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說謊者？

80年前，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翻開被血淚浸染的歷史冊頁，外敵入侵的苦難歷歷在目，浴血奮戰的壯烈激蕩人心。

回望那段山河破碎、戰火紛飛的歲月，伴隨著黨領導新四軍、八路軍先后挺進江蘇，開辟抗日根據地，人民司法事業開始在江淮大地扎根生長，在時間長河中留下珍貴的紅色足跡，歷史的聲音隨著時代變遷不斷回響。

烽火淬煉初心，法治點亮征程。值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讓我們開啟塵封的檔案、搜集歷史的影像、尋訪久遠的記憶，追尋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公道與正義，回溯軍事法庭戰犯審判的莊嚴與肅穆，讓歷史的光亮照亮新時代江蘇法治新征程。

人民法院報2025年8月26日頭版刊登

誰是說謊者？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

名譽權糾紛案審理回顧

2004年11月初，深秋的南京城，朔風漸起，梧桐樹落葉紛飛，遠山依舊層林盡染……

23日上午，位于成賢街58號的玄武區法院三樓大法庭內，正進行著一場氣氛肅穆的庭審。

原告席上的這位七旬老人，齊耳的斑白頭發，面貌清癯，一口老城南口音的南京話，她平靜的講述中聲音微微顫抖，不時哽咽著。大法庭的投影儀正展示著老人提供的一組組證據。明暗交替的光影里，映照出聽眾席的人們眼泛淚光，神情莊重。

夏淑琴（圖中）參加庭審

這位老人，她叫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幸存者。在那場人間慘劇中，老人全家祖孫三代9口人中7人被屠殺。當年在尸體堆中艱難地生活了14天的小女孩如今已是七旬老人，她怎么也想不到，大屠殺慘劇發生的六十多年后，居然有人對她的幸存者身份發生了懷疑，在公開出版的書籍里說她是“講故事者，說謊者”，是南京大屠殺的“假證人”。

2000年11月，在社會各界支持下，夏淑琴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民事訴訟狀，訴日本作家松村俊夫、東中野修道、日本展轉社株式會社在《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兩書中侵害其名譽權。該案其后依法由玄武區法院審理。

經過一年多的調查取證、庭前準備和跨國送達，2004年11月23日，該起名譽權糾紛案在南京玄武法院首次開庭。

幸存者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進攻南京，南京淪陷。

租住在南京市城南新路口5號的夏庭恩一家因堅持“要死就死在一塊”，全家人沒有緊急逃往南京國際安全區，而是呆在自己家中。

1945年，夏淑琴（左二）和妹妹（左一）與舅舅一家合影（翻拍照片）。

12月13日這天，一隊日本兵闖入夏家，毫無緣由地殺死了夏家祖孫三代9口人中的7人，房東哈國良一家四口人也慘遭殺害。時年8歲的夏淑琴躲在被子里，嚇得大哭，被日本兵在背后刺了三刀，不省人事，不知過了多久，被妹妹的哭聲驚醒。幸存的夏家小姐妹依靠一點炒米、鍋巴和水缸里的冷水，艱難地在死人堆里生活了14天，直到被從安全區回來的老人堂大娘發現。

夏家和哈家慘絕人寰的經歷，在夏淑琴進入“國際安全區”進行難民申報后，被當時的南京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主席、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發現，他前往新路口5號并在現場做了攝影記錄。馬吉還將此事向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做通報。

這些記錄，在德國人約翰·拉貝的日記以及《南京安全區檔案》等資料中均有記載。1947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谷壽夫的判決書中認定：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937年12月13日）市民夏聶氏、夏淑芳、夏淑蘭、夏小六子等在新路口五號被刺殺、槍殺。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因約翰·馬吉的拍攝記錄，夏家慘案成為東京審判獨立單元“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關鍵證據，夏淑琴一家被列入“南京大屠殺一案”受害者名錄。

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指出，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殺期間極少數被中國人、外國人用日記、檔案、影像等確鑿記錄下來的幸存者。在德國、美國的檔案館中，有關夏家慘案的檔案早已被發現，可謂鐵證如山。

被質疑

1998年，日本作家東中野修道、松村俊夫通過展轉社株式會社出版《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兩書。書中均對夏淑琴作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見證者的身份進行懷疑。

2025年7月30日，在南京玄武法院檔案室，筆者查閱到與案件卷宗捆扎在一起的這兩本日文原版書，以及如今在書店已經找不到的其中文版譯本，里面滿是紅藍筆密密麻麻的勾畫，可以想見當年法官們研究該案所做的案頭工作。

