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丈夫和別人生的女兒告上法庭，逼她繼承百萬遺產｜我在醫院當律師10

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的故事很長也很特別。

你能一次性看到兩起完全不同的案件，第一起是一例醫療事故鑒定，我估計80%的人不會遇見。

第二起是一例遺產繼承糾紛，在咱身邊經常發生。

人們為了爭奪遺產，會搞出很多喪心病狂的事，偽造遺囑、親人反目甚至動手殺人，這都是新聞里的常事。

遺產倆字就像是一道魔咒，輕易就能改變一個人的本性。

但在今天的故事里，卻是一樁完全相反的遺產糾紛官司。

當事人的丈夫突然去世，留下了價值百萬的遺產。當事人卻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驚訝的事——

她明明有機會合理繼承所有遺產，卻非要讓丈夫和前妻生的女兒也分到一份，為此她把那個和自己沒有半點關系的女孩告上法庭。

我的作者康不醫是她的代理律師，完整的經歷了這兩起案件。當這位當事人提出第二起遺產糾紛訴訟時，康不醫特別不理解：為什么到手的錢可以不要？

直到最后康不醫才明白，當事人不止為自己求一個了結，還想幫丈夫的女兒打開人生的門。

人在極度痛苦的時候會失去很多記憶。

對于劉婭來說，丈夫猝然離去的那晚，一切都仿佛沉入了漆黑的水底：醫院走廊慘白的燈光下、醫生那句“盡力了”、以及丈夫的姐姐們尖銳的哭嚎。

如今回憶起來，這些畫面與聲音更是在記憶的深潭中攪作一團，模糊、混沌，難以分辨。

那一夜，劉婭穿著薄毛衣，在醫院走廊冰涼的塑料椅上沉默地縮成一團。她直直地盯著對面墻上的一塊污漬，眼神渙散，好像所有的感官都被按下了暫停鍵。

丈夫正在接受搶救，雜亂的腳步聲、監護儀尖銳的報警聲、醫生急促的指令聲不斷傳出。這些聲音抵達劉婭耳朵里，都變成了遙遠的嗡鳴。

有護士過來和劉婭說話，她只能看到護士的嘴唇在一張一合。劉婭機械地點著頭，其實一個字都沒聽進去。她的喉嚨發緊，連最簡單的“嗯”都擠不出來。

她的整個世界都坍縮成了門上那塊小小的玻璃窗，透過它，醫護人員的身影在劇烈地晃動。

那一夜剩下的時間里，劉婭就這么坐著，直到晨光透過走廊盡頭的窗戶。她的手機屏幕亮起又暗下，是幼兒園老師發來的消息，問她要不要送雙胞胎兒子上學。

什么都不重要了，劉婭只是盯著搶救室的方向，仿佛只要她不動，時間就會倒流，一切就還能重來。

她失聲了整整兩個月，悲傷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而丈夫留下的，除了不明不白的死亡，還有一筆懸在半空、遲遲無法分配的遺產。

這場突然而至的死亡，像一枚生銹的釘子，把劉婭狠狠地釘在了原地。她知道，如果自己不做點什么，今后的人生將困在這夜，再無法向前挪動半步。

丈夫去世半年后，劉婭才勉強從巨大的悲痛中掙扎出來。生活總要繼續，尤其是一對雙胞胎兒子馬上就要上小學了，有太多事情在等著她處理。

丈夫去世時，留有一份人身保險。理賠需要提供死亡證明和完整的病歷資料。劉婭想，把保險金辦下來，多少能緩解一下生活的壓力。于是在一個下午，她打起精神走進醫院，申請復印病歷。

醫院的病案室效率不高，劉婭等了好一會兒。拿到那一疊復印件時，她下意識地掂量了一下，心里微微一沉：太薄了。

作為在三甲醫院工作了十幾年的資深護士，她對一份完整病歷該有的厚度太熟悉了。尤其是一個突發急性心梗，從入院到死亡僅僅一個多小時的危重病人，時間短，不等于記錄少。

對醫療行業來說，時間越短、病情越危重，意味著單位時間內的醫療操作越密集、記錄更應該詳盡。搶救記錄、醫囑單、護理記錄、各種檢查報告……怎么可能只有手里這幾頁紙？

她找了個角落的長椅坐下，顧不上周圍的人來人往，開始一頁頁仔細翻看。職業習慣讓她看得很快，但每個字都印入腦海。她翻到了搶救記錄那一頁，目光掃過，心臟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緊了一般，猛地一縮。

“23:30患者突發意識喪失，四肢抽搐，呼吸微弱……”

“23:36患者雙側瞳孔散大固定，對光反射消失。心電圖示直線，宣布臨床死亡。”

只有6分鐘？

劉婭以為自己看錯了，又反復確認了幾遍。沒錯，白紙黑字，丈夫一共被搶救了6分鐘就被宣告死亡。

她僵在那里，腦子一片混亂，隨即又被一種強烈的、近乎本能的質疑占據：這絕對不可能！

急性心梗的黃金搶救時間在兩小時以內，就算丈夫的病情嚴重，搶救時間也不應該只有區區6分鐘。這完全違背了她十幾年護理工作所知的任何搶救規范和常識！

更何況病歷上記錄著，病人晚上10點入院時還有意識，是病情急劇惡化后才進行的搶救。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醫院能做的事情應該有很多。

劉婭太清楚了：發現病人心跳呼吸驟停，立即心肺復蘇（CPR），建立靜脈通道，推注腎上腺素，準備電除顫，氣管插管，持續心電監護……一套標準流程下來，6分鐘可能連初步評估和建立基礎生命支持都不夠！

病歷內容如此少，是因為記錄嚴重缺失，還是……搶救本身就有問題？

劉婭來復印病歷，是為了走保險理賠流程，這只是個普通的事務性動作。可此刻，她手里這疊薄薄的、記錄著匪夷所思的“6分鐘搶救”的病歷紙，像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得劉婭幾乎拿不住。

