有的家長付費后，只來過一兩次。成績沒起色，人就不見了。有時他也會去看其他自習室的配置。有人請退休教師坐鎮。也有人干脆做起線下輔導。“AI只是個標簽。”他說。

生意還沒虧，但他開始猶豫要不要換地方，或者找個合伙人。他不確定自己開的到底是不是一家教育機構，也不清楚該按什么標準來評估它的未來。

“算不上失敗。”他頓了一下，“但跟想象的不一樣。”

05

從前，教育是一套完整的系統。

它有組織結構，有清晰路徑，有統一標準。學生有學籍，老師有編制，學習有考試，考試有分數，分數有方向。即使復雜，它也是一種被多數人信任的秩序形式。

如今，這種結構正在悄然松動。公立學校之外的路徑變得模糊，民辦企業壓縮用工，頻繁調整政策，平臺退場后留下的空白迅速被個體填補。“做好本職工作”不再構成安全感，“教學有方”也不再帶來穩定的回報。

李璐在大廠被優化，原因不是教學無效，而是暑期的“滿班率”沒達到預期；

安迪在機構被頻繁調課，學生連他的名字都記不住；

王晨守著一屋AI設備，卻發現真正讓家長掏錢的，是“有沒有人能在場”。

在原有的系統失效后，人們仍本能地拼貼它，陷入了一種“自我榨取型”的內卷。延長工時、壓低成本、拓展技能，不是為了超越系統，而是為了不被甩出系統之外。

各種教育“偽系統”應運而生：它們看似完整，實則是情緒容器。大廠復燃、獨立教師、AI自習室、家庭陪伴師、知識付費賬號……它們并不構成一個體系，卻不斷被使用、被消費、被寄托。

它們構成了教育的“擬像”。正如鮑德里亞所說，擬像的第三階段，不是虛假，而是一種“真實的幻覺”。它不是在冒充系統，它就是現實本身。

教育不再是一條通向未來的路徑，而是一套個體應對不確定性的應急接口。我們看到的“內卷”，已不是突破結構的努力，而是補償系統的缺席。

不是為了贏，而是不敢停。

項飆曾說，在身份系統坍塌后，個體會拼命尋找替代機制，以對抗不確定性。教育就成了最容易被填入的位置。它還在，是因為它可以承載一切：焦慮、信任、命運、秩序感，乃至道德與想象力的殘余。

李璐最近在找新工作，投了一些非教育崗位。偶爾，有家長給她發微信，問她還能不能報課。安迪再次開始嘗試拍視頻，“也許重新做賬號，還能拉回來一些學生。”王晨關掉了角落那臺空調，“省點電。”

我們以為是教育出了問題，事實上，是支撐教育的那個世界，已經退場。新的系統沒來，舊的秩序已走。留下的，是一片可以暫時依附的空間，和一群仍不肯放手的人。

有時候，他們會像漂在島嶼邊緣的帆，等潮水再漲。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