案件所涉書籍及卷宗

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在《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一書第十一章“馬吉就‘219號事例’做的說明”（以下簡稱“馬吉的文字說明”）一節中，圍繞夏淑琴的證詞，以所謂的“疑點重重”列出九個疑問，書中說：

疑點一，這事全地帶傳開了，自然也會傳到歐美人耳朵里，他們會立即進行調查。但是根據馬吉在東京審判中所做的證詞，馬吉是在事發大約6周后才開始調查的。而《拉貝日記》，過了一個多月，他才把這一事件寫在日記中，《拉貝日記》中的被害者已減少到11人。

疑點四，為什么只有8歲和4歲的兩個小姐妹未被殺死呢？日本兵怎么會眼睜睜放跑了這兩個人呢？

疑點八，為什么只有遇害的這家明明聽到日軍攻城的炮聲卻還留下來不走呢？眼看日軍攻城，卻仍待在危險區，哪里會有這樣的事呢？

“這九個疑點目標很明確，否定夏淑琴是馬吉和拉貝記錄里的那個8歲的小女孩，否定她的親歷者和見證者身份。”南京玄武法院該案當年的審判員，合議庭法官高煒指出，“東中野修道作為一名學者，在未進行調查核實的情況下，僅憑對‘馬吉的文字說明’中的某些懷疑和自己的主觀推論，就撰寫《檢證》一書，得出‘馬吉的文字說明’中的‘8歲女孩’與原告并非同一人的結論，違反了研究歷史事件所必須遵循的全面、客觀、公正的原則。”

筆者在日本“自由史觀會”成員松村俊夫所著的《南京大屠殺的疑問》一書第五部“夏淑琴的鏡頭”一節、“本多勝一筆下的夏淑琴”一節中查閱到類似疑問：“……我非常懷疑的是，在日本軍隊占領南京的第一天里，她們一家人竟能和平常一樣悠閑地過著日子。此外，在我讀了《馬吉的遺言》中夏淑琴的臺詞后，再一次感到吃驚，因為臺詞和本多勝一采訪時的用詞相差太遠……可見文書的內容是多么靠不住。所謂夏淑琴的經歷，也只不過是將東京審判及南京軍事法庭上的一些事情歸納之后編造出來的，而東京審判及南京軍事法庭上的有些證詞是以馬吉及許傳音記憶為基礎的。能得出這樣結論的人決不會只有我一個。”

松村俊夫在該書中稱：“究竟什么是真的，真到什么程度簡直無法知曉。說她能在法庭中經受得住反方詢問看來只是幻想，這和李秀英說的話一樣，不能自圓其說。”

稱：“謊言又引發出謊言，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些謊言使得各種證詞的可信性蕩然無存……”

除了涉“夏淑琴”章節，兩本書的內容充滿懷疑、否定及以臆測為推斷、為結論。

這一點從目錄就可以看出：混淆不清的親眼目睹與傳聞報道、大量證明“真相”的資料、馬吉的電影膠片？、沒有迎合貝茨腔調的美國人、所謂的埋葬記錄、安然無恙的拉貝住宅、相信拉貝的日本人不了解日本等等。

1998年，《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和《南京大屠殺的疑問》兩書經展轉社株式會社出版，在日本多次再版，使得兩人的言論廣為傳播。

2000年，國內多家媒體報道了兩書的內容，年逾古稀的夏淑琴老人知悉并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看到兩書的中文譯本，再次激起老人對六十多年前此段受害經歷的切膚之痛，憤而提起訴訟。

2004年11月，老人在文章開頭的庭審中憤怒陳詞：“日本軍人跑到南京來殺人放火，我一家被殺了七口人。60多年過去了，還說我是假的受害者，是‘假證人’。我講自己受害的經過，卻變成了破壞日本軍人的名譽，這種顛倒是非，應該天打雷轟！”

審 理

“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中國公民對外國人和機構提起侵權訴訟時，侵權行為地的法院有管轄權。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的實施地和損害結果的發生地。夏淑琴老人的戶籍在玄武區，玄武區是其名譽權損害結果的發生地，因此玄武區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

“院里老院長擔任審判長，我和民一庭另一位副庭長擔任審判員，我們三人組成該案合議庭。”2025年7月29日，筆者見到如今是玄武區政府公務人員的該案原審法官高煒，他用“震撼”一詞說到當年院里通知辦理該案的心情，“接到電話那一刻，就感到重擔在肩。”