丈夫驟然離世的悲痛還未完全消散，一個冰冷而尖銳的疑問又狠狠扎進了劉婭心里：他的死，真的只是心梗這么簡單嗎？這6分鐘，到底掩蓋了什么？

劉婭坐在醫院冰冷的長椅上，周圍嘈雜的聲音仿佛都消失了。辦保險金的事瞬間被拋到了腦后，在她眼前，只有那刺眼的“6分鐘”和丈夫最后時刻蒼白的面容。

一個更沉重、更艱難、更無法回避的念頭壓在了劉婭心上：弄清楚丈夫的死亡到底是無法逃避的命運，還是一場不該發生的醫療事故。

劉婭決定，申請醫療事故鑒定。

劉婭丈夫的父母早已離世，三個姐姐雖然也悲痛萬分，但從沒想過醫院可能會有問題，更沒想過和醫院打官司。

所以這場鑒定會的患者方只有劉婭自己，醫院方則派來兩個醫生和一個法務。鑒定的過程對劉婭并不輕松，哪怕她也是學醫的。

在市醫學會，劉婭要獨自面對各醫院抽調的專家的專業提問，而她的對手——那家沒能成功搶救她丈夫的醫院——有全市最牛、全省排前三的心內科團隊。

最終，市醫學會給出的結論是：“輕微過錯”。

“腎上腺素未反復注射，存在不足，與患者死亡存在因果關系，但患者發病急，病重，病情兇險，死亡率高，故院方負輕微責任。”

也就是說，市醫學會不認為僅僅6分鐘的搶救有任何問題，僅認為醫院存在一些流程、手續上的疏忽。

幾乎沒有猶豫，劉婭向工作人員表示：“我要申請省醫學會鑒定。”

她需要更權威、更公正的說法。而不是對搶救過程中的種種疑點大事化小的蓋棺定論。

這一次，劉婭知道不能再孤軍奮戰了，她帶著這本認定醫院只有輕微過錯的鑒定報告，找到了我。

我對劉婭的第一印象是：沉靜。

她中等個頭，臉上架著一副半框眼鏡。來見我那天，劉婭穿著一身干凈但看得出有些年頭的素色外套。

她的面容是醫院里常見的，帶著職業倦意的清瘦，皮膚有些缺乏血色。或許是長期值夜班和面對生死壓力的緣故，她眼下有淡淡的青影。

我陪著劉婭去醫院提出：封存病歷原件。

在封存現場，她表現得非常克制，安靜地看著法務人員操作。拿到屬于患方的病歷時，她還說了聲謝謝，禮貌周全。

劉婭說，她曾私底下打聽到：醫院應當承擔主要責任，但是沒人敢得罪這個強勢的科室，最后只給了一個不痛不癢的輕微責任。

我皺起眉頭，無法想象劉婭的消息是否可靠。

我翻閱著鑒定報告，里面不止寫明了劉婭質疑6分鐘的搶救過于草率；劉婭還不理解醫生只給丈夫注射了一支腎上腺素，醫院也只收了一支腎上腺素的錢，而搶救病歷上卻寫著“反復注射腎上腺素”。

更不可思議的是，醫生沒有詢問劉婭的意見，就中止了搶救。當時劉婭明明在場，醫生繞過了作為第一順位親屬的配偶，轉而去找丈夫的姐姐。

市醫學會在鑒定報告中這樣解釋：“醫生征詢過姐姐意見，于23:36分終止搶救。”此外，報告還指出：“姐姐簽字與患者死亡沒有因果關系。”

我越是細看鑒定報告和病歷，越覺得這個案子有種說不上來的詭異。

按理說，家屬真想放棄搶救患者的話，醫院應該會找家屬簽個放棄搶救的文書，告訴家屬相關的風險，更是對這一重要決策的確認，哪怕口頭放棄，事后也得追認補簽。

然而我翻遍了病歷，也沒有找到這份文書。

這家醫院可以說是全市最權威、病歷書寫最規范的了。這么重要的文書，醫院沒有理由不簽，因為醫院拿不出文書，根本沒法證明患者家屬放棄搶救。

按照這個邏輯推導，在劉婭沒有放棄搶救丈夫的情況下，醫院的搶救僅僅持續了6分鐘就擅自終止了，而且搶救時間遠沒達到臨床上宣告死亡所需要的30分鐘。

說得直白一些，除非家屬明確表示放棄搶救，否則醫院至少需要對劉婭的丈夫進行30分鐘的搶救才可以停止。

做不到這點，甚至可以說醫院有漠視生命的嫌疑。

在我印象里，這家醫院的心內科從來不敷衍，不然我也不會一直帶我爸去這里復查。

我爸血壓一直高，每三個月我會帶他去這家醫院的心內科復查一次血常規，再開點降壓藥。不管掛心內科哪個醫生的號，我從來沒遇到過不耐煩的醫生——即使他們的診室總是被層層包圍，一上午就要面診幾十個病人。我堅持開進口藥，醫生還會主動幫我分析開什么藥最合適，確保我不會多花冤枉錢。

而劉婭給我的病歷顯示，劉婭的丈夫52歲，入院1小時前惡心、嘔吐甚至出現暈厥。劉婭緊急撥打120把丈夫送至醫院。入院后，還沒等血常規、心梗三項等指標的結果出來，劉婭的丈夫突然失去意識，緊接著就是那敷衍的“6分鐘”搶救。

正當我陷入糾結時，劉婭告訴我：“醫院不認可輕微過錯的結論，還可能申請重新鑒定。”

