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失敗在于軍事與民生？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更關鍵！

人們說起國民黨，往往會把他們在大陸的潰敗歸結于軍事上的指揮混亂或者是經濟、工商、民生上的連鎖大崩盤。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前因后果就會發現，其在戰場上的潰敗和民生上的凋敝，是他們失敗的外在表現，這是結果，而非原因。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國民黨從創立之初就存在一個重大問題，而這一問題直到蔣介石敗退都沒能解決。

就如同“千里之堤毀于蟻穴”，而毀了國民黨的這一“蟻穴”就是四個字：派系政治！

那么，國民黨的派系政治到底是如何起源、如何發展的？蔣介石為什么至始至終都沒有辦法把國民黨鍛造成一個統一、高效、具有現代治理能力的政黨呢？

國民黨脫胎于同盟會，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同盟會在1912年改組為國民黨時還吸納了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共進會等十余個團體，其成員背景復雜，既有革命人士，也有軍閥，同時還有資本家、買辦、留學生，甚至連舊官僚、地主、鄉紳、立憲派和綠林好漢也都在其中。

這些成員們所在的階級各不相同，追求的利益也并不一致，他們之所以會走到一起，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滿清。但是，在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后，還要讓他們團結在一起，就比較困難了。

宋教仁在改組國民黨時并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但是他擔心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所以需要盡可能地擴大議會席位，這就導致了國民黨什么人都要。

而恰恰就是這一激進的做法惹怒了袁世凱，不僅沒能成功推行政黨政治，同時還造成了國民黨的內部分裂，令其先天不足。

在1913年宋教仁被刺身亡后，國民黨便出現了第一次派系斗爭，一派以孫中山為代表，力主討袁；另一派則以黃興為代表，力主法律解決。

而就在兩派相持不下時，袁世凱先下手為強，先后免去了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

黃興見狀，這才放棄法律途徑解決，支持孫中山武力討袁。然而，就當孫中山準備在上海以陳其美率先發難之時，黃興又堅決反對，之后便跟孫中山爭奪起了領導權。

結果就在孫黃相爭之時，袁世凱派兵入上海，直接控制住了上海局勢，之后又派人搗毀長沙軍械局，斷絕了國民黨的武器來源，接著派重兵直逼江西。

原江西都督李烈鈞在北洋軍隊的威逼下只好宣布江西獨立，誓師討袁。全國各省隨之紛紛響應，相繼宣布獨立。二次革命就在這種各自為戰的情況下，開始了……

如此沒有統一指揮的戰爭肯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二次革命也僅僅進行了兩個月就宣告失敗，孫中山、黃興流亡日本。

1914年，孫中山在總結了二次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后，決定在日本創立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當時已被袁世凱解散）。

孫中山為了避免再出現二次革命時兩派相爭、群龍無首的局面，提出了“指模誓約”，即通過蓋指模的方式宣誓堅決服從孫中山的領導。這一制度的確立令孫中山重新樹立了領袖權威，但是也遭到了黃興、李烈鈞等同盟會元老的反對。因此，黃興一派沒有加入新政黨。

新政黨的成立與新綱領的提出，是孫中山團結黨內人士的一次嘗試，但是僅靠他們的力量是不足以推翻袁世凱的。因此他不得不再次借助軍閥的力量，最終通過蔡鍔逼死了袁世凱。但是蔡鍔在此后不久病逝，桂系軍閥獨掌大權，他們不僅沒有繼續與北洋政府作戰，還將孫中山驅離廣州。

孫中山因此一度情緒低落，但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令孫中山看到了中國人民空前高漲的愛國熱情。他想把這股新興的力量吸納進黨，但因中華革命黨規模太小，外加“指模誓約”的存在而收效甚微。

鑒于北洋政府在袁世凱死后已經不再執行以前的舊命令，孫中山決定重新樹起國民黨的大旗，將新興的力量以及國民黨元老們招致麾下。

同年10月，孫中山正式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廢除“指模誓約”，將“三民主義”重新寫入黨綱。包括黃興在內的國民黨元老們得知后紛紛響應，國民黨成功“借尸還魂”。而在五四運動中展露頭角的年輕一代，也有很多人在這次浪潮當中選擇了加入國民黨。

國民黨的力量在這段時