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順境到危機：曾國筌圍攻天京的致命一劫

1862年的曾國藩，站在權力的巔峰。慈禧與奕?的聯合主政下，他迎來了職業生涯最夢幻的政治配置——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撫清一色是嫡系；兩廣總督晏端書、四川總督駱秉章等封疆大吏全是“自己人”；就連湖北巡撫嚴樹森，也是已故心腹胡林翼的嫡系。這種局面放在今天，相當于央企掌門人同時掌控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經濟圈的黨政資源，能夠在各省間順暢地調配錢糧資源。

手握如此資源，曾國藩啟動了三路大反攻太平軍的計劃：弟弟曾國荃直撲天京（南京），李鴻章率淮軍收復江蘇，左宗棠領楚軍攻略浙江。他甚至布下四路合圍天京的精妙戰術：曾國荃主攻，多隆阿、鮑超、李續宜三路策應打援。這是復制安慶大捷的完美劇本，畢竟安慶之戰中，湘軍正是靠長壕圍困、打援破城，才啃下了太平軍的長江中游堡壘。

但歷史總在最順遂處埋下暗礁。當曾國荃帶著兩萬吉字營“隨風直薄雨花臺”時，這個被安慶勝利沖昏頭腦的“湘軍少帥”，率先撞破了權力幻象的第一層泡沫。

這位沒出過湖南幾次的“縣城學霸”，滿腦子都是安慶的“成功經驗”：九里城墻配七十里長壕，簡單粗暴的數學題。可當他繞著明太祖耗時二十一年修建的天京城墻走了一整天，才驚覺自己掉進了怎樣的陷阱：周長96里、高21米、最寬處30米的巨墻，相當于要同時圍堵三個北京五環。兩萬湘軍撒在城下，密度比共享單車墳場還稀疏；要圍死這座城，得修七百里長壕，堪比秦始皇修長城的工程量。

更致命的是，曾國藩精心設計的“四路合圍”，在人性變量前瞬間崩塌。安徽巡撫李續宜剛要出師，突遭父喪丁憂；鮑超被太平軍重兵困在寧國寸步難行；多隆阿這個旗人將領，本就因安慶一戰功高賞薄與曾國藩產生了嫌隙，恰逢胡林翼去世失去約束，他又看不慣曾國荃的跋扈，攻下廬州后竟自請調往陜西，從此與湘軍再無交集。四路援軍，三路折戟，曾國荃的吉字營成了孤軍。

如果說戰略協同的脆弱是明傷，霍亂疫情則是暗箭。咸豐、同治年間，第三次霍亂大流行隨著外國船只溯長江而上，順著湘軍水師的補給線，精準擊中了雨花臺大營。兩萬湘軍中，近半數染病，“死者山積”（《湘軍記》）。曾國荃把病號留在帳篷里守營，能戰的全部拉上城墻，勉強撐著。

此時的太平軍，正從上海戰場調回李秀成的十余萬精銳（號稱六十萬），還帶著剛從洋人手里買來的西洋開花炮。一邊是武器代差的降維打擊，一邊是兵力十倍的絕對優勢，再疊加半數減員的瘟疫，曾國荃終于慌了。他給曾國藩寫信：“倘再一個月無援兵來助我打，則此軍竟有不堪設想者，務求老兄原諒弟從前之錯，百叩求兄做主！”

這封求救信，揭開了權力游戲最殘酷的真相。那個曾蔑視兄長老成持重的“湘軍少帥”，此刻活脫脫是職場關系戶捅婁子后的標準模樣：前半句“原諒弟從前之錯”是認錯，后半句“百叩求兄”是求救，與當初“隨風直薄雨花臺”的囂張判若兩人。

而曾國藩這邊，早已急得“寸心如割”。他四處調兵：發往湖北的急件，嚴樹森回“疫病橫行”；送到江西的軍報，沈葆楨說“防務吃緊”；最親信的鮑超被釘死在寧國，連多隆阿都西去陜西。曾經能讓四省巡撫集體換人的滔天權勢，此刻竟調不出一支援軍。最后他咬著牙，把自己的四百親兵派了過去——但這點人在十萬太平軍面前，連壯膽都勉強。

這場危機，也暴露出湘軍在權力巔峰下的三重致命傷：

其一，戰略協同的脆弱性。李鴻章在江蘇、左宗棠在浙江各自為戰，像極了跨國公司事業部的“數據孤島”；曾國荃的冒進，則是仗著“皇親”身份破壞規則的職場刺頭。

其二，資源依賴的陷阱。當多隆阿負氣出走、李續宜突然丁憂，所謂“四省巡撫皆嫡系”的政治優勢，在實戰中連一支援軍都兌換不出，活脫脫現代企業“協同效應幻覺”的古代版。

其三，風險管控的盲區。霍亂順著單一補給線蔓延，后勤體系瞬間崩潰，與當代企業過度依賴單一供應鏈、疫情來臨時才發現沒有Plan B的窘境如出一轍。

曾國荃在雨花臺的絕境，最終靠湘軍的韌性硬扛了下來。太平軍連攻四十六天，始終沒能突破長壕。但這場危機，給曾國藩敲響了警鐘。他在日記中寫下：“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所謂“天時地利人和”的順境，往往正是系統最脆弱的時刻。當所有資源都向你傾斜時，你以為握住了全世界，卻忘了權力的背面，是風險的指數級增長。

從1862年的雨花臺到今天的商業戰場，這個道理從未改變：再硬的關系網，織不成防彈衣；再完美的戰略，抵不過人性的變量；再集中的權力，扛不住黑天鵝的暴擊。曾國荃最終用兩萬湘軍的血與火，讀懂了兄長那句“金陵城大賊眾，合圍不易”的深意——有些坑，不親自踩過，永遠不會懂；有些課，不在絕境里上，永遠學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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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張宏杰《曾國藩傳》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姜忠喆 《曾國藩全書》遼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