“我的天啊，醫院是瘋了嗎？就這情況，輕微過錯不應該偷著笑嗎？”我難以相信，現在的鑒定結果已經很偏向醫院了，他們憑什么覺得委屈？

醫院的法務私下告訴我，其實他們法務處建議心內科接受市醫學會的鑒定結果，“不要再折騰了”。但科室主任堅持認為醫生沒錯，非要申請省鑒定不可。這讓法務也很無奈。

也許是“一級甲等醫療事故”影響科室考核？否則我真想不通這樣明顯的問題只給了一個輕微責任，還有什么好爭的。

劉婭本來就想找省醫學會重新鑒定，她覺得第一次自己對很多流程都不懂，準備得不充分。再來一次鑒定，她一定牟足勁兒。

這段時間，劉婭拿著病歷纏著她的科主任問問題，又挨個咨詢她的醫生同事，還向各種各樣的專家請教，最后把每個人的建議整理出來。

她給我發了一串的文檔，還用不同顏色標注內容，哪些是市醫學會說過的，哪些是省醫學會準備說的，一目了然。

病歷被她翻得起了毛邊，幾乎每一頁都有她用鉛筆做的批注。在臨時醫囑那頁，她畫了個大大的問號，旁邊寫著：“醫囑顯示腎上腺素只用了一次，但搶救記錄寫‘反復注射’，到底用了幾次？”

雖然她提出的問題確實存在，但作為律師，我不得不考慮現實情況：即便病歷記錄不規范，醫院到底要為此承擔多大責任？而一個突發心梗的患者在短時間內死亡，是否真的與醫院的救治有直接關系？

當我委婉地提出這個疑問，劉婭沉默了一會兒。她拿出手機，給我看了一段醫學文獻：“你看，急性心梗搶救，至少要堅持30分鐘以上才能宣布死亡。6分鐘就放棄，這不符合診療規范……”她的聲音很輕，但說出的每個字都很堅定。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劉婭不是在無理取鬧。

作為一個專業護士，她比誰都清楚搶救的每一個環節。她追查的不僅是丈夫死亡的真相，更是一個醫護工作者對醫療規范的堅持。

在等待省鑒定的過程中，我試圖與醫院溝通。醫院法務反饋稱：搶救期間，在走廊等候的劉婭情緒崩潰，根本沒法溝通；而在病房的姐姐則明確表示了放棄搶救——“除了放棄搶救的文書沒簽，其他文書像尸檢告知書都簽了”。

劉婭得知后斬釘截鐵地對我說：“不可能！”

丈夫家姊妹四個，就一個男丁，三個姐姐對弟弟無比疼愛，怎么可能輕易放棄？況且一大家子就劉婭一個學醫的，姐姐們不可能不問她的意見就倉促放棄搶救。

醫院和家屬在是否存在“放棄搶救”的聲明各執一詞，案子因此陷入了“羅生門”。

去省城做鑒定的高鐵上，窗外風景飛馳。

劉婭坐在靠窗的位置，陽光透過玻璃灑在她的側臉。她穿了件淺藍色的襯衫，整個人看起來清爽利落，完全不像正在經歷醫療糾紛和喪夫之痛的樣子。

路上，劉婭沒有過多談論官司和自己的創傷，反而講起了她在精神科工作時遇到的趣事。比如患者為了出院，竟試圖吞瓶蓋、打火機和塑料袋。她們每天像防賊一樣檢查著每個病人和來探望的家屬，查抄出的“違禁物品”足足鎖滿了三個大抽屜。

她提起自己上個月被投訴的奇葩理由：竟然是因為她不讓患者繼續喝水。她好氣又好笑地說：“他一晚上喝了2500毫升，我還敢讓他繼續喝嗎？”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眼角浮現出細小的笑紋。

劉婭吐槽起她工作的醫院也很犀利：“你知道嗎，我們每個月都要參加醫院組織的考試，沒考夠90分就要扣500塊錢！”陽光在她的鏡片上跳躍，映出細碎的光點。

她的表情生動起來，“我們醫院扣工資的項目可多了，什么病歷沒在患者出院7日內歸檔，每本扣500。有個慢脾氣的醫生都被扣1萬多了，還是老樣子”。

我有些驚訝她會突然說起這個。

“上個月，醫院組織急救能力大賽，強制全院都要參加，你猜一等獎獎品是什么？”她邊說邊比劃著，“30塊錢，3個名額。二等獎和三等獎分別是20塊和10塊。全院大幾百號人，獎項總價不超過200塊人民幣。我們醫院摳死了，哈哈哈……”

她邊講邊大笑，眼神清亮，身上沒有絲毫被苦難壓垮的沉重感，也沒有像祥林嫂似的絮絮叨叨。

我也被她感染，嘴角揚起。劉婭讓我有了一絲錯覺，仿佛此行不是在叩問劉婭丈夫的死亡，而是假期里的一次放松身心的出游。一路上，車廂里聞不到一絲悲苦的氣息。

車程過半時，劉婭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從隨身帶的布袋里掏出兩個橘子。

“嘗嘗，這還是我兒子挑的，非塞給我讓我路上吃。”她遞給我一個，自己慢慢剝著另一個，“兩個小家伙現在懂事多了，早上還叮囑我出門要按時吃飯。”說話時，她眼里的光彩比談論任何趣事時都要明亮。

橘子很甜，汁水飽滿。她小心地把果皮收進隨身帶的塑料袋。當列車廣播提示即將到站時，她利落地收拾好東西，動作干脆不急躁。

窗外掠過的秋日陽光短暫地棲息在劉婭的肩膀，她身上有一圈溫柔的光暈。

“快到站了，”她站起身，“一會兒鑒定會上，我會把病歷資料再檢查一遍。”話題自然地轉回正事，她的神情依然從容。

省醫學會的鑒定聽證會，氣氛嚴肅。

為了這場鑒定會我沒少“騷擾”我做內科主任的老師。我把全部病歷發過去，和老師遠程電話“會診”了好幾次，我既怕錯怪了醫院，又怕對不住劉婭的委托。

鑒定會上的專家們問得非常詳細，除了診療甚至問到了私人問題：“看你們的歲數差距，是頭婚還是二婚？”

