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罰款到發錢：國家生育政策的戲劇性轉變體現了時代變遷

在新中國成立的早些年中，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較低，人口多成為一種負擔，為此國家制定實行了旨在促進人口有計劃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當時有一個謎語，謎面是“99%是熟的”，打一個計劃生育用語，謎底是只生一個。

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與民眾中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理念和無限制生育的習慣存在沖突，所以計劃生育成為強制性的政策。也由于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影響，許多夫妻如果第1胎是女的，就會再生2胎、3胎，直到生出男孩，就會被強制罰款，有的人不得不逃到外地，以躲避戶籍所在地政府的處罰。1990年1月1日在中央電視臺元旦晚會上演出的小品《超生游擊隊》描寫的就是人們應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故事。

寧可受罰也要生娃的現象主要出現在上世的八九十年代，進入新世紀以后逐步減少，以至于到2016年1月1日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正式施行、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的時候，很多人仍選擇只生一個，甚至一個不生，甚至連婚都不結。計劃生育政策推動了生育技術的研發，人們也有辦法少生或者不生并樂在其中。現在國家發錢鼓勵生娃，可能仍然會有許多人不愿意生育，這是因為時代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社會為主體的國家，那時候人們結婚生子基本上不是當事人自主決定的，而是由家庭、由社會習俗決定的。那個時候人們都會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認為到了一定年齡，結婚生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那個時候基本上見不到不結婚的人，不管個人的家庭條件怎樣、自己長相怎樣，都可以由親戚朋友幫忙“消化”掉。有的人家還通過“換親”的方式來解決找對象難的問題，即由雙方家長商定，你兒子娶我女兒、我兒子娶你女兒，這件事的過程中基本上不會在意當事人自己同意不同意。結了婚就要生孩子，沒有人認為不生孩子可以成為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

從九十年代到新世紀，中國逐步完成了“基本實現工業化”的任務，在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2007年召開的十七大、2012年召開的十八大上，都在政治報告中突出強調了這個任務，到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中才沒有了這個提法。也就是說，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已經基本上是一個工業社會了，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也隨之發生革命性變革，這種變革在婚育觀念上得到了充分體現。

現時代人們的婚育主要是當事人自主決定的，因為經濟發展已經使利益主體從家庭本位轉變為個人本位，在結婚生育的問題上，雖然大多數人仍然要受到父母家人的影響，但決策權基本上已經從父母親的手里轉移到了當事人自己的手里。現在許多父母親干著急沒有用，尷尬得很。

也就是說，農業社會中個人婚育主要是為家庭的，工業社會中個人婚育主要是為自己的，客觀上也是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的。因此，國家制定促進婚育的社會政策，必須適應這個轉變。結婚生育是當事人自己的事，社會政策應當推動促進個人主動作出這個選擇，從而使人們在滿足自己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礎上間接為社會、為民族公共利益服務。只要努力增強結婚生育本身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不斷減輕當事人的負擔和壓力，也不是不可能刺激生育的。

其實，要害在于提高人們的婚姻生活質量。近日刷手機偶然刷到脫口秀演員王小利的作品《45歲未婚少女》，她把結婚和未婚作了許多夸張的對比，一再被她逗笑。這個“45歲未婚少女”很快樂，這應該是不合理的，但因為這些人經常目睹不是正面導向的例子，就沒事偷著樂，讓人頗感無奈。

可見，催婚的最佳方式是自己婚姻幸福；催育的最佳方式是自己享受了生育的快樂。對很多人不婚不育的選擇，那些把婚姻生活搞得一地雞毛的人也應該承擔責任。當然，在個人普遍成為利益主體的時代條件下創造出新型夫妻關系、家庭關系乃至社會關系模式，以彰顯高質量美好生活的價值，恐怕尚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