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他一共獲得過23枚奧運金牌，是歷史上獲得奧運金牌最多的運動員，他就是曾經制霸泳池的傳奇——邁克爾·菲爾普斯。
（菲爾普斯）
但是，恐怕沒多少人知道他是為什么開始學游泳的。
菲爾普斯小時候被診斷為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在課堂上很難安安靜靜待著，總是閑不住，有著使不完的精力，注意力也很難集中。
父母想找個途徑讓他消耗過剩的精力，正巧菲爾普斯的兩個姐姐都在學游泳，于是也把他送去試試。
結果，水下的節奏感和單一專注的環境，反而讓他能夠進入“超專注”狀態，這也讓他發現了自己的天賦，在游泳這條路上收獲一個又一個成果，直到23次站上奧運會的領獎臺。
用他自己的話說：“ADHD讓我精力充沛，但游泳給了我方向。”
（小時候的菲爾普斯）
其實，曾被確診ADHD的名人還不止菲爾普斯一個。
理查德·布蘭森，英國維珍集團的創始人，他在學校幾乎沒有耐心聽老師講課，成績也很差，他自己也多次談及自己可能有ADHD。
上學最后一天，校長曾跟他說：“你要么進監獄，要么成為百萬富翁。”
（小時候的布蘭森）
還真讓校長說對了，布蘭森后來做起生意來，他有著極強的冒險精神和快速決策能力，這讓他在創業之路上迅速打開局面，從唱片公司到航空領域，再到太空旅行和火箭發射，沒他不敢嘗試的。
他說：“我的成功不在于克服ADHD，而是學會讓它成為我的超級力量。”
（布蘭森和他創立的維珍集團）
還有《小王子》的作者安托萬·德·圣-埃克蘇佩里，他出生于一個貴族家庭，上學時偏科得厲害，理科成績好，文科成績卻很差，后來入伍，成為一名飛行員兼作家。
（飛行員兼作家圣-埃克蘇佩里）
圣-埃克蘇佩里也有ADHD的特質，這讓他對新奇事物極度著迷，對飛行、寫作、機械修理等都有興趣，而且能在各種興趣之間自由切換。
在寫作方面，他的文字浪漫細膩、充滿哲思，得到很多人喜愛。
不過，ADHD特質也給他造成了一些困擾，比如創作時注意力不能長時間集中，生活不規律，隔很久才能出版一本作品。
44歲時，圣-埃克蘇佩里在一次飛行中失蹤，留下的創作計劃沒能完成，《小王子》成為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書。
（暢銷世界的《小王子》）
說到這里，有人就要問了，這幾位名人患上的ADHD，到底是什么？
ADHD全稱是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是一種常見的神經發育障礙，可能影響兒童、青少年甚至成年人。
（ADHD，示意圖）
在中文里，ADHD經常被翻譯成“多動癥”，但這種翻譯并不準確，導致很多人對于ADHD的認知僅限于“多動、沖動”，這是一種認知偏差。
這種情況就讓一些人直到成年后，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經歷并不是源自所謂的“缺點”，而是ADHD的癥狀，也忽視了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現。
這種誤解尤其影響女性患者，因為她們更可能表現出注意力不集中，而非多動。
（ADHD，示意圖）
如果懷疑孩子可能有ADHD，家長朋友們不妨看一下這份ADHD初步自我篩查問卷兒童版（6-17歲），初步判斷一下。
如果您懷疑孩子有ADHD，或是孩子已經出現學業表現不佳、“好動”、無法專注、情緒起伏大等情況，但回答問卷后卻發現，您的答案里并沒有總出現“經常”或“總是”，這是怎么回事兒呢？
經過有中文背景的精神科醫生的觀察，華人家庭的小朋友在ADHD上的表現方式，常常與西方家庭的孩子不太一樣。
華人孩子在ADHD的表現上往往以注意力不集中為主，外顯的多動、沖動行為相對較少，這與中國家長和老師對“安靜聽話”的高要求密切相關，聽話、守規矩、安靜、成績好，才是“好孩子”的標志。
中國家庭極重視學業成績，然而ADHD最常影響的正是時間管理、作業完成度、長時間坐著學習的專注度等。中國家庭和學校普遍強調嚴格作息和高強度學業訓練，長期的結構化管理強化了對“多動”行為的抑制，卻也讓注意力缺陷更容易凸顯、學習效率更低，從而使ADHD主要表現為“難以持續專注”，而非“坐不住”。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有ADHD傾向的孩子很早就學會強行壓抑自己的沖動，表面看起來比較“聽話”，但其實內在注意力仍然分散、情緒積壓不表達、精神內耗更嚴重。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許多華人ADHD孩子在外表現“看起來沒那么多動”，但行為的結果表現總像個ADHD。
（ADHD，示意圖）
中國家庭重視“面子文化”，孩子從小被教育“不要丟人”、“別人怎么看很重要”，因此很多ADHD孩子學會了在外隱藏癥狀，在學校盡力忍耐，在社交中努力裝得“正常”，甚至有的家長更傾向于用體罰、批評或懲戒來糾正孩子的沖動行為，而非尋求專業幫助。
這種文化背景下，孩子即便在家里表現出明顯的多動，也會進一步壓抑癥狀的自然流露，但長期壓抑會造成情緒問題（隱性抑郁、社交焦慮）；
自我認知混亂，以為自己“笨”、“沒用”，在老師和家長的訓斥下尤為嚴重，甚至在學校的社交表現不佳，出現被霸凌的情況；
回到家后常情緒崩潰，但家長不理解，反而對孩子進行責罵。
而且，臨床研究表明，“安靜型ADHD”更常見于華人女生，也就是“注意力缺失型”，而非“多動型”ADHD。
在中國文化里，女孩更容易被要求文靜、順從、不打擾他人。
以往接診過的女性病人常常提到，在國內尋求診斷時，很多ADHD女生長期被忽視，醫生并不認為大部分“文靜”的女生有“ADHD”；
在學校，她們又被老師視為“慢、拖延、懶”，被訓斥，甚至被叫家長。
這些壓抑和生活中的力不從心在逐漸累積，常在青春期或大學階段才爆發，引發焦慮、抑郁、情緒崩潰等共病癥狀。
（ADHD，示意圖）
還有，在英國，華人孩子尋求精神科診斷時，與醫生的語言與文化差異也會影響診斷。
盡管ADHD的神經生物學基礎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但具體評估工具的標準，或量表的標準分在不同文化中并非完全等同。
英國的標準問卷在華人家庭中使用時，需結合對當地家庭和學校環境的理解，并警惕單純依賴問卷而忽視文化因素，否則容易出現“漏診”或“誤診”。
因此，在評估過程中，精神科醫生會與家長、教師深入溝通，了解孩子在中英雙重文化環境下的真實功能表現，才能給出最符合個體需求的診斷與干預方案。
（ADHD，示意圖）
在英國，ADHD不是一個“羞恥的異常標簽”。
越早診斷，越早介入，越可能幫助孩子減少情緒障礙、學業創傷與社交問題。
新學期就要開始了，如果家長朋友對ADHD話題感興趣，濟諾醫療將在倫敦特別舉辦一場兒科專場茶話會，與家長們面對面探討學齡兒童的成長與發展。
濟諾醫療的兒科團隊中，擁有有中文背景的資深醫生，更了解華人孩子的情況以及華人家庭的需求。
這是一次輕松的交流機會，家長們不僅可以獲取專業信息，還能與醫生和其他家長分享經驗，提前為孩子的新學期做好身心健康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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