我看到劉婭放在桌下的手一下子攥緊，指節發白，但她回答的聲音還算平穩：“是二婚。”

我之前看到劉婭的結婚證和雙胞胎的出生證明時，就曾對她的家庭產生過好奇。當時劉婭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動解釋了這個家有些復雜的情況。

劉婭和丈夫相差十多歲，丈夫曾經和前妻育有一個女兒，離婚后女兒歸前妻撫養，現已出國留學。兩家人因為往日的恩怨，多年來不曾見面。尤其是丈夫，很難得到見大女兒一面的機會。

下了聽證會，劉婭轉頭向我揚起眉毛：“怎么還問二婚不二婚啊，和醫療事故有關系嗎？”她的聲音比平時高了八度，但她沒有生氣，只是有點費解，反而透著一種無可奈何的玩笑感。

“其實吧，”她突然正色道，語氣恢復了往日的平和，“專家可能就是想了解家庭情況。就是這問法……”話沒說完她又忍不住笑場，“也太像查戶口的了！”

這個嚴肅的醫療糾紛，因為她這一連串的吐槽和笑聲，突然就變得沒那么沉重了。

最終，省醫學會的結論比市里重了些，認定了醫院的“次要責任”。

專家采納了我們的意見，認為搶救過程確實有不規范之處，而且醫院沒有按照胸痛中心的建設要求，在規定時間內獲得檢驗結果，影響了對患者病情的評估。

這個案子里，真正的重點是：對于急性心梗患者，在沒有手術禁忌癥的情況下，醫院為什么不做支架手術？

但是針對我們提出的手術問題，省醫學會說得語焉不詳，說因為劉婭丈夫不能平臥，不宜做手術。劉婭還是有些疑惑，但這個結果對她來說，已經是艱難爭取來的進展了。

拿到省醫學會鑒定結果的那天，劉婭決定再走一步：申請司法鑒定。

我問劉婭想要多少賠償，她的眼神平靜釋然：“我能接受任何結果，盡力了就好。”

“其實不是說對省醫學會這個‘次要責任’有什么意見，我（只是）還有疑問。”我知道，劉婭想搞清楚，那天突發急性心梗的丈夫，還有沒有做手術的可能。

也就是說，劉婭真正在意的是如果自己安排得當，醫院又全力以赴，丈夫是不是可以活下去。

省醫學會鑒定2個月后，我們終于等到了司法鑒定聽證會。會上，我見到了當時參與搶救的年輕醫生，他身量很高，看起來斯文有禮。

我實在忍不住，問他：“你們科室為什么堅持要申請省鑒定？市醫學會的結果不是對你們更有利嗎？”

醫生露出一絲苦笑，低聲說：“我個人其實早不想再折騰了，但……（這是）科室討論的決定……（我們）壓力很大。”

他沒細說，但我能感覺到科室內可能有復雜的考量：也許是顏面之爭，或者是諱莫如深的內部角力。

我最后和醫生說：“這是終點，走完這步，就都結束了。”

醫生對我點了點頭，算是某種認同或期望。

劉婭遠遠坐在另一邊，不與醫院的任何人接觸。從踏進司法鑒定機構大門的一刻，她變得十分沉默。

聽證會上的關鍵環節之一，是聯系丈夫的二姐姐。專家在電話免提中直接詢問：“當年搶救時，醫院是否征求過她們關于放棄搶救的意見？”

電話那頭，二姐的聲音立刻激動起來，非常肯定地說：“放棄？根本沒有！他們搶救時根本就沒問過我們家屬的意見！”

這個回答像一塊石頭砸進水里，我瞬間明白了。

當時搶救室很可能一片混亂，關鍵的溝通環節出了問題。那個被醫院聲稱的“家屬放棄搶救”，很可能是個誤會或疏漏，現場的醫生甚至可能從未得到家屬真正的確認。

醫生聽完，沉默著，嘴唇抿得很緊。而劉婭垂著眼，濃密的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安靜的陰影。會議室安靜得過分。

劉婭在聽證會前跟我說了很多想法：她想問問丈夫還有沒有手術的可能，還想問問她做什么能挽救丈夫……

然而在聽證會上，她卻什么都問不出來。

我仿佛看到了那混亂的一夜，劉婭也是這樣沉默地坐在醫院走廊上，病房里的丈夫在搶救，她蜷起身子，巨大的悲傷釘住了她的四肢，扼住了她的聲帶，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替劉婭問出了她最想問的問題：“患者沒有手術禁忌癥，為什么不做PCI（血管支架）手術或溶栓呢？”

劉婭丈夫是個非典型病例，沒有達到診斷急性心梗最典型、最教科書式的那個標準。醫生一開始診斷心梗類型都有錯誤，還是聽證會上的幾個專家討論后，才指出了診斷問題。

專家交頭接耳了一陣，最后告訴我們：一切理想情況下，請ICU 和麻醉科會診充分討論后，在氣管插管甚至 ECMO(人工心肺機)支持下，也許有做手術的可能性。

我聽懂了，劉婭應該也聽懂了：手術條件非常苛刻，在當時的情況下，劉婭的丈夫很難被救活。

而劉婭一直揪心的，醫院對丈夫的搶救是否盡到職責，專家也認為當時醫院缺乏多學科團隊協作，沒體現出三甲醫院的醫療水平。醫院的代表在現場表示，回去一定整改。

聽證會結束，冬日黃昏的街頭寒意刺骨。劉婭快步追上我，不由分說地將一個小小的掛件塞進我手心。

那是一只飽滿的柿子，樹脂材質，染著溫暖的橘紅。“喏，”她笑了笑，眼底有疲憊，也有溫柔的光亮，“送你的，康律師，祝你‘柿柿’如意。”

