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抗大“暴動”事件

批判張國燾

和許世友“拖槍逃跑”

作者｜劉統

選自｜《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始末》

出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編輯｜策山（本文約7100字）

圖源｜網絡

自一、二、四方面軍會師（1936年10月）后，中共中央便開始了批判張國燾的準備。最初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當紅軍總部人員隨朱德、張國燾到達保安后，毛澤東會見了一些干部，了解情況。

王維舟（曾任紅四方面軍33軍軍長——編者注）回憶：在保安，他與劉伯承一起去見毛主席，他向毛澤東當面報告了張國燾的叛黨，反對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和對他們的歧視、打擊的事實。毛澤東對王維舟說：目前因紅四方面軍在甘北尚未完全過河與中央會合，同時紅四方面軍干部還未完全認識到革命由于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對這個問題要深入檢查，希望你做好準備。同時還囑咐他要暫時保密。（冰昆編著：《王維舟傳》，中國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頁）

一、張國燾的第一次檢討

張國燾來到中央后，雖然還保留著紅軍總政委的職務，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一些具體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經不能像當初在紅四方面軍中那樣說一不二，稱王稱霸。這期間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與張國燾談了幾次話，指出他的錯誤，希望他對中央有個交代。他自己也意識到錯誤的嚴重性，于是張國燾在1937年2月6日寫了《從現在來看過去》一文，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初步檢討。

張國燾用晦澀的文字很不情愿地承認錯誤。當初他罵中央是“逃跑”，現在換成了“大規模運動戰”。他另立“中央”，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僅僅說成是“組織上的對立”。如此的輕描淡寫，文過飾非。涉及要害問題，張國燾仍然不肯認錯。

張國燾的第一次檢討，中央是不滿意的。

二、凱豐的文章上綱上線

1937年2月27日，凱豐（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編者注）在延安發表了洋洋數萬言的長篇文章——《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文章分為13部分，涉及對政治形勢的估計，南下北上問題，一、四方面軍團結問題，黨的建設，肅反，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其中大部分內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時就與張國燾爭論過的。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凱豐透露了一些以前沒有提及的內容，反映了中央對張國燾問題的基本態度。

關于一、四方面軍草地分裂問題，凱豐寫道：“國燾身為政委應當堅決執行黨中央的命令，可是國燾卻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變這一戰略方針，這還有什么政治委員的資格？……以這樣一個糊涂的政治委員怎樣還能去加強黨在紅軍的絕對領導，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系都是這樣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中），要徹底對中央開展斗爭。”

張國燾錯誤的性質，經凱豐這樣一說，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張國燾給徐向前、陳昌浩的南下電報（1935年9月9日——編者注），陳昌浩都給中央看過，所以中央才與張國燾爭論了好幾天。但是還從未聽說四方面軍哪個人說要“武力解決中央”。凱豐這篇文章是批判張國燾過程中最早提及“密電”和“武力解決中央”問題的，從而給張國燾的錯誤上綱到“路線斗爭”。

凱豐的文章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紅四方面軍的內部文件。從卓木碉會議記錄，到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干部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在《干部必讀》上發表的文章，以及紅四方面軍內部的電報、指示等等。說明中央已經比較完整地掌握了張國燾與中央分裂期間的言論和活動情況。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張國燾路線的序曲，高潮還在后面。

但是凱豐的文章中把四方面軍貶得一無是處，把這個人數眾多、有光輝戰績的紅軍隊伍丑化成“土匪”“軍閥”的隊伍，是極“左”的，帶有強烈宗派主義傾向的。這也為批判張國燾路線中的擴大化傾向開了先例。

三、羅瑞卿的考察報告

張國燾雖然離開了部隊，但他在紅四方面軍中的影響不可低估。此時，西路軍還在河西走廊血戰，陜北的4軍和31軍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部隊，在紅四方面軍中批判張國燾是否能獲得預期的效果，是否會因此而引起部隊的混亂和失控，毛澤東感到沒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資料，切實了解紅四方面軍部隊的思想情況。1937年2－3 月間，他派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以考察部隊的名義，到二、四方面軍走了一圈。

