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里的交融史：圍場多民族文化的印記

圍場地名充分反映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與交融。交往是形式，交流是內容，交融是本質，這一過程清晰指明了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正確道路。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間的和諧共處與共同發展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國家的繁榮。因此，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終是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務。

早在四五千年前，圍場就已有遠古人類活動的痕跡。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黑山口水庫附近出土了石鋤、石斧等簡單農具，證明這里曾經存在早期文明。隨后，在藍旗卡倫潘家店發現的七千年前巖畫，進一步印證了該地區人類活動的延續性。盡管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圍場主要是北方少數民族的游牧之地——殷商時稱“鬼方”，春秋屬燕，秦漢時歸漁陽郡與右北平郡，唐屬松漠都督府，五代時稱“平地松林”或“千里松林”，為遼帝狩獵場所，明代則一度成為邊外棄地。山戎、東胡、烏桓、鮮卑、厙莫奚、契丹、韃靼、蒙古、女真等民族如草原春草般在此更迭生息，留下了豐富的歷史印記。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于此設立木蘭圍場，作為皇家獵苑，派駐八旗兵駐守，修建哨口、邊壕，并制定相關律例，圍場的歷史進入新階段。

圍場作為行政區劃始于清光緒二年（1876年），清廷為開墾荒地、增加國庫收入而設“圍場糧捕廳”，后改稱“圍場廳”，職能類似于今天的開發區管委會。光緒二十五年升為“糧捕府”，后期因移民定居、人口增加、治安需求改為“撫民廳”，屬直隸省口北道，與張家口、多倫、獨石口并稱“北四廳”。光緒三十二年設開墾局，由熱河道臺何昭然主持放墾事宜，絕大部分圍場現代地名于這一時期形成。1912年民國建立后設縣，先后隸屬熱河特別區、偽熱河省，1956年劃歸河北省，1989年成立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

自開圍放墾以來，圍場居民結構逐漸多元化，蒙古族、滿族、漢族等多民族雜居共處。在語言與文化交融中，蒙語、滿語與漢語北方方言相互影響，歷經140余年演變，形成了獨具多民族特色的地名體系。這些地名往往通過直譯、意譯方式混合使用多種語言成分，如新撥、孟奎、藍旗卡倫、克勒溝、白云莫德、得勒戟等，深刻體現出民族融合的歷史層次。

目前，圍場境內有標準地名4000多個，許多地名源自蒙語和滿語，尤其體現在山川河流的命名上：

蒙語地名：

如塞罕壩（意為“美麗的高嶺”）、烏拉哈梁（“烏梁海部的山梁”）、岱尹梁（“可依靠的山梁”）、伊遜河（“九曲河”）、伊瑪吐河（“有野山羊的地方”）、吐力根河、庫爾奇勒河、烏拉岱河（“長紅藤子的地方”）、舍里嘎河、薩仁淖（“月亮湖”）。

此外如巴顏木敦（“豐富樹木”→演變為白云莫多、豐富溝）、白云皋（“富饒的神山”）、博立莫多、哈里海土（“高山頭”）、吉布汰（“有箭”）、湖泗汰（“葦子溝”）、克勒溝（“平坦”）、瑪虎溝（“帽子”）、竹立溝（“有雕”）、月亮灣兒（原“岳樂圍兒”，意為“雕窩”）等，均沿用至今，生動記錄蒙漢交融的痕跡。

滿語地名：

滿語地名多與軍事駐防、狩獵活動和自然特征相關。“卡倫”（哨所）、“喀拉”（崗哨）是典型滿語通名，如藍旗卡倫、喀拉后溝牧場、南山嘴卡倫村。

此外如“紅旗營房”“藍旗營房”“黃旗營房”“大頭山北營盤”等，源自八旗駐防制度，反映出滿族軍事組織與屯墾文化對地名的影響。

其他具滿語淵源的地名還包括：哈撒（“倉庫”）、沙爾虎（“碗架”）、哈拉貝、呼嚕木蘇等，它們與蒙語、漢語混用，進一步印證多民族命名的疊合與交融。

山川與河流命名：

圍場的水系與山脈名稱也富含多民族語言特征。如：

伊遜河（蒙語，“多灣之河”）、

吐力根河（蒙語，“迅速流動的河”）、

烏拉岱河（蒙語，“有紅藤之地”）、

燕格柏河（原“永安湃”，滿語意為“沙地”）、

舍利嘎河（蒙語，“黃色河流”）、

薩仁淖（蒙語，“月亮湖”）、

烏蘭哈達（蒙語“紅色砬子”，今稱紅砬子）、

僧吉圖（蒙語“窟窿山”）。

這些名稱不僅標識地理實體，更承載著民族語言記憶與生態認知，是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遺憾的是，隨著時代變遷、行政調整與民族習慣演變，許多古老地名已湮沒于歷史長河，導致民族文化記憶的流失，這是值得惋惜的。然而，現存的地名系統——無論是蒙語、滿語還是漢語淵源——都共同訴說著圍場地區民族交往、交流與交融的深厚歷史。

總之，圍場地名是多民族共同開發、共同生活、共同建設的語言見證，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微觀體現。進一步收集、整理與研究這些地名，不僅是對地方文化的保護，更是推動民族關系健康發展、增強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作者：朱斗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