圓鼓鼓的小柿子壓在我掌心，沉甸甸的，也暖暖的。

我不想辜負劉婭的期待，一直在復盤鑒定機構的提問和回答，反復盤算醫院的責任比例有沒有可能提高。

司法鑒定機構在實踐中，往往會參考省醫學會的責任認定（這幾乎是行業內心照不宣的慣例），也就是說，劉婭的案子可能會“維持原判”。

所以我在司法聽證會上沒少和鑒定機構辯論司法鑒定和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區別，就是希望突破省醫學會之前給出的“次要責任”的結論。讓醫院負起更大的責任，讓劉婭一家獲得合理的補償。

劉婭看出了我心里沒底：“康律師，你不要有壓力。對我來說，什么結果都可以，我現在沒有什么疑惑了。”

她勸我不必糾結，甚至主動安慰說：“我知道你盡力了，謝謝你。”

我一陣怔愣，以前都是我安慰我的當事人，勸她們接受鑒定結果，勸她們向前看，不要陷在這一個案子里，勸她們早點開始新生活。

而今，當事人劉婭卻反過來安慰我這個律師。

為了讓我開心，她又說起了她們科最新的八卦。一個患有妄想癥的女病號，非說男護士喜歡她要和她結婚，把他們科男護士嚇得想換科室。她把同事的窘迫描述得特別生動，把我逗得前仰后合。

以前我不太喜歡和當事人一起參加聽證會，因為不少當事人要么一直哭哭啼啼地埋怨醫院，要么反復說些沒啥用的車轱轆話發泄不滿，這都會影響我的思路。

像劉婭這樣內心柔韌強大的當事人，其實很少見。

提起已經去世的丈夫，“你大哥就是個老好人”，劉婭這樣評價道。她回憶丈夫的時候，溫柔親切，就像丈夫還活著，在家等著她回去。

“他這輩子，連跟人紅臉的次數都數得過來。”劉婭說著，從手機里翻出一張照片給我看。照片里的男人抱著襁褓里的娃，側臉線條柔和。

在家里，他更是把溫柔發揮到了極致。雙胞胎兒子小時候鬧覺，他能整夜抱著孩子在客廳里踱步，哼著跑調的兒歌。劉婭上夜班時，他總會留一盞小燈，餐桌上永遠擺著保溫的飯菜。

劉婭唯一一次見丈夫失態，是在大女兒生日那天。前妻拒絕了他見面的請求，他一個人躲在書房里，對著電腦屏幕上大女兒的照片發呆。劉婭推門進去時，看見他手忙腳亂地抹臉。

“眼睛有點癢。”他這樣解釋，聲音有些發顫。

現在回想起來，劉婭總覺得丈夫就像一杯溫水——不燙不涼，溫度恰到好處。

他離開后，再沒有人會在她值夜班回來時，輕聲問一句“累不累”；也沒有人會在兒子們調皮時，用溫和卻堅定的語氣說：“媽媽很辛苦，我們要懂事。”

這種安靜，比任何聲響都更能讓人感到失去親人所帶來的痛。

司法鑒定的報告沒隔兩周就下來了，我發給劉婭的時候，正好是平安夜。結果采納了不少我們的意見，給醫院定了“同等”責任，也就是從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微小責任，上升為負擔一半的責任。

劉婭說：“我這剛忙完看了看，他們分析的挺細致的。”

我心里一塊大石頭落了地，開始算起了賠償。兩個孩子還小，撫養費就不少，最后算下來醫院要賠付70多萬。

拿到遺產和賠償款后，劉婭和孩子們的生活就可以更順利地走下去了。

丈夫的二姐聯系上丈夫的前妻，前妻說遺產都不要，也答應等孩子放假回來，就簽署放棄遺產的證明。劉婭說前妻一家做房地產生意，家底很厚，這些錢不一定看得上。

我跟劉婭確認她丈夫的大女兒過年能回來簽文件嗎，前妻知道有賠償會不會也想分？

劉婭說她沒有意見，她只想盡快解決遺留問題。除了醫院這筆賠償，丈夫留下的遺產有幾份人身保險，還有一份投資合同，她從沒想過占為己有。

劉婭最心疼的就是那筆投資。按照合同約定，本金和收益每年辦手續流轉一次，分紅收益有七八萬，但是如果不辦手續流轉，當年的收益就沒有了。

繼續辦理手續流轉的前提，是湊齊丈夫的所有繼承人，也就是說，丈夫的大女兒不出現，劉婭每年都拿不到這筆高達七八萬的分紅收益。這筆錢相當于劉婭一年的工資。

劉婭也挺煩惱的，她不是不愿意和丈夫的大女兒分享丈夫的遺產，她早就托親戚帶話給丈夫的前妻說明了遺產情況，也表示可以分給大女兒。

臨近過年，劉婭滿心歡喜地跟我要了準備給大女兒簽的材料，以為很快就能解決，沒想到等到3月，卻等來了大女兒已經返回澳洲的消息。

前妻的解釋是大女兒有抑郁癥，寒假病情加重，不想刺激到孩子。她讓劉婭再等一年，來年假期再讓大女兒回來簽。

劉婭搖搖頭，從丈夫突然去世到現在，已經快過去兩年了。她實在等不起了。

從賬面上看，劉婭和兩個兒子擁有的財富多達百萬元。然而作為遺產受益人之一的大女兒，遲遲不現身參與遺產分割，導致了劉婭和兩個兒子始終拿不到他們應得的那份遺產。

這兩年來，劉婭一直靠著自己每個月五六千的工資支撐著家庭，這點工資還經常不按時發。醫院現在效益變差了，以前每天餐補15元愣是砍成了10元，夜班費更是說不給就不給了。

