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金超：美國總統與美聯儲，一部恩怨情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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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西京研究院發表的第851篇文章，趙建院長的第786篇原創文章。 如需閱讀近期“中國資產重估”系列文章《趙建：我們又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時代的錯誤不能再犯》（上、中、下）全文版，并觀看私域直播及參與內部交流，請加入我們的內部會員。

前言

特朗普與美聯儲的降息博弈牽動市場神經，7 月 CPI 數據暫緩和了雙方分歧，卻難掩深層矛盾。

這場交鋒并非孤例，百年間美國總統與美聯儲的角力不斷，核心始終圍繞美聯儲獨立性—— 這既是美元信用的基石，也是政治與貨幣紀律的博弈場。

本文回溯歷史，解析美聯儲獨立基因的由來、制度保障及歷次沖突啟示，為看清當前金融走向、調整資產配置提供關鍵視角。

正 文

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就對拿著專業獨立性說事的幾個政府部門不滿，其中最為不滿的恐怕就是掌控世界貨幣與金融命運的美聯儲。特朗普已經在多個場合對美聯儲及其主席鮑威爾橫加指責，抱怨其不盡快降息，甚至揚言要炒掉主席鮑威爾，只無奈美聯儲的獨立性受到法律保護，大總統也不能為所欲為沒有規矩。不過投資者對兩人的恩怨情仇倒是樂此不疲，時不時圍繞著降息概率和兩者的關系進行交易，市場波動性陡然升高。

隨著美國7月CPI數據的公布，局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天平開始向降息概率大幅增加傾斜。7月美國CPI同比上漲2.7%，低于預期的2.8%，核心CPI同比雖達3.1%但未加速惡化，使得聯儲鴿派預期明顯得到強化。數據公布后，市場對美聯儲9月降息概率的預期飆升至超90%，更預期年內降息幅度或達到甚至高于50基點。可以說，7月美國的通脹數據有點“鬼使神差”、“恰逢其時”，暫時緩和了特朗普與鮑威爾之間的分歧，雙方都有了臺階可下。加上順應了市場，可以說是皆大歡喜。

可以預想，未來一段時間金融市場的走向，將繼續圍繞著美元降息的節奏展開。而美元降息的節奏，當前來看又取決于特朗普與美聯儲的博弈。好戲才剛剛開始。而要看清楚這場戲的“后果”，有必要回頭看一下它的“前因”。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最近一百年的歷史上，美國總統與美聯儲之間的明爭暗斗、恩怨情仇，絕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一、美聯儲獨立性：美元信用的核心支柱

美元信用的實質是制度信用，美聯儲獨立性保障了美元價值的可預期性，使全球愿意持有美元資產。獨立性受損意味著美元將從全球“價值錨”轉化為國內“政治籌碼”，其信用根基必然松動。若美聯儲獨立性喪失，淪為政治工具，那美元信用將隨之崩塌，世界儲備貨幣多元化進程將加速，美元全球公共品屬性也將隨之逐步瓦解。聯儲獨立性的重要性也可從歷史教訓與市場反饋兩方面得以體現。

（一）歷史深刻教訓

1971年尼克松施壓美聯儲主席伯恩斯維持低利率，導致1973-1982年“大滯脹”，峰值時通脹高達15%，失業率超過10%，美元指數暴跌30%。而沃爾克自1979年開始，頂住政治壓力，大幅加息治理通脹雖引發了短暫衰退，但卻重塑美元信譽，也奠定了1980年代美國經濟繁榮的基礎。

（二）市場自有公論

2025年4月特朗普威脅罷免鮑威爾后，美元指數在其上任后百日下跌9%，投機性空頭倉位創歷史新高。德意志銀行測算，若鮑威爾被強行撤換，美元24小時內或暴跌3%-4%，美債收益率飆升30-40基點。這種敏感性源于市場對政治干預的深度恐懼——土耳其央行2024年因總統干預降息后，里拉單月貶值30%也是很好的明證。

二、美聯儲的成立背景與制度演進：獨立性的歷史基因

美聯儲1913年的誕生，是美國對金融自由化代價的反思，成立法案的起草者清醒認識到，若貨幣政策受短期政治裹挾，央行將重蹈此前覆轍。首任主席哈丁更是直言：“我們的使命是抵御通脹與通縮的瘟疫，而非取悅政客”。

可以說，美聯儲的制度設計深刻烙印著歷史教訓與文化基因：一是歷史創傷，1836年第二合眾國銀行關閉后，美國陷入80年無央行狀態。1893年金融危機導致500余家銀行倒閉，1907年海因茨投機案引發連鎖擠兌，J.P.摩根被迫私人注資2500萬美元救市。這些危機都暴露了分散銀行體系的最大弱點，缺乏最后貸款人機制，在沒有制度性兜底的恐慌螺旋中，流動性危機會頻繁發生。

二是文化基因，美國政治傳統中對集權的恐懼根植于建國歷程，這不僅體現在國家治理的三權分立以及聯邦與州的分權制衡，也體現在對資本控制全國金融命脈的恐懼上。這種文化就催生了美聯儲的獨特架構：分權制衡，12家地區儲備銀行分散治理權力，避免華盛頓集權；公私混合，儲備銀行由會員商業銀行持股，既吸納市場經驗又防范財閥壟斷；超長任期：理事會14年任期錯配跨越多屆政府，確保政策連續性；表決權多元化，FOMC12票表決權中，7票屬于聯儲理事，紐約聯儲行長永久占1票，其余4票由11家地區銀行行長輪值，既防止行政權壟斷，也規避了地方利益的挾持。