羅瑞卿認真地執行了毛澤東的使命。名義上是考察二、四方面軍，但重點在四方面軍。從2月下旬起，羅瑞卿白天察看部隊的訓練、生活和政務情況，晚上聽取各部隊首長的匯報，還找一些主要負責人單獨談話。緊張地走了一個月，3月22日，他在慶陽步校給毛澤東、張聞天和林彪（紅軍大學校長）寫了一個長篇報告。

▲抗日軍政大學（原紅軍大學）總校校門，拍攝于1937年

關于四方面軍的基本情況，羅瑞卿強調：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影響還是很深的。具體的例子是，當與大家談到“南下北上”的問題時，大多數人認為“南下北上”都是對的。“有些干部目前不負責任，甚至感到煩悶。……過去只認識個人（指張國燾），一切寄托于個人身上，現在還沒有以黨的觀念代替對個人的迷信。”

羅瑞卿的報告反映出四方面軍中存在的不少問題。關鍵是張國燾的影響依然存在，四方面軍中的許多干部還沒有認識到張國燾錯誤的嚴重性，與張國燾劃清界線，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場上來。因此，必須對張國燾進行徹底的批判。在這個問題上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不僅是張國燾個人，各級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檢查的必要。

四、原四方面軍干部的沉重壓力

此時，四方面軍中的許多干部也感覺到沉重的壓力。從上級派人來考察部隊，4軍和31軍領導人的變動，以及中央轉發張國燾的檢查和凱豐的文章，都是一場黨內重大斗爭即將開始的前兆。

同時，西路軍的壞消息不斷傳來，當3月中旬，援西軍政委張浩（即林育英）宣布西路軍失敗的消息，4軍和31軍的干部戰士都痛哭起來。有的人終日情緒低沉，打不起精神，不知會有什么樣的命運降臨到自己頭上。

張國燾對西路軍的失敗極為痛心，他感到：“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只剩了一副骨頭架子，那么西路軍連脊梁骨也被敵人打斷了。”（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0篇第2章，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冊351頁）

西路軍的失敗在陜北引起強烈反應。自1935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西路軍的失敗是紅軍遭受的最嚴重的損失。中央當然要追究責任。

在陳昌浩電告中央西路軍失敗的十余天之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推薦閱讀《》）

五、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張國燾

23日到26日的議題是國民黨三中全會后中共的任務，從27日到31日則是以批判張國燾路線為中心議題。

3月27日會議開始后，首先由張國燾作檢查。他承認自己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是犯了路線錯誤、退卻逃跑錯誤、反黨反中央錯誤，承認自己對民族革命運動、中央紅軍的勝利和人民群眾的力量估計不足，對敵人的力量估計過高，因而悲觀失望，主張退卻。他表示要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斗爭，還沒有認識到的問題，也要很好地檢查一下。

幾天會議中，發言十分熱烈。朱德、任弼時、彭德懷、林彪、賀龍等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罪行，康克清揭露了阿壩會議期間張國燾反對中央的罪惡和對朱德、劉伯承等同志的迫害。原四方面軍的傅鐘、王維舟、羅世文等揭發了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實行軍閥統治，打擊迫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何畏等則檢討了自己追隨張國燾所犯的錯誤。

毛澤東在3月30日的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指出：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我們歡迎他的轉變，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道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

談起長征中的斗爭，毛澤東說：張國燾在鄂豫皖的初期，還不能說是機會主義路線。自從打了劉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機會主義路線。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個聯邦政府，還要造出一個政治局。會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中央盡力遷就他，安他一個紅軍總政委。但是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

毛澤東最后的話使在座的同志都為之震驚。這件事情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沒說過，除了凱豐的文章之外，毛澤東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這件事情。除張國燾外，其他當事人沒有在場。葉劍英在西安，徐向前、陳昌浩還在路上流浪。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提及長征中的“密電”問題，最原始的出處就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繼續說：反黨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還是采取忍耐的態度。那時張國燾的電報卻兇得很，“禁止你們再用中央名義”的話頭都來了。我們卻慎重得很，當時中央通過的關于反對張國燾錯誤的決議，只發給中央委員。

毛澤東最后說：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是他的機會主義史的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后應從頭干起。（《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冊第665頁）