收入縮水，孩子則越來越大，有很多地方要用錢，她一個人養兩個孩子，壓力實在很大。

劉婭猜測前妻不想讓大女兒知道父親是醫療事故去世的，“我大概能理解她的想法。一個二十出頭的姑娘，突然得知父親的死可能不是意外，而是……”她頓了頓，把“醫療事故”幾個字咽了回去，“這種打擊，換哪個母親都會擔心。”

劉婭從丈夫的手機中找出一張高中學生卡的照片給我看，是丈夫的大女兒的。她明艷大方，頭發高高盤起，又精神又漂亮。

“現在想想，前妻可能一直在用她的方式保護孩子。”劉婭鎖上手機屏幕，苦笑道，“也許她編了個‘突發疾病’的童話，總比讓孩子直面‘爸爸本可能活下來’的殘酷現實要好。”

盡管劉婭不愿意去驚擾丈夫的大女兒，但是經濟上她已經捉襟見肘，需要丈夫的遺產來維持自己和兩個孩子的生活。

說到這里，劉婭忽然抬頭看我，眼神清明：“但這件事不該由我們來揭破。如果有一天那孩子自己發現了疑點……”她的聲音漸漸低下去，“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訴她，包括她父親這些年，有多想她。”

劉婭說當年丈夫和前妻分居好幾年，但是一直沒離婚，就是因為舍不得大女兒。最后前妻堅持要離婚，丈夫在離婚證的照片上都是淚汪汪的。

大女兒體弱多病，前妻護女兒護得很厲害，孩子沒出國前，晚上睡覺母女倆都得在一張床上。

哪怕沒分居前，前妻都不讓大女兒和丈夫這邊的家屬接觸，哪怕爺爺奶奶在世時也只能每年過年見上孫女一面。姑姑們就更別提了，只有丈夫二姐的女兒能說上幾句話，還是因為她是劉婭前妻的員工。

丈夫一直在央求前妻想見大女兒，但離婚的8年里，父女倆再也沒見過面。

丈夫實在太想孩子了，總在劉婭面前講他以前工作忙，沒有好好陪大女兒，還經常講有次難得休假，他帶著大女兒去海邊玩了一天，兩人別提多開心了。丈夫一遍一遍復述那天的場景，每當這時候劉婭就知道，丈夫想孩子了。

丈夫會偷偷給大女兒寫信。“他寫了厚厚一摞，都不敢寄出去。”劉婭比劃著，約莫有詞典那么厚，“就鎖在抽屜里，每年女兒生日添一封。”結尾總是“爸爸愛你”。

“有次我實在看不過去，要去找前妻理論。他急得一把拉住我說‘別去別去，萬一惹惱了她，我更見不到女兒了’。”

即使有了雙胞胎兒子，丈夫還懇求過劉婭想再生個女兒，劉婭知道，丈夫渴望重新體驗一次將女兒捧在手心的感覺。這份渴望里，藏著對大女兒無法抵達的愛。

劉婭說這些的時候，沒有絲毫的嫉妒，反而像是在給丈夫打抱不平。“他啊，就是太老實。”她搖搖頭，“每次被（前妻）放鴿子，回來就只會說‘孩子上學要緊’。”

劉婭的聲音里沒有半點酸澀，反而透著心疼，“其實我知道，他躲在書房里偷偷哭過好幾回。”

劉婭說她和丈夫脾氣不一樣，雖然自己的決定可能會讓大女兒受傷，但她決定通過起訴的方式，讓已經成年的大女兒直面現實。

這不僅是為了盡快分割遺產，劉婭還要代替去世的丈夫，把父親留下的最后的東西，送到他始終愛著的大女兒手里。

我勸劉婭，既然丈夫的前妻說過不要這些遺產，如果再等一年，也許就能解決。她完全不用拱手讓出估計有大幾十萬的錢財。

劉婭堅定地說，該是丈夫的大女兒得到的，她一分也不要。

堅定劉婭選擇的是一段錄音，是丈夫的外甥打給丈夫前妻，幫劉婭協商遺產的分割。

“孩子回來，整個人昏昏沉沉的，一點精神頭都沒有。我這個當媽的，一顆心全吊在她身上，哪兒還有心思去弄這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她的語氣像是在陳述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堵住了所有后續可能的要求。

劉婭想約丈夫的前妻見個面，前妻說女兒不回來她們也辦不了，見面也沒意義。她的焦慮和強硬隔著電話都讓人感到壓力。

平心而論，丈夫的前妻并非惡人。電話溝通中，她言語間那種對女兒密不透風的守護，幾乎形成了一種物理上的壓力場，隔著聽筒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她的抑郁癥好不容易才穩定下來，你們不明白孩子有多脆弱！”

前妻的強硬源于此——那不是出于惡意，而是一種保護女兒的本能，一種將所有潛在風雨都隔絕在外的決心。

然而，在劉婭這樣一位精神科護士的眼中，這種保護方式帶著一種令人窒息的矛盾。她太熟悉抑郁癥的病理了。

過度隔絕外界刺激，如同將一株植物長期置于無菌溫室，表面安全，實則剝奪了它抵抗風雨、自然生長的能力。

劉婭能想象那個大女兒的生活狀態：被母親精心過濾掉一切可能的“負面信息”，包括父親的真實死因、家庭的變故，甚至可能是正常的情感波動。

這種“無菌”環境，短期內看似提供了庇護，長遠來看，卻讓內在的藤蔓因缺乏必要的錘煉而更加纖細、易折。

真正的心理韌性，往往需要在理解并適度應對現實的困境中才能建立。

劉婭對此沒有指責，她望著窗外灰蒙蒙的天，輕聲對我說：“保護得太緊，有時候對孩子也不好。”

