鈔票也能打補丁？紙幣上的“非常規操作”有點辣眼睛

文│王允庭

中國紙幣源遠流長，始于北宋交子、錢引，繼而南宋關子、會子，金代交鈔、寶券，元代寶鈔、銀鈔……被譽為除“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這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縱觀千余年林林總總紙幣史，其中最為復雜的莫過于民國紙鈔，民國鈔有與眾不同的特色：復雜繁多的品種、千姿百態的圖案，以及不同的印制技術及使用紙張的優劣不等，形成了最為壯觀多姿的民國紙幣，至今還無法統計出當時到底有多少銀行、錢莊、商號等印制過多少紙鈔。本文介紹的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從中亦可窺視其發鈔混亂繁雜之真相。

本文論述之特殊票，是指紙幣印成投入流通后，因各種政治、軍事、經濟等原因在紙鈔上添加或改動了某些要素，使之與原票發生明顯區別的鈔券。

尾巴票

貴州銀行成立于清宣統三年（1911年）九月，由貴州官錢局改組而成。貴州光復后，軍政府聘任華之鴻為貴州銀行總經理，以振興業務，發展經濟。1912年8月該行接省府財政廳令印制紙幣，遂委托貴陽文通書局先后印制1912年版拾元、伍元、壹元、伍角、貳角、壹角六等，正面主景圖案為鳳凰，背面印“大總統袁電準在黔印造銀元紙幣”及《簡章》四條。因軍閥混戰發生擠兌，致使券值日落，不得不暫停營業。后由省財政廳出面，向中國銀行貴州分行商定墊款合約，該行方才走出困境。1924年，因黔幣貶值，為維持金融市面，省局與商會決定以省財政收入之驗契稅款70萬兩為準備金，發行一種準予繳納省稅但不能兌現的銀元票，于是提用庫存之貴州銀行元年版券，在其右側粘貼印有“黔幣附張說明”紙條，內容為

一、此項粘有附張之黔幣，經政府及各界議決公佈，與生洋同一價值使用。侯財政充裕再行兌現。二、全省無論何項稅收及公私交易均一律通用，如有偽造低折及拒絕使用等事，概以軍法從事。三、此項紙幣係由政府派員會同各界辦理，詳列號數公佈週知。民國十三年十月。

該“附張”呈方形，單面印制，左上方蓋有貴州省長、貴州財政司、貴州軍事善后督辦及總商會四枚朱紅大印，在其下方印有面值，并有紅色冠字與編號，左右兩邊還蓋有騎縫章。此獨創一格奇異之“附張”，使紙鈔頓失勻稱票型，恰似一條尾巴粘貼在原票上，故稱為“尾巴票”。當年底，發行額達200萬元，因兌現無期，以失敗告終。歷經百年滄桑后，這種創意奇特的“尾巴票”已存世不多，是收藏者珍愛的稀見之物。

加貼票

1945年8月，根據雅爾塔協定，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出兵東北，一舉殲滅日本關東軍主力。為解決對日作戰經費，初以蘇聯盧布票行用，不久蘇聯紅軍司令部在東北發行紅軍票，計壹百元、拾元、伍元、壹元四等。票券的設計風格相近，只是票面顏色和圖案有所區別，正面顏色依次為綠藍、綠棕、紫紅、粉紅。中央部分為面值，面值上下方分別用中文繁體字印有“蘇聯紅軍司令部”和“為一切支付必使用”字樣；鈔票背面中間為面值，下方亦印有“贗造支票以戰時法處罰”的中文繁體字警句。由于該票發行無任何準備金且規模甚巨，迅速在東北地區大范圍流通，至12月1日，“紅軍票”已發28億元之巨。1947年4月旅大地區為防范地區外的紅軍票和滿洲中央銀行票的大量流入，決定采取臨時措施，在“紅軍票”拾元、壹百元券及偽“滿洲中央銀行”券拾元、壹百元券上加貼“面值簽”，無加貼者不得在區內流通使用。所謂“面值簽”，系用一長方形約37×28毫米左右的小紙片，粘貼在紙幣正面面值的右側，10元券簽為棕色，100元券簽為綠色，該簽由蘇聯“遠東銀行”代印。據統計，當時共兌出加貼票19.2億元，登記收回30億元，從而穩定了幣值，形成了旅大地區特有的加貼貨幣。1948年11月20日，發行關東銀行券，收兌蘇聯紅軍票和偽滿幣，實現了旅大地區貨幣統一和金融穩定，而這套紙幣如今成為東北地區戰勝日本法西斯的歷史見證。

改版票

改版票又稱加蓋行名票，即一銀行停業清理或發鈔業務被另一銀行接收，將其庫存印好未發行之鈔券由接收銀行加蓋后使用。

陜西官銀錢號改秦豐銀行壹兩

最早采用改版行名方法的是陜西秦豐銀行加蓋的五彩龍鈔。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陜西隨之響應，經激烈的浴血奮戰陜西光復，革命軍于10月27日成立“秦隴復漢軍政府”，12月改為秦軍分政府。為恢復經濟，維持市面，籌措軍餉，軍政府于11月將成立于光緒二十年的陜西官銀錢號改組為秦豐銀行，資本銀100萬元，官商各半。該行經營一般銀行業務、代理金庫、發行紙幣，還兼營棉糧、運輸等各項貿易。成立伊始因餉糈之急，乃將原陜西官銀錢號所印光緒年版銀兩票（俗稱五彩龍票）正面中央加蓋“秦豐銀行”印章，左側光緒年上加蓋“辛亥”紅印，背面蓋“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張”印公告后發行。這組由天津宮北東華石印局印制的五彩龍鈔加蓋票有辛亥與壬子兩個年份，面值有壹兩、貳兩、叁兩、伍兩、拾兩、伍拾兩、壹百兩七等。民國二年1月秦豐銀行新鈔印就發行，舊票悉數回收銷毀。因回收徹底存世稀少而被譽為清鈔珍品，（據統計各種面值總量僅為20余枚）深受錢幣收藏者青睞，也是人們苦苦追求的珍鈔之一。