“我是隨父母遷居南京的山西人，在南京生活了很多年，深切體會到南京大屠殺是這個城市的苦難記憶。后來作為一名法官，接觸到當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東京審判不少資料，這兩個審判是維護二戰正義全世界認可的審判，他們讓公理正義昭然于世，其中均對南京大屠殺有過定論，怎么會有人對這兩個審判中的關鍵證人證詞乃至南京大屠殺這個舉世公認的的事件進行否定呢？”

“作為一名法官，當然有著自己的民族情感，但情感不能代替審判，案件審理必須要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

“該案是侵害名譽權糾紛，就要根據侵害事實、行為人行為是否違法、違法行為和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行為人主觀是否有過錯，名譽權侵權糾紛這四個構成要件來認定。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我們一定要充分坐實。第一次合議庭會議我們三人就該案審理立足案情本身、摒棄情感審判達成共識。”高煒說。

玄武區法院檔案室里，找到夏淑琴訴東中野修道、松村俊夫及日本展轉社株式會社名譽權糾紛案的案件卷宗，其審理卷、證據卷各有厚厚的8本。

南京玄武法院檔案室保留著案件卷宗

“訴訟中，夏淑琴向法院提交了親人證詞和各方友人、機構幫助搜集的五組證據，以證明其主張。”

該案合議庭成員回憶，合議庭對夏淑琴所提供的這五組證據進行了逐一調查核實。五組證據包括《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驗》《南京大屠殺的大疑問》日文原著、原告委托代理人對原告表妹等親屬所做的調查筆錄、《拉貝日記》、約翰·馬吉的日記及美國人瑟爾、貝茨等寫給友人的信件節錄、約翰·馬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攝影記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過程的影像資料等。

合議庭還對原告代理律師收集的夏淑琴舅母王芝如的陳述記錄，對當年和夏家一起遇難的哈國良的侄子哈夢鶴老人等十多位中外證人證詞，對現場幸存的另一個女孩，夏淑琴的妹妹夏淑云等原告個人及其親戚等人的檔案資料調查確認。

“經過調查，這些書證和證人證言均與夏淑琴的陳述是相吻合的。同時夏淑琴老人身上的傷疤及其位置也進一步證實所述事實的可信度。由此可見，夏淑琴對1937年冬發生在新路口5號的慘劇陳述是真實可靠的，夏淑琴就是拉貝日記和約翰·馬吉影像資料中那個八歲的小女孩。”合議庭成員說到當年的庭前證據調查。

經過兩次開庭，2006年8月23日該案當庭宣判，夏淑琴勝訴。

該案訴訟文書庭前通過司法協助途徑送達日本，并收到回執，但被告東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以及日本展轉社株式會社均未出庭。

翻開該案判決書，判決書詳細回應了兩書中涉夏淑琴章節所列疑點和核心論據——

判決書稱，被告在兩書中，除對有關歷史文獻及原告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的陳述進行比較，找出一些差異和疑點外，并無直接資料來否定原告是南京大屠殺原新路口5號屠殺現場幸存者的身份。

歷史資料中關于新路口5號現場的各種記錄，雖然存在一定差異，但只要進行全面、公正、客觀的分析，可以發現各種歷史資料形成的來源是不同的，有的是記錄者在屠殺發生后到現場調查后所寫，有的是記錄者聽他人轉述后記錄。而且各種資料形成的時間、環境也存在差異。因此在分析歷史資料時，應當綜合考慮上述情況，充分對照各種資料，進行實地調查，從而做出合理判斷。

對于被告松村俊夫在書中提到的約翰·馬吉資料中記載遇難者為13人，而本多勝一采訪的證詞記載遇難者是11人的差異情況，約翰·馬吉作為一名外國人在當時情況下進行調查時，無法區分遇難者之間的身份關系，將現場所發現的全部遇難者的人數加以記錄，也是客觀、合理的。所以，在各種歷史記錄中，原新路口5號屠殺現場遇難人數存在的差異是非實質性的，且相互之間并不矛盾。被告松村俊夫在書中提到的其他差異或疑點，也與前述差異或疑點情況相似，均不足以否定南京大屠殺原新路口5號屠殺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原告是幸存者的事實。