她的語氣里沒有批判，只有一種深沉的、職業性的憂慮。

“你說，那孩子會不會覺得……是爸爸有了新家，有了弟弟，就不要她了？”

那張青春明媚的臉龐背后，是一個父親長達十年、被生生阻斷的思念，和一個女兒可能被誤導半生的心結。

劉婭為了自己和孩子今后的生活能夠繼續向前，也為了丈夫的大女兒能擁有一個走出原生家庭的困境的機會，這場遺產分割官司，她一定要打下去。

法院的電話是在一個沉悶的下午打來的。調解員用了一種職業化的、試圖平息紛爭的語調，卻掩不住背景里嘈雜的余音：

“黃女士（丈夫的前妻）這邊……情緒非常激動。”調解員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詞句，“她反復強調，你們起訴她女兒的行為是‘極其惡劣’的，她質問我們，也質問你們，是不是非要逼死她女兒？”

調解員轉述的語氣盡量平穩，但劉婭握著手機的手指關節已經捏得發白。

她能清晰地在腦海中勾勒出前妻此刻的模樣——一定是雙眉倒豎，眼神凌厲，像一只被闖入領地的母獅，電話那頭的聲音想必比法院轉述的更加尖利、更具殺傷力。

這“炸了”的反應，完全在意料之中。

劉婭沒有立刻說話，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氣，仿佛要將那無形的壓力暫時壓下去。

她早已嘗試過無數溫和的路徑。在此之前，她動用了所有的親戚關系，電話里，她懇切地解釋：“真不是要為難孩子，實在是……家里等米下鍋了。兩個孩子馬上開學，學費都（快交不上了）……”

親戚也答應幫忙遞個話，向丈夫的前妻委婉地提一提劉婭的難處。可結果卻是石沉大海，前妻那邊連個回音都沒有。

親戚后來尷尬地回復劉婭：“她說知道了，就沒下文了。”

我們律所這邊也碰了壁。我的同事，一位經驗豐富、語氣溫和的女律師，特意選了個工作日的上午，避開可能激化情緒的時間點，撥通了前妻的電話。

我的同事剛表明身份和來意，連開場白都沒說完，電話那頭的前妻立刻用一種斬釘截鐵、不容分說的語氣打斷：“我現在非常忙！沒時間說這些！等孩子回來就會處理。”

緊接著就是掛斷電話的“嘟——嘟——”聲，快得連一句客套話都吝嗇給予。同事握著電話，只能對著我無奈地搖搖頭。

所有的溝通渠道，都像撞上了一堵澆筑了混凝土的高墻。

墻的那邊，前妻用“保護女兒”的名義，將自己和女兒緊緊封閉，拒絕任何形式的對話與協商。

起訴，成為被逼到墻角的劉婭唯一能撬動這僵局、為自己和孩子爭取一線生機的工具。

然而，當法律文書真正送達，法律程序觸碰到那個被母親嚴密守護的“禁區”時，引發的不是解決問題的契機，而是一場預料之中卻又令人窒息的、帶著巨大悲憤的“爆炸”。

新的消息來得比預想的快。前妻那邊迅速委托了律師，其效率之高令人驚訝——遠在澳洲的女兒簽署的委托手續，竟只用了一個月就辦妥并漂洋過海回到國內，快得讓人措手不及。

然而，對方律師提出的第一項主張，就直戳劉婭的底線。在提交的反訴狀里，白紙黑字地要求分割劉婭名下那套房子。

“那是我婚前自己買的！”劉婭看到文件時，聲音第一次出現了明顯的顫抖，不是憤怒，而是難以置信的驚愕。

她翻出泛黃的購房合同，指著上面清晰的簽署日期——早于結婚日期。這套房子，是她工作多年，一分一厘攢下的婚前財產，是她和兩個孩子最后的棲身之所，是她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完全屬于自己的東西。

對方律師聯系了我們，語氣公事公辦地轉達了前妻的“底線”：“既然要調解，希望你們拿出誠意，提供一下逝者的存款、年金，還應該有輛被賣掉的車的信息，當然還有醫院的賠償款情況。”

劉婭從沒想隱瞞這筆賠償款，我也如實跟對方說了醫院承擔50%的責任，大約賠償多少錢。后來律師又多次找醫院和醫調委核實，確認了我們的說法。

開庭那天，氣氛凝重。對方律師在法庭上，再次清晰而強硬地重申了分割房產的要求，引用的法條——“法定繼承權”——聽著冠冕堂皇，但落在我們耳中，字字句句都是要將劉婭和孩子們從自己的家里剝離出去。

坐在我旁邊的同事，也是一位兩個兒子的母親，聽著聽著，臉色越來越沉。當對方律師又一次強調“基于法定繼承權”時，她終于忍不住了。

“法定繼承權也要基于財產性質！”同事的聲音陡然拔高，帶著壓抑不住的怒火和身為母親的共情，“那套房子清清楚楚是劉婭婚前個人財產！跟逝者一點關系都沒有！你們要求分割，是明搶嗎？兩個孩子住哪里？讓他們睡大街嗎？”

她言辭激烈，幾乎要拍案而起，法官不得不敲法槌維持秩序。

法官看著眼前針鋒相對的場面，眉頭緊鎖，重重嘆了口氣：“你們這個案子，核心爭議其實很簡單，遺產分割部分法律事實也明確。為了這點爭議再打下去，耗費時間精力，對誰都沒好處，尤其對孩子。能不能調解？各退一步？”

法庭里，空氣幾乎凝固。對方律師堅持寸土不讓。

僵持良久，最終在法官反復斡旋和談話中，對方律師出去和劉婭丈夫的前妻通了電話，終于勉強同意不再要求分割房產和車輛，只是要求劉婭打個電話，“服個軟”。

我和同事氣笑了，法官也覺得在法律上他沒法要求劉婭配合這個要求。

對方律師不再堅持，但作為交換，那筆七十多萬的醫療事故賠償款，需要平均分成四份：劉婭、劉婭和丈夫的雙胞胎兒子、以及劉婭丈夫的大女兒。

這本就是劉婭希望達成的方案。

最后，對方律師說，“其實黃總不是一個壞人，她跟我說了好幾次，前夫是個好人，只是生氣你們起訴了她女兒。”

