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拾遺：外國觀察家眼中的古代泉州

泉州的特殊之處，在于其歷史和經濟地位的多次振蕩。從盛唐到兩宋，這座剛剛崛起的港口城市已經歷過第一輪盛衰。隨后又在元朝至明朝之間，迎來更加跌宕起伏的第二輪轉折。這里不僅是海洋文明抵抗大陸的橋頭堡，也是中原人嘗試睜眼看世界的絕佳窗口。

正因如此，泉州曾被外國訪客譽為“世界第一大港”，卻在后來的沿革大潮中悄然落寞。

穆斯林眼中的必經之路（9-10世紀）

直到南北朝后期泉州還不是什么重要地方

起初，泉州的地位并不緊要，只是南朝后期的某個水軍基地。到8世紀初才正式建城，逐步吸引包括穆斯林在內的廣大胡商進駐。換句話說，難以比肩同期的廣州、福州與揚州，連晚唐階段的寧波和上海都較之略勝一籌。

然而，命運的天秤很快傾倒下來。由于黃巢之亂肆虐各地，尤其是公元879年的廣州大屠殺，距離最近的泉州應聲鵲起。加之技術進步和航海理念更像，讓番邦商賈不必以珠三角為中轉站，即可直接到閩南水域下錨。甚至反過來，先到泉州落腳，再按需求輾轉至廣府活動。

黃巢起義間接促成泉州港崛起

于是，在9-10世紀的穆斯林眼中，泉州已是一個必須提及、無法省略的停泊之地。

例如波斯學者胡爾達茲比赫，曾在自己編制的《道里邦國志》中寫道：從漢府（廣州）至漢久（泉州）八日程……諸港皆臨大河，潮汐可至，海舶直入城下。

類似黑石號的穆斯林商船從唐末起頻繁光顧泉州

另有阿拉伯馬蘇第，在作品《黃金草原》中標注：從尸羅夫（Siraf）出航，經故臨（Kulam，今奎隆）、婆魯師（Fansūr，今蘇門答臘Barus），再經占婆（Champa），可抵中國之刺桐（Zaitūn）與廣州。

不過，泉州的這輪時運僅僅維持到10世紀結束，就因宋軍南下而受到限制。從表面上看，港口規模獲得擴大，市舶司建立更是對貿易稅收的政策性肯定。一個名叫趙汝括的吏員，甚至能在閑暇之余，寫出記錄海外風情的《夷狄志》。但內部貨幣政策的不穩定，造成嚴禁銅錢外流的限制政策，直接傷害到貿易交涉。最后反噬港口本身，形象蕭條、萎靡等衰敗景象。

到兩宋時期泉州的地位已無法被撼動

世界第一大港（13-14世紀）

泉州的真正頂峰無疑是蒙元時代

公元1277年，作為本地實力派的蒲壽庚家族，放棄南宋而轉投蒙元懷抱。于是，泉州的國際港身份觸底反彈，常住人口首次超過45000規模。盡管這輪復興只持續百余年時間，卻因幾位著名訪客的記錄而被歷史所銘記。

首先是大名鼎鼎的馬可波羅，在夢幻般的游記中對泉州大加贊揚：

離福州后,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地騎行五日,則抵刺桐城,城甚廣大,隸屬福州。此城臣屬大汗，居民使用紙幣而為偶像教徒。應知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運載香料及其他一切貴重貨物咸蒞此港。是亦為一切蠻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議,然后由此港轉販蠻子境內。

我敢言亞歷山大或他港運載胡椒一船赴諸基督教國,乃至此刺桐港者,則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稅課,為額極巨。凡輸入之商貨,包括寶石、珍珠及細貨在內,大汗課額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貨值百取五十。

馬可波羅見證到泉州繁榮貿易的開頭

其次是基督教傳教士鄂多立克。他的筆記往往只關注宗教事物，很少涉及其他事物，依然對泉州當地的異教規模感到贊嘆。若是沒有強大經濟基礎，這番景象恐怕根本不會出現。

最后，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也對泉州印象深刻，在《游記》留出相當篇幅：

我們渡海到達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這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織造的錦緞和綢緞，也以刺桐命名。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訓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這個港口是一個伸入陸地的巨大港灣，以至與大江會合。該城花園很多，房舍位于花閌中央。

我們搭乘近似我國戰艦的船只沿河出發、這種船只是劃漿人都站在船中心劃漿，乘客則在船首和船尾。全船上搭有遮棚，是用當地出產的一種似麻非麻而比亞麻細致的植物編織成的。

伊本白圖泰見識過泉州繁榮貿易的終點

然而，泉州的第二段高光時刻，還是在不久后被戛然而止。先是伊司馬儀之亂的屠戮，接著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將嚴重依賴外貿的城市經濟摧殘殆盡。

只留下具有象征意義的市舶司，專門接洽琉球方向的朝貢事物。至于利潤更大的南洋和日本方向，則按計劃制定給廣州與寧波分攤。

15世紀 歐洲手抄本里的泉州插圖

寧靜的海濱城市（公元16-世紀）

明初泉州只剩下市舶司維持少量貿易

公元1473年，本已蕭條的泉州又遭重擊。明朝當局一紙調令，將市舶司遷往省會福州，從而形成軍政經層面的三領域壓制。同時，冒險出海的閩南私商，為安全考慮退居漳州。

于是，夾在兩者之間的泉州，只能依托老本茍延殘喘。哪怕熬到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西風與東風再度匯聚于福建，泉州已無機會進行對接。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眼里，當地只剩下規模尚可的城市建筑，而無值得稱道的交易市場。

明朝時期的泉州城地圖

譬如曾被明軍俘虜的葡萄牙人伯來拉，就在回憶性質的《中國報道》中寫道：

泉州的街道,及我們在別的城市看到的街道，都相當平坦、又大又直,使人看來驚羨。他們的房屋用木頭構造,屋基例外。那是用石頭作地基,街的兩邊蓋有波形瓦,下面是接連不斷的廊子,供商販活動,街道寬到可容15人并排騎行而不擠。

當他們騎馬行走時，必須穿過橫跨街道的牌樓。牌樓是木結構,雕刻成各種式樣，上蓋的是細泥燒的瓦。在這些牌樓下,布商叫賣他們的小商品,他們要站在那里抵御日曬雨淋。富紳在他們家門口也有這些牌樓，盡管其中一些修得不及另一些雄偉。

近代歐洲人眼里的泉州早已不復往昔

稍后，隨使團造訪福建的西班牙人拉達，也在《出使福州記》里留有這么一段：

我們所在的泉州城有五萬多人戶,不包括那些住在城郊的，城郊多而大。城市四周有石頭筑的高墻圍繞，還有一座十分出名的橋,六百多步長,整個齊整地鋪以石板,每塊二十步長，一個半瓦拉(varu)厚,或多點少點不準。

值得一提是，兩位作者都對同時代的福州印象更深刻。乃至對漳州褒獎更多，書寫篇幅明顯多于泉州。

明末清初的福建省地圖

總結

今日的泉州風景

時至今日，泉州依然被許多外人所詬病，認為其重視歷史功績多過現實困境。但考慮到地區發展的經濟特性，以及相當特殊的前沿位置，這類思維層面的掙扎應該被理解與包容。至于所謂的港口淤積造成衰敗，其實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才暴露出來，與久遠的古代毫無必然聯系。

當然，每座城市的興衰交替，總繞不開天時地利人和的悲歡離合。泉州歷史上的兩度潮起潮落，不過是表現的更為戲劇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