被告東中野修道作為歷史研究者，忽視各種歷史資料及原告陳述的一致性，在未對原告本人及屠殺事件發生現場進行實地調查的情況下，僅以各種歷史資料中非實質性、存在合理解釋的差異及其個人主觀臆斷，就在書中否定原告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與重要歷史見證人的身份，進而達到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目的，違反了研究歷史事件所必須遵循的全面、客觀、公正的原則，存在重大過錯……明顯具有侮辱原告人格的用意，足以造成對原告的精神損害，故被告松村俊夫、東中野修道的行為已構成了對原告名譽權的侵害，依法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被告展轉社株式會社作為書籍出版單位，對于這兩本以歷史事件為研究對象的書籍，應盡合理審慎的審查義務，但被告展轉社株式會社無視該書中否認歷史事實、侵害原告名譽的內容，將該書出版，其出版行為與被告作者的寫作行為直接結合，造成對原告的名譽侵害，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并且與被告作者互負連帶責任。

原告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其7名家庭成員在大屠殺中遇難，原告已經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這種精神痛苦是伴隨終身、無法愈合的。被告在書中否定原告重要歷史見證人的身份，指責原告偽造歷史，造成了對原告新的精神損害。

法庭宣判：自判決生效之日起，被告東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以及出版其作品的日本展轉社株式會社應立即停止出版侵害原告夏淑琴名譽權的圖書，并將已經出版的書籍收回和銷毀；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被告在中日兩國主要媒體的顯著位置刊登道歉聲明（賠禮道歉聲明的內容須經本院審定）；判決生效之日30日內，一次性賠償原告夏淑琴精神損害撫慰金160萬元。

“被告兩次庭審都沒有出庭。我們合議庭還是做了大量準備，包括庭審前研判被告來還是不來，本人還是代理人出庭，會有哪些質證，證據如何展示等等。”回顧當時的審理過程，該案審理團隊很感慨，這個案子雖然過去二十多年了，仍然記憶猶新，特別是每天面對那些殘暴的屠城證據，內心太震動了，“我們每天都很沉默，把自己鎖在忙碌的證據調查中。”

高煒告訴筆者，后來合議庭成員的法袍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收去作為館藏，“可以說，這是法官生涯中最值得紀念的案件。”高煒說。

為什么會質疑否定

夏淑琴是南京大屠殺期間少數用文字、影像等確鑿證據記錄下來的幸存者，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所拍攝的紀錄電影中，新路口5號10余口被屠殺、強奸的慘狀歷歷在目，可謂鐵證如山。

東中野修道、松村俊夫為什么要選擇這樣一個沒有爭議的幸存者代表作為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突破口呢？

該案卷宗中，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出具的《意見書》指出，第一，夏淑琴具有典型性。夏淑琴作為南京大屠殺幸存的證人，在中國乃至日本具有影響，如果連夏淑琴所說也可以說是“假的”，可以“懷疑”和“否定”的話，那么對所有南京大屠殺受害者的證詞、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懷疑”和“否定”自不待言。

第二，企圖以枝節問題否定事實本身。在長達60多年時間里，許多中外記者、作家、研究者對夏淑琴進行多次采訪和報道，由于翻譯不準、習慣不同及表達方式不統一等各種原因，表面上看，一些記載有不準確之處。但是，這些并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實質是當年侵華日軍在新路口5號內制造虐殺老人、婦女、兒童的罪孽。

第三，意在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他們在書中說，所謂南京事件，不過是作為軍隊行動的槍殺二三百人而已，說當年在南京的“掠奪、強奸、放火”不是日本軍作為，而是中國人干的，既為日本侵略軍涂脂抹粉，又把污水潑給受害的中國人，攻擊一點，否定全盤，達到否定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目的，這是東中野修道、松村俊夫的用心所在。

從細節處否定證據鏈完整、鐵證如山的證人證詞，進而否定新路口5號的屠殺事件；否定這一著名事件，進而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舉世公認的1946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東京審判判決結果，這是兩本書充滿指向、誘導性的思維路徑。

對此，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學者也指出，東京審判中，由于案情重大，南京大屠殺被單獨作為一案來審理，當時被告的辯護律師就選擇了“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策略，企圖通過否定某一個證人或證人的某一個證詞，來推翻全案。

夏淑琴并沒有出席東京審判，但當年東京審判南京大屠殺一案中檢方證人已全部作古，夏淑琴因為完整無疑的證據鏈，已經成為為數不多的幸存者代表，東中野修道們把污水潑向她，當然是精心構思的產物。

歷史的回音

2006年8月23日南京玄武法院的公開宣判，立即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紛紛在顯要位置報道了這起有復雜歷史背景、現實侵權行為的名譽權糾紛案相關消息。