最后一天的會議由張聞天作總結性的發言。他歷數了張國燾路線的錯誤及張國燾本人在歷史上的機會主義表現，基本上是重復了毛澤東的講話和綜合了各位同志的發言。對大家要求開除張國燾黨籍、撤銷其黨內職務問題，張聞天建議暫時不做組織結論，給張國燾一個改過的機會。他的話得到大家一致贊成。

這時，主持會議的博古要張國燾表示態度。張國燾沮喪地站起來說：“各位的發言，特別是幾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發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嚴重的錯誤，惡果很大。”說著，他痛哭流涕起來：“我現在宣布我的錯誤的破產。以前種種昨日死，以后種種今天生。”但在座的人卻發出一陣不信任的冷笑。

延安時期的張國燾

接著，張國燾答復了會議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如肅反、反對中央、阿壩會議、殺害胡底等同志，張國燾都承認是自己的罪惡。但是有幾個問題他拒不承認。一個是曾中生之死，他說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個是“用武力解決中央”，張國燾否認有此事。他說：“我要說明的是，發展到陷害總司令和武力解決革命同志，如果這樣做便是反革命了。”

張國燾最后說：“我的錯誤的確是反黨反中央。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我同意給我作組織上的結論。但我有一點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當黨員看待，當反革命看待。”

批判張國燾路線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時，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對張國燾路線的錯誤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批判。

六、張國燾不服氣和斗爭擴大化

政治局擴大會議后，張國燾經過幾個月閉門思過，在1937年6月又寫了一份檢查：《關于我的錯誤》，承認“中央政治局關于我的錯誤的決議，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對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來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的斗爭”。（盛仁學編：《張國燾研究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頁）

其實，張國燾心里是不服氣的，只是委曲求全。他的一些部下來發泄不滿，張國燾安慰他們說：“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解。這些成就，改變了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又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咎自責，無意與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0篇第2章，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冊356頁）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后，彭德懷、任弼時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軍部隊中傳達會議精神，開展反張國燾路線斗爭。但是，在四方面軍中批判張國燾路線，遇到很大的阻力。張國燾與中央之間究竟是怎么回事，許多情況連軍師級干部都不清楚，別說基層官兵了。特別是上級批判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土匪主義，許多人想不通。同樣是紅軍，怎么跟著張國燾就成了“土匪”了？

三個月的批判斗爭表現出擴大化的傾向，引起了四方面軍干部的思想動蕩。當時4軍逃亡現象比較嚴重，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干部。許多干部惶恐不安，上級調干部去學習，就懷疑自己“有問題”，“恐怕是犯了錯誤”。有的借口“不識字”“學不進”，拒絕離開部隊去學校。（《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8頁）31軍的情況也差不多，軍政委郭述申在5月1日給中央的電報中反映：“4月份部隊逃亡現象非常嚴重，共計86名。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教育與管理領導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逐步擴大，在二方面軍中也搞起“反軍閥主義”的斗爭。當時二方面軍部隊駐云陽，“上級突然指示，在紅二方面軍中開展一場反軍閥主義、游擊主義的斗爭。反軍閥主義的主要矛頭是針對賀龍的。由于賀龍在紅二方面軍中享有崇高威望，這場不得人心的斗爭草草結束，不了了之”。（《賀龍傳》第9章，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頁）賀龍后來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說：“云陽鎮反軍閥主義，附帶反游擊主義。反軍閥主義是反我的。我和小關（向應）講：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賀龍1961年6月5日的談話，載《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頁）

七、許世友等人“拖槍逃跑”

斗爭擴大化終于導致悲劇的發生。1937年4月3日，延安紅軍大學發生了一起“暴動”事件。原四方面軍的一批高級干部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等十幾人因“拖槍逃跑”和“謀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

這件事的起因，許世友上將在新中國成立后曾有較詳細的回憶。他說：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說張國燾如何長如何短，我也不作聲，只要你不說到我頭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軍失敗，我非常痛心，半個月沒好好休息。加上反張國燾路線，聽了不少胡言亂語，有的說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說我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軍同志，我非常生氣，病得吐了血，到醫院休養。