大清銀行兌換券改中國銀行壹元

名氣最大的是中國銀行改版票。辛亥革命勝利，大清銀行停業。民國元年2月5日中國銀行在上海成立，同年8月由財政部另撥款在北京組織中國銀行，上海行遂改為分行。成立之初的中國銀行因新鈔尚未運到，而大清銀行券大量積壓棄之可惜，遂將清宣統三年李鴻章像的鈔票上加蓋“中國銀行兌換券”及“中華民國元年”字樣，作為該行過渡時期的鈔券發行。不久由美國鈔票公司印制的“皇帝像”紙鈔送到，原票收回，因加蓋票使用時間短暫回收徹底，故存世數量稀少，成為中國銀行的珍罕品種。

還有一珍品即是直隸省銀行加蓋票，宣統二年（1910年）二月，直隸省銀行在北洋天津銀號的基礎上改組而成，民國五年將清末天津銀號印制的銀元券加蓋“直隸省銀行”發行，因紙鈔上印有李鴻章像，遭受輿論指責，遂收回銷毀而成為珍品。

最為集中發行改版票的時段為法幣政策公布后，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1月初，財政部發布公告，自11月4日起實行法幣政策，規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發紙幣為法幣，三行之外的銀行發行權全部取消，中國八大商業銀行的所有紙幣與準備金分別轉移給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其中中央銀行接收四明、中南、中國農工銀行；中國銀行接收中國通商、農商銀行；交通銀行接收中國實業、中國墾業、浙江興業銀行。次年1月又宣布中國農民銀行紙鈔亦為法幣，從而形成官僚資本銀行壟斷紙鈔發行的局面。因短時間內新鈔券來不及印制，于是一些被接收商業銀行的鈔券遂被加蓋改作法幣，作為臨時性應急措施發行。

中國實業銀行改交通銀行紙幣

如：中央銀行利用英商華德路公司印制的中國農工銀行民國二十三年版壹元券、美鈔公司印制的四明銀行民國九年版紅色伍元券加蓋后發行。交通銀行則利用中國實業銀行于1935年華德路新印制尚未發行的壹元新券、1931年版壹元、伍元、拾元加蓋成交行券發行。

中國農民銀行則是發行改版行名票最多的銀行。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撤至陪都重慶，次年8月中央銀行總行及中國農民銀行總行遷至重慶，不久，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和交通銀行總處奉命遷至重慶辦公，重慶成為抗戰期間的全國金融中心。自抗戰開始，因經濟受損，財政連年赤字，依靠發行紙幣來彌補漏洞。中國農民銀行鈔券原向英國德納羅公司訂印最多，但此時該公司設于倫敦的總廠被炸，無法按期交貨，而當時國內印鈔廠規模較小，難以滿足銀行需求，遂與中中交三行一樣轉向美國鈔票公司。但遠水不解近渴，而國內需求急迫，為彌補市場鈔券短缺，1940年9、10月間，中國農民銀行利用三家不同單位券加蓋“中國農民銀行”行名后發行，此三種券分別為：民國廿六年四川省銀行伍元、拾元；美鈔公司印制的湖北省銀行民國十八年壹元、伍元、拾元；民國廿六年四川省政府建設庫券五十元、壹百元。上述票型除第一種為直票外，后兩種均為橫票。因流通使用頻繁，目前市場極少見到九成以上品相者。

東三省官銀號改滿洲中央銀行再改察南銀行壹元雙加蓋票

最為奇異的是民國十八年由美國鈔票公司印制的東三省官銀號鈔券。1932年6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扶植下的偽滿政府吞并東三省官銀號、吉林永衡官銀錢號、黑龍江省官銀號和邊業銀行四行號，在此基礎上成立偽滿洲中央銀行，以控制東北金融。初期采用東三省官銀號尚未出庫發行的壹元、拾元券（伍元只見樣票），加蓋“滿洲中央銀行”行名印章及“依據大同元年滿洲國貨幣法發行”字樣后發行。1937年10月1日由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設立的察南銀行開業，因籌印不及又將此券再次改版，加蓋“察南銀行”后發行，俗稱“雙加蓋票”，成為發鈔史上的一大奇觀。

考察上述諸券都具有一個共性，即都是臨時性應急的草率舉措。發行貨幣本應是一件嚴肅認真的大事，而特殊票卻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其中固然有其過多的無奈與被迫，但匆匆改版發行畢竟違背了發行貨幣的原則，損害了紙幣的信譽。當然從結果來說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不失為一個靈機一動的聰敏選擇，這看似偶然之作實為應急之必然結果，解了燃眉之急，又廢物利用，似乎也體現了節儉、連貫、又不唐突的功效，頗具創意的舉措，實乃智慧的瞬間閃爍。以上種種特殊票極大地豐富了百鈔園的品種與版別，是收藏領域的一朵奇葩，其短暫的發行歷史與歷經的歲月滄桑更增添了她的神秘色彩，成為眾多收藏愛好者孜孜以求的目標。而這追尋經歷與探索研究的過程，則利于加深了解紙鈔所承載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信息，這不正是收藏的樂趣與真諦所在嗎？！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