南京玄武法院開庭審理夏淑琴訴日本右翼侵犯名譽權案。

作為案件的被告方，日本展轉社和作者東中野修道也向媒體對這一判決做出了反應。23日當天，日本展轉社社長發表了“對所謂南京審判我社的立場”的聲明，與此同時，東中野修道針對此案也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2007年5月，77歲高齡的夏淑琴以被告身份和南京律師團隊赴日本應訴，并與日本當地律師團一道發起了對日本右翼作者的反訴。這位不識字的老人走進異國法庭，再次為自己作證，為歷史作證。

2007年11月2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名譽權案作出一審判決，認為夏淑琴是幸存的受害者，而《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的記述卻讓人產生她是假冒受害者的印象，該書的作者所述情況不真實，損害了夏淑琴的名譽。2008年5月21日，東京高等法院對該案作出二審判決，再次認定了東中野修道等對夏淑琴的名譽損害，維持一審判決，夏淑琴再次勝訴。

2009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對夏淑琴名譽權案作出終審判決，判定夏淑琴勝訴。判決中認定被告書中的描述侵害了夏淑琴的名譽，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和二審判決，判令賠償夏淑琴400萬日元。

夏淑琴（前排右四）與支持者手持“不許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橫幅走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圖片來源：新華社）

這個無比艱難的案件歷時長達9年，夏淑琴老人名譽權案至此取得國內法院、日本法院的全部勝訴。

在南京玄武法院尋訪該案當年的審理團隊，大家不約而同提到兩個人，原告夏淑琴的兩位代理律師，談臻律師和李大進律師。

“這兩位律師都是南京、北京律師界赫赫有名的專家，為了這個案件，放下千頭萬緒的律所工作，近十年之久陪著老人從國內法院提起訴訟，到遠赴日本法庭應訴、反訴，他們的歷史擔當和艱苦卓絕的努力令人敬佩！”

審理團隊談及該案兩位律師縝密細致的庭前準備：“比如夏淑琴老人，她的身份從法律層面上來說，上了法庭就要充分舉證，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從慘案發生到案件審理，跨越近70年的每個時間段都要出示有利的人證、物證，要有一整套證據來證明夏淑琴就是拉貝日記中所寫的，就是馬吉拍攝的錄影帶中那個特定的小女孩，包括她親人、房東的尋找，證詞的調查，這期間戰亂不斷，時間漫長，很多資料、人和事都遺失在歷史中。但在他們的帶領和堅持下，該案優秀的律師團隊取得了大量調查資料，有力佐證了夏淑琴老人的證言。”

“我們用大量的證據、史料乃至證人想要證明的就是一件事：原告夏淑琴的親身經歷不能抹殺，原告夏淑琴的身份不容質疑，原告作為一個公民的名譽不允許被詆毀，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史實鐵證如山。”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當我就要結束我所發表的代理意見時，我想到了一位剛剛離開我們，一位享有國際盛譽的華裔女作家《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張純如女士在發表演講中所說：我相信最終真相將大白天下，真相是不可毀滅的，真相是沒有國界的，真相是沒有政治傾向的。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使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二十多年過去了，在南京玄武法院安靜的檔案室讀到當年兩位律師力透紙背的代理詞，依舊心潮起伏。耳邊仿佛聽到老人平靜地為自己證言時內心的顫抖：“我叫夏淑琴，我要求被告來，今天他們沒有來。南京大屠殺不是對我一個人的大屠殺，我要求公道，讓死者能夠安寧！”

立秋過后，楓葉漸漸染上紅妝，銀杏葉披上金黃的外衣，美麗的中山陵越到秋天越是動人的畫卷。

山水撫慰傷痕，夏淑琴老人在中山陵管理局工作了大半個世紀后已退休。現今96歲，四世同堂的她在南京近郊一個居民小區平靜地度著晚年。歷史的接力棒已傳給下一代，2022年，夏淑琴的外孫女和曾外孫成為首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

2018年12月10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的死難者遺屬家祭活動中，夏淑琴給遇難者名單墻上親人的名字添漆。（圖片來源：新華社）

而每年老人都會來到莫愁湖畔，去撫摸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遇難者名單墻”上的那一個個名字，外公、外婆、父親、母親、兩個姐姐和1歲的小妹妹……

這面墻上鐫刻著的家人，是老人心底永遠的痛。

以史為鑒，永續和平！

資料提供：南京玄武法院、南京中院

作者：朱 旻（省法院新聞辦公室）

編輯：夏思純

來源：江蘇高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