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 鍛煉的倫理

（轉載自財經雜志）

文｜卡爾·塞德斯特倫 安德烈·斯派塞

“我們最重要的通貨不是時間而是精力。讓人們晝夜不停地工作很容易。人們心甘情愿。你必須與生物本能做斗爭。”一位資深投資銀行家這樣描述他的職場氛圍。和他的同事們一樣，他每周要工作120個小時，睡眠時間很少，幾乎所有的身體需求都由公司滿足。

在對幾百名投資銀行從業者進行了為期九年的跟蹤調查后，米歇爾發現這些員工在應對工作要求方面呈現一種驚人的共通模式。在工作最初的三年里，投資銀行從業者將自己的身體視為障礙，為了跟上繁忙的工作日程必須克服障礙。一位受訪者描述了他怎樣“用盡一切辦法麻痹自己的身體，以免它礙事”。克服肉體軟弱性的嘗試在一段時間內有效，但到了工作的第四年，投資銀行員工的身體開始反擊。

之前溫和有禮的人，現在會突然大發雷霆。一位受訪者描述：“我沖向出租車，但車門還鎖著。司機想打開車門，但我一直在拉門把手，所以他打不開。我暴怒，瘋狂地敲車窗，沖那個家伙破口大罵。”另一些人描述了難以克服的麻木感、對食物和色情制品的沉迷，以及推卸對親友的責任。到了第六年，還留在投資銀行的員工不再逼迫自己的身體屈服。他們發現了一種新方法，他們“傾聽自己的身體”，把身體當成“值得信任的朋友”。與身體和諧相處的人能繼續忍受苛刻的工作條件。

需要努力保持精力充沛和工作效率的并不只有投資銀行員工。米歇爾指出，很多行業都要求從業者必須有極致的工作表現，人們一般通過剝削或強行控制自己的身體做到這一點。她提到的行業包括高風險的金融工作、醫院的醫療工作、軟件工程、咨詢行業、法律行業、學界、藝術界、精英運動員。但被強迫忽視身體基本需求的不只是這些社會地位相對高的從業者。很多從事日常服務行業、制造業和農業的人，同樣常態化地超安全負荷工作，連睡眠這樣的基本需求也會被剝奪。

在《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書中，作者喬納森·克拉里指出，睡眠是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最后的障礙之一。睡眠領域此前一直未被卷入無情的工作要求之中。然而隨著各種創新，從19世紀初城市的工業照明到當代社交媒體和莫達非尼等提升效率的藥物，睡眠的空間遭受了穩步侵蝕。不僅是少數處于特權地位的投資銀行業者，更大的人群同樣處于持續的清醒狀態。

“永遠精力充沛”會帶來挑戰。正如我們從米歇爾的研究中看到，最重要的一項障礙就是身體。雖然頭腦可能想要克服睡眠等自然障礙，但身體會反擊。這是全天無休資本主義中主體面臨的核心挑戰：與生產力的敵人（即自己的肉身）做斗爭，像投資銀行從業者一樣訓練自己的身體。例如，改變飲食習慣、每周兩次“舉鐵”、保持精神集中并深呼吸、想象極致表現時刻的畫面，以及安排“放松時間”重新與深層的使命感建立聯系。《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認為，這樣做之后，企業管理人員就能“在身體、心理、情感和精神上都感覺到強大和堅韌，并以更熱情的態度和更高表現水平工作更長的時間”。

很多公司都追隨了這種趨勢，并鼓勵員工追求極致表現狀態。蘭德公司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擁有50名以上員工的雇主中，有超過一半提供職場健康計劃。

另一項調查發現，《財富》200強企業中，有70%提供員工健康計劃。全美雇主每年在此類計劃上的總支出約為60億美元。員工健康計劃之所以越來越普及，部分原因在于它們經常與員工的醫療保險掛鉤。為了得到醫療保險，員工必須參加健康計劃。此類健康計劃通常包括飲食小組、飲食咨詢、提供健康食品的自助餐廳、工間操、公司內部的健身房和戒煙等內容。這些健康計劃的關注點都是員工身體。

另一種與健康相關的新興管理風潮是步行會議。

科技行業管理人員尼洛費爾·麥錢特在TED演講中警告：“久坐已成為我們這代人的有害習慣，就像上一代人吸煙一樣。”她指出，我們每天坐著的時間非常久，這對健康造成了負面影響。為了對抗這種影響，建議商務人士應該“干掉會議室”，轉而選擇“邊走邊聊”。

新型辦公設備中又出現了進一步模糊工作與鍛煉之間界限的東西：跑步機辦公桌，以及與之類似的動感單車辦公桌。跑步機辦公桌讓員工可以保持在辦公桌前工作同時，用較慢的速度行走。谷歌、微軟、凱悅、萬豪等公司都采購了這種工作桌兼健身器材。它們得到了很多在家辦公的自由職業者的歡迎。

