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掉富士康！鄭州砸300億搞大事

被富士康 “綁定” 了十余年的鄭州，這次直接使出的最狠一招 。

砸300億巨資布局高世代面板！近日簽約落地的惠科光電項目，一旦建成年產值將破 500 億，不僅是鄭州千億光電顯示集群的 “定盤星”，更是其供應鏈破局反擊的重要籌碼。

誰能想到？曾將80%外貿攥在單一企業手中、加工貿易占比超7成的鄭州，如今竟用一塊車載面板重構產業邏輯——不與重慶成都合肥拼消費電子規模，發力車企專屬配套。

這背后，是鄭州的清晰野心：以惠科補全汽車供應鏈為起點，借比亞迪百萬輛產能沖擊全國新能源汽車 “第一城”，再引玻璃基板、驅動 IC 企業集聚，推動電子信息產業破萬億，形成 “新能源+高端制造” 的自主產業生態。

從“代工之城”到“鏈主之城”，這塊面板不只是鄭州產業基因的改寫者，更是中國加工貿易城市 “從依附到自主” 的轉型范本。

鄭州：加工貿易的“低附加值死循環”

洞見產業先機，傳遞智庫思想

過去四年，富士康的產能外遷像一場 “產業地震”：鄭州手機產量較巔峰時直接腰斬，經濟增速比全國水平低 3.5個百分點。鄭州這座被 “富士康依賴” 捆綁了十余年的城市，站在了代工模式的懸崖邊。

回溯往昔，富士康在2010年的落戶，曾是鄭州經濟發展的一記 “強心針”。當年9月16日，富士康鄭州廠區破土動工，憑借驚人建設速度，2011年便迅速投產，讓鄭州一舉躍升為全球舉足輕重的手機生產基地，當年產量達 2445 萬臺。

此后產量一路高歌猛進，2014 年首次破億，2017年更是接近 3 億臺，彼時鄭州富士康占全球iPhone 產量近 40%，“全球 7 臺手機就有一臺產自鄭州” 的盛景，無疑是這座城市的高光時刻。

這份繁榮對鄭州的重塑立竿見影：此前鄭州以傳統制造、資源產業為主，電子信息產業近乎空白，經濟活力和外向度欠佳；

富士康扎根后，不僅填補空白，更以 “代工 + 協同” 模式吸引 200 多家配套企業集聚，推動 GDP 從 2010 年 4000 億元（全國第 22 位），躍升至 2021 年 1.27 萬億元（全國第 16 位）。

外貿進出口更是 “一步登天”：

2010 年鄭州全市進出口總額為 51.6億美元，富士康落戶次年便飆升至 358.3 億美元，2021年更是高達924.2億美元（5892.1 億元），創歷史紀錄，十年間增長近 17 倍。

河南也借此連續 10 年排名中部外貿第一、連續 5 年位居全國前10 位，徹底打開了外向型經濟的局面。

據2019年統計，鄭州富士康以 316 億美元出口額登頂全國；2021 年其出口占鄭州全市 82%，遠超太原、成都等城市 30% 的依賴度，“單企撐外貿” 格局全國罕見。

河南省政府2023年1月發布數據印證這點：富士康進出口額約占全省進出口總額 60%，占鄭州市進出口總額 80%，成為拉動當地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力 。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過于依賴富士康這樣的代工型企業，讓鄭州經濟發展暗藏巨大隱患。

受地緣政治沖突、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疫情等多重因素沖擊，全球供應鏈格局悄然生變，富士康出于戰略考量，在印度、越南等地新建工廠，轉移部分產能。

2017 年巔峰后，2018-2019 年產量降幅超 30%，2020 年疫情再降三成；2024 年手機產量較頂峰縮減超 50%，手機出口占比從 2021 年 54% 跌至 38%，富士康在鄭州產業鏈中加速邊緣化。

2020-2024年鄭州市進出口總值

經濟增長數據也因此蒙上陰影，2024 年鄭州GDP 較 2021 年僅增長14.5%，低于全國同期增幅3.5個百分點；同期外貿進出口下降 5.53%，低于全國17.6 個百分點。

河南更是在2024 年被安徽超越，痛失 “中部外貿第一省” 地位，GDP 排名也被四川反超，滑落至全國第六。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鄭州經濟長期被加工貿易“綁架”——加工貿易占比超7成，這種過度依賴單一模式的結構，讓城市始終停留在微笑曲線最底端，發展與國際市場價格差的穩定性關聯密切。

賺取的僅是微薄加工費，核心零部件完全依賴外部采購，缺乏自主研發與創新能力，甚至連手機面板都要從外地調運。

一旦外部訂單流失、核心企業產能轉移，經濟發展便如無根之萍，陷入 “訂單來了就繁榮、訂單走了就停滯” 的低附加值死循環。

鄭州新能源汽車的“配套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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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沒有沉淪。當多數人以為它會困在手機代工的死循環里時，這座城市卻借著新能源汽車的東風，完成了一場漂亮的絕地反擊。