為了保證機制設計獨立性的落實，美國隨后在法律保障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機制建設，構成了美聯儲獨立性的四重防火墻，建立了抵御政治干預的硬性屏障：

1，人事任免隔離

根據《聯邦儲備法案》第10條，總統僅能以“瀆職或重大過失”罷免理事，政策分歧非合法理由。1935年最高法院在“漢弗萊執行人案”中明確：總統不得因政策理念不合，解雇聯儲官員。鮑威爾任期至2026年5月，特朗普即便威脅，目前也無法提前對其解職。

2，財政-貨幣隔離

《1935年銀行法》禁止美聯儲直接購買國債（即財政赤字貨幣化），政府融資需通過公開市場操作。2020年疫情期間，財政部需設立SPV（特殊目的實體）承接企業債，再由聯儲間接購買，正是基于此法律隔離。

3，司法克制

美國法院對聯儲專業決策保持司法克制。1984年“雪佛龍案”確立原則：當法律條文模糊時，應尊重行政機關的專業解釋。2022年第五巡回法院在“得州訴美聯儲案”中，也駁回了對加息的訴訟，認為貨幣政策屬于聯儲專業裁量權，法院無權以經濟偏好替代技術判斷。

4，資金自給

美聯儲運營依賴持有證券利息及銀行服務費，同時還會向財政部上繳利潤。這種自籌資金模式規避了國會撥款可能帶來的政治挾制，確保政策自主性。

三、歷史沖突啟示錄：政治周期與貨幣紀律的百年博弈

回顧美聯儲的百年歷史，其與總統的政策沖突并不少見，尤其是在外部戰爭、總統換屆等時期發生的最多，本質是反精英主義與技術官僚的沖突、是短期利益與長期穩定的沖突、是政治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沖突。

比如，1965年約翰遜總統要求美聯儲維持低利率，以支撐越戰財政支出時，聯儲主席馬丁與總統約翰遜間爆發的矛盾。

1972年，尼克松為贏得連任，要求美聯儲維持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由于私人原因及國內外政治因素，時任聯儲主席伯恩斯最終選擇妥協，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971年的9%降至1972年的3.5%，貨幣供應量激增。寬松政策最終雖助力尼克松連任，但卻很大程度上引發了1973年石油危機后的惡性通脹，美國陷入了十年滯脹期，美元兌黃金體系徹底瓦解。

1980年代初，沃爾克為抑制大通脹，大幅加息并緊縮銀根，聯邦利率一路從11%飆升至超20%，并引發了經濟的階段性衰退。而1982年，里根政府為贏得連任，十分需要經濟復蘇，所以對美聯儲政策強烈譴責并抵制，甚至策動企業界施壓，強迫美聯儲降息。但沃爾克最終頂住了壓力，使得通脹隨后很快從近15%降至3%，奠定美國十年繁榮基礎。

2018年以來，特朗普為保持經濟增速，降低債務成本并贏得連任，多次與鮑威爾爆發政策觀點沖突，甚至以解雇相威脅，對鮑威爾進行人身攻擊與公開羞辱。而鮑威爾則堅守《聯邦儲備改革法》規定的通脹與就業“雙重使命”，拒絕為短期政治目標犧牲經濟穩定，并援引《聯邦儲備法案》抵抗總統壓力。雖然鮑威爾成功抵制住了特朗普的政治脅迫，但美聯儲獨立決策機制的順暢性已遭遇了系統性侵蝕。

對于政府與美聯儲之間的矛盾，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一是時間維度錯配：總統關注4年選舉周期，需短期經濟數據鞏固選情，降低執政難度。聯儲則專注超10年經濟周期，十分警惕政策反復引發的信譽損耗，深刻擔憂重蹈歷史覆轍。

二是債務貨幣化誘惑：美國國債規模達36萬億美元，利息支出已超國防預算成為第二大支出僅次于社保支出。而每當國債/GDP比率超過100%，總統干預央行政策要求降低融資成本的沖動就會顯著上升，這實為延緩債務危機爆發的政治策略。

三是美元全球公共品與國內政治的沖突：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要求美聯儲兼顧國際金融穩定，而總統作為本國政府首腦最優先回應的是本土民粹訴求，維護美元全球公共屬性的要求則相較更靠后。

回看當下，CPI數據緩和與降息預期增強，雖為鮑威爾與特朗普的矛盾提供戰術緩沖，但根本性分歧未解。美聯儲獨立性作為美元信用的制度基石，其存續不僅關乎美國經濟穩定，更是全球金融體系公共品可持續性的關鍵保障。從美聯儲百年歷程看，政治干預央行之日，往往也是貨幣信用塌陷之時。若聯儲獨立性防線失守，淪為政治為所欲為的工具，美元的國際信用以及基于其上的整個金融資產系統都將會遭到毀滅性打擊。從這個意義上，投資者的資產組合中美元資產的比重需要進行調整，多元化配置仍然是應對這個動蕩不安世界的有效對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