動感單車辦公桌是一項類似的發明，其目標用戶是具有生態意識的潮流人士。紐約州一家名為“踏板之力”的創業公司發明了一種動感單車辦公桌，用戶在辦公和鍛煉的同時，還能為筆記本電腦發電。

從職場健康計劃到跑步機辦公桌，這些措施從表面上看都相對無害。它們似乎是合理的方式，可以幫助久坐不動的人保持苗條、健康、高效。但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觀察這些讓職場更健康的嘗試，就會發現這些措施并不只是為了創造更健康、更快樂、更高產的勞動力。事實上，健康計劃的收益往往被大幅高估。一項研究指出，健康計劃的參與者占全民的比例有限，參與者獲得的健康狀況改善相對來說并不明顯。另一項美國研究表明，雖然雇主通過員工健康計劃節省了一些成本，但這往往是通過將醫療支出轉嫁給那些更有可能生病的人（也就是窮員工）來實現的。

如果職場健康計劃的實用效益尚不明確，那么如此多的企業熱衷于推動員工在公司鍛煉可能還有其他原因。一種解釋是，讓員工定期參加健身活動有助于企業塑造員工團隊。比起實現生產力目標，發明跑步機辦公桌更大程度上是為了生產一名理想的員工。這建立了一種穩固可信的聯系，讓人們認為愛運動的員工就是生產力高的員工。吸煙、超重或不愛運動的人自然被視為工作不積極、效率低下的人。

當工作變成鍛煉，鍛煉變成工作的一種形式時，我們發覺那些之前彼此獨立活動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一邊散步一邊討論預算，在辦公桌前騎自行車，甚至在午餐時間去沖浪，所有這些時刻都是休閑與勞動的融合。

工作不僅沒有成為我們保持身體健康的障礙，反而成了我們可以用來保持健康的時間和場所。與此同時，鍛煉也成了一種勞動，保持理想化企業工作者體型的勞動。

瑞典卡車制造商斯堪尼亞公司做了一項非常有趣的實驗，旨在打破工作與非工作之間的界限。米卡埃爾·霍爾姆奎斯特和克里斯蒂安·馬拉維利亞斯在對這家公司的研究中記錄了該公司實施的“24小時員工”政策。這項政策表示，“斯堪尼亞關心員工的工作和生活。我們致力于幫助員工生活得更健康。我們對員工的關心照顧不會隨著員工下班而終止。”該計劃包括多種職場健康措施，例如為員工提供健身設施、進行“午餐散步”。

此外，還有更多旨在培養健康員工的配套措施。一位負責推廣健康措施的員工承認，公司“無法命令員工合理飲食”。

然而，他們可以制定被研究人員稱為“具有深遠意義的規范，不僅規范員工應該怎樣工作，還規范他們怎樣生活、怎樣與自己相處才能保持健康和高效”。

這些措施可能看起來具有侵略性，但出人意料的是，很多員工都認為這是一個提升自我的好機會。斯堪尼亞計劃的一位參與者告訴研究人員：“在這個全球金融危機造成人們紛紛失業的時代，你需要保持健康。健康檔案可以幫助你做到這一點。”對他來說，健康是一種失業保險，使他可以保持作為一名員工的吸引力。

這種自我提升工作的一項顯著特征是它永遠不會被完成。齊格蒙特·鮑曼在《流動的現代性》書中指出：“追求健康就像追逐一只你無法在追到之前描述的獵物。你無法確定是否真的追到了獵物，卻總有理由懷疑自己還沒追到它。圍繞追求健康組織起來的生活會帶來很多短期目標的勝利，但永遠不會有最終的勝利。”因此，企業為員工安排的鍛煉計劃永遠不會停止。

步行會議結束后，你回到跑步機辦公桌前，晚上還有更多的鍛煉要做。健身需要持續不斷的努力，尤其是當人們需要準備迎接未來不確定性挑戰時。

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如鮑曼寫道，健身產生的體驗是一種“永恒的自我審視、自我譴責和自我貶低，以及持續不斷的焦慮”。

這種持續不斷的焦慮并不局限于在車間或在公司園區的步行會議。哪怕下班之后，公司不再密切監視著你的時候，這種焦慮也會繼續。

鑒于成為理想員工與健康之間的深入關聯，可以說工作倫理已被鍛煉倫理取代。我們現在邂逅的不再是致力于無休止工作和節儉生活的新教工作倫理的俘虜，而是致力于持續鍛煉和健康監測的企業運動員。

信奉新教倫理的19世紀企業家用艱苦的工作來逃避一個可怕的問題，即“他們死后是否能上天堂”；今天的企業運動員則用鍛煉身體來逃避另一個可怕的問題，即“他們是不是那種積極活躍、精力充沛，對他們的公司有吸引力的員工”。現在人們不再以勤奮工作作為進入天堂的代價，而把鍛煉身體作為進入今日塵世天堂——持續就業狀態——的代價。

（本文摘自《健康綜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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