我跟劉婭說達成了調解協議，電話那頭劉婭只是輕輕舒了一口氣，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聲音聽不出喜悅，只有一種深沉的疲憊和解脫。

她的善良，在這種時刻顯得如此樸素，又如此沉重——她只是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公平”的結果，哪怕這個“公平”對她這個獨自撫養兩個幼子、經濟拮據的單親媽媽來說，意味著更多的艱難。

對她而言，能保住房子，能讓這件事最終有個了結，讓孩子們的生活重回正軌，這就夠了。至于錢多錢少，在經歷了這么多之后，似乎已經不那么重要了。

她所求的，從來不是占有什么，而僅僅是一個了結，一個可以繼續帶著孩子往前走的、不再被官司糾纏的明天。

那份協議上，白紙黑字地寫著平均分配。劉婭自始至終，沒有提出過諸如“孩子年幼需要更多”、“父女多年不見面理應少分”這類在情理上完全站得住腳的理由。

其實只要她說出這些話，就可以為自己和兩個兒子多爭取不少遺產。

劉婭甚至也沒有提她為了和醫院打官司，前前后后奔波了多久、花費了多少精力，經歷了多少不眠的夜晚，才讓醫院認可了這筆賠償。

劉婭心大，我給她計算過這筆成本，她卻說“最怕算數了，你算了我就不看了哈哈……”然后就跟我暢想著事情處理完，周末應該帶著兩個兒子出去好好轉轉。

劉婭一直在分錢的問題上很松弛，我和同事事后都蛐蛐過她，還好開庭不讓劉婭去，不然劉婭當場能把所有財產說個遍且都同意分割。

我們作為律師是有私心的，希望能給劉婭守住一點是一點，而且情理上我們認為這都是她應得的。

后來前妻同意了承擔醫療糾紛的成本，但是在法院約好按人頭分后，前妻卻覺得應該按女兒得到的遺產的比例分。其實這兩種方案相差極小，只有不到五百塊錢的差別。然而就是因為這錙銖必較的堅持，差點導致最終的協議簽不成。

從法院出來，我和劉婭從醫療糾紛嘮到了丈夫的大女兒，劉婭聽二姐說，“大女兒可能覺得因為自己身體不好，父親不那么重視她，想出人頭地再和父親見面，沒想到……”

緊接著，劉婭說，丈夫癥狀也不典型，也不胸痛，如果她多警惕一點，早點帶丈夫去檢查就好了，也許丈夫不會這么突然離世。

“姐”我的聲音幾乎是喊出來的，堅定地糾正劉婭：“不是你的錯，你不要攬在自己身上。”我急切地想把她從自責的深淵里拽出來，“別說你是護士，就算你是神仙，也不可能完全預知！”

我和劉婭分析，丈夫的前妻一直是個強勢的人，覺得自己說了算，但是起訴大女兒讓她覺得事情沒有按自己的想法來，她可能心里有氣。

“我們做到了我們能做的一切，一步一步，沒有放棄過。”

劉婭很清楚，自己總有一天要從悲傷里走出來。她說是自己想開了，生活總得繼續。

她迷上了爬山，每周都要和同事相約去郊外，周邊兩百公里以內的山她都爬遍了。

她還和閨蜜帶著孩子出門旅游，去四川、云南。她不覺得帶兩個男娃累，說兒子們會幫她拎包，是“小暖男”。

丈夫雖然已經去世，但三個姐姐對她和兩個孩子都很好，劉婭的爸媽會幫忙帶娃，所以她其實也不怎么覺得辛苦。只是父母有時候因為孩子調皮數落孩子，她有點不開心。

“孩子嘛，就該好好玩才對，多少孩子因為家長管得太嚴，抑郁了在我們科住院。”“孩子都病了家長還不忘讓在病房學習，真可憐這些孩子。”

說著她掏出手機，查看起家里監控。兩小只各自坐在茶幾一側，低頭認真寫著作業，劉婭大感欣慰，說回去得好好獎勵獎勵兩個娃。

我想起和她在高鐵上的那天，劉婭時而指著窗外掠過的風景驚嘆，時而講起醫院里的趣事逗得我樂不可支。

我知道，劉婭和孩子們不會因為一場意外而困在原地。他們的人生，步履不停。

劉婭和丈夫的前妻，都曾經有過巨大的創傷和困境，但現在她倆過著兩種完全不同的人生。

劉婭堅持打醫療糾紛官司，不只是為了賠償，更是為了查明的真相，解開心中“如果自己安排得當，丈夫是不是可以活下去”的結。

而丈夫的前妻，她的人生好像停在了和丈夫離婚的那一刻，甚至更早。

她的整個世界只有一個任務——保護女兒。她試圖過濾所有痛苦而復雜的現實，只有自己完全掌控一切，她才能擁有安全感。

但這困住了自己和孩子。

康不醫覺得，劉婭肯定沒有忘記痛苦，但她把喪夫之痛當作人生的一個段落，并不是全部。她允許自己開心，允許自己繼續體驗生活的美好。

這不是天生的樂觀，需要巨大的勇氣和努力。因為她知道兩個孩子需要一個正常的家庭和一個情緒穩定的母親。

劉婭做的一切，不僅在拯救自己，也在用行動告訴孩子：創傷無法選擇，但回應創傷的方式，可以是步履不停地走下去。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老腰花

插圖：超人爸爸

如果你想閱讀【康不醫】更多故事，可以點擊下面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