誰能想到？鄭州的逆襲，恰恰踩準了新能源汽車最關鍵的 “爆發窗口期”—— 這一產業已穩穩接過房地產的 “接力棒”，成為中國經濟又一個10 萬億級支柱產業。

新能源汽車產業不只是汽車制造的單點升級，更像一條 “產業紐帶”，把能源、交通、電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領域牢牢串聯，形成了比消費電子更龐大、更具抗風險能力的生態網絡。

更重要的是，新能源汽車的 “智能電動化” 革命，徹底打碎了燃油車時代的 “技術鐵壁”：過去造乘用車必須突破的發動機、變速箱技術壁壘，如今被智能座艙、車載電子、電池管理系統取代。

這種規則重構，最先改寫的就是中國汽車產業的城市版圖 —— 深圳、合肥、西安、長沙、常州等昔日 “非傳統汽車城”，憑借對新賽道的快速響應，迅速崛起為新能源汽車之都；而那些依賴傳統燃油車制造的基地，卻不得不面臨產能過剩、洗牌出局的巨大壓力。

而這，恰恰給了沒有乘用車根基的鄭州 “換道超車”的絕佳機會。

畢竟，比起房地產的地域局限、手機代工的訂單依賴，新能源汽車的產業鏈重構，第一次讓鄭州有了 “從零到一” 掌控產業主動權的可能。

要知道，燃油車時代的鄭州，即便手握宇通客車這樣的商用車龍頭，也始終擠不進乘用車強市陣營，只能眼睜睜錯過市場紅利；但在新能源賽道上，它終于不再 “被動跟隨”，而是主動按下了 “加速鍵”。

鄭州的行動步步清晰：2021年簽約比亞迪錨定轉型，2022 年提出打造新能源 “第一城”；2023年比亞迪基地投產，年產20 萬輛助其躋身全國前十；2024 年基地單產54.5萬輛，帶動全市產量較 2021 年暴漲16.2倍。

這份 “三級跳” 成績單，不僅改寫鄭州產業格局，更推動河南 2024 年汽車產量破 140 萬輛，首次躋身全國汽車產量十強省份。

但鄭州未止步于 “造整車”，更不滿足 “比亞迪帶配套” 的表面繁榮：一方面，深圳靠比亞迪自研電池、電控，合肥引蔚來后布局電池、芯片上游，兩地均以 “垂直整合核心環節” 握穩主動權，為新能源強市樹立標桿；

另一方面，鄭州有過往代工依賴的教訓，如今雖有比亞迪帶配套，核心部件與技術標準仍由車企主導，本質仍是 “被動配套”。

要破局，就需學深圳合肥模式，掌控關鍵核心部件實現 “主動控鏈”，顯示產業正是其關鍵抓手。

智能電動化下，汽車已成 “移動智能終端”：高端新能源車搭載 5-8 塊屏，車載顯示占智能座艙成本超 15%，且這一領域能承接鄭州過去手機代工的電子信息基礎。

于是，惠科300億面板產線成了 “定盤星”：不跟重慶、成都拼消費電子顯示，不隨合肥、武漢搞全場景布局，只錨定 “新能源汽車專屬配套” 且要 “有主動權”。

隨著惠科落地，玻璃基板、驅動 IC 等上游企業也會陸續跟進—— 鄭州新能源汽車的 “顯示供應鏈閉環” 正加速形成。

這背后，是鄭州清晰的算盤：以顯示產業為抓手，既補上新能源車核心部件的短板，把供應鏈主動權從 “車企端” 拉回 “本地端”；又帶動電子信息產業向 “高端顯示制造” 升級，最終實現 “新能源汽車+顯示產業” 的雙向賦能，徹底筑牢 “鏈主之城” 的根基 。

這一次，鄭州要的不只是 “產業繁榮”，更是 “產業安全”。

就連 “老朋友” 富士康，也成了這場轉型的配角：去年河南與富士康的新合作，不再是低附加值的 “手機組裝訂單”，而是聚焦電動車整車、儲能電池等新能源領域 —— 這一轉變更印證了鄭州的產業主動權。

過去是鄭州圍著富士康的代工訂單轉，如今是富士康跟著鄭州的新能源新賽道走，徹底扭轉了 “單一企業主導城市產業” 的舊格局。

不過從 “全產業鏈自主” 看，鄭州仍有短板：當前本地動力電池以比亞迪系（鄭州弗迪電池）為主，缺乏非比亞迪系本土企業。作為占新能源車成本 30%-40% 的 “命脈部件”，若長期依賴單一供應，仍存類似富士康依賴的被動風險。

因此，鄭州可依托河南南陽鋰礦等資源，吸引外部電池龍頭落地，同時扶持本地企業切入電池材料環節，并聯動宇通等車企形成多元需求，進一步完善供應鏈安全布局。

唯有如此，鄭州才能真正從 “代工之城” 蛻變為經得起波動的 “鏈主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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