“我想：從前反陳獨秀、李立三時，我們這些干部只知道他們錯了，至于到底怎樣錯，什么叫方針路線錯了，我們是不知道的。我也沒有參加過這么大的斗爭會，這樣的斗爭會實在害怕。當時我想趕快打仗，我到前方與敵人拼死，也不愿開這個斗爭會。加上下邊又謠傳要槍決周純全、何畏、張國燾，我也是張國燾的軍級干部之一，也不能沒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覺得在這里槍決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戰帶了這些彩，沒有功還有罪嗎？那時認為黨中央在爭權奪利，要把我們搞掉。我這個認識是大錯了，所以基本上就動搖了。我的態度是非常不滿，在病中苦悶到極點。

“我在病休中，斗爭會一天比一天開得厲害。這時四方面軍的營團師軍級干部都來看我，沒有一個不哭的。一連這樣三天，尤其是軍師級干部的哭，對我影響很大。過去都是老同事，現在都感覺沒有出路。我想了幾天，想出辦法來了。他們來看我時，我對他們說：我們回四川去。那里有劉子才，他們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這里某某說我們是反革命，要槍決；我們回四川去，叫他們看看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訴中央。

“到第二天，有二十多個團級干部、兩個營級干部、六個師級干部、五個軍級干部都愿意走。當時我們決定不帶張國燾、何畏、周純全，因為他們都要騎馬。我們決定步行七天七夜，通過陜北到漢中、巴山，會合劉子才的部隊再說。一切計劃是我作的、路線也是我劃的。”（凱旋：《許世友之謎》，《南方周末》1995年5月5日）

任軍區司令員時的許世友

但是，許世友等人的出走計劃走漏了風聲，被紅大的人渲染成“暴動”和“謀害毛主席”，報告給校長林彪。經上級批準，許世友等人被紅大校方和政治保衛局來人拘禁。經過審查，“謀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為“拖槍逃跑”。

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法院舉行公審大會，宣讀對許世友等人的判決。從輕判處許世友、洪學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6月9日的《新中華報》上發了消息。

八、毛澤東為許世友等四方面軍干部平反

在審查過程中，負責這個工作的董必武發現許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做了反映。

張國燾回憶：“負責審理四方面軍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實上緩和了這個斗爭。他和那些被捕者一個個親自談話，結果證明何畏、許世友、王建安等反對者并沒有組織性的行動，他們的背后也沒有人指使和操縱。只是對于抗日軍政大學的斗爭方式表示不滿，因此憤而反抗。董乃將多數同志釋放，少數人判短期監禁。被判禁閉的人，都是提前釋放。所有被釋放者，仍回到軍政大學繼續學習。”（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0篇第2章，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冊363頁）

毛澤東聽了董老的匯報，也覺得這件事處理得太過分。中央批判張國燾，但對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是應當好好團結的。毛澤東當時沒有公開表態，采取冷處理的辦法息事寧人。

這時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澤東聽了徐關于西路軍情況的匯報后，要他去看看許世友等人，做些工作。當時徐向前的處境也很不好，只能說幾句安慰的話。后來許世友、王建安等去了山東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立下戰功。實踐證明他們是我黨我軍的優秀干部。

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整風的一次講話中說：反國燾路線是有些過分的。如1937年在抗大，今天也講，明天也講，講得人家根本不要聽了還要講。……關于抗大“暴動”的事情，說許世友等想殺我，給他們作了反革命暴動的結論。現在這個結論要修正。他們當時是有錯誤的，但自抗戰以來，許世友任膠東軍區司令員，王建安任魯南軍區司令員，他們的工作都有成績，說明他們是好同志。這里得出了一個教訓：是斗爭過火了引起他們這樣干，這是不對的，不能過火斗爭。

毛澤東的這番話明確否定了抗大“暴動”事件，為四方面軍的干部平了反。

（本文摘自《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始末》第23章“批判張國燾”，大小標題均系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

劉統（1951年9月1日—2022年12月21日），出生于北京，“文革”中老三屆。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大校軍銜；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長期從事歷史地理、中共黨史與戰爭審判研究，出版著作數十種。代表作有《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始末》《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歷史的真面目》，以及“解放戰爭系列叢書”《決戰：東北解放戰爭》《決戰：華東解放戰爭》《決戰：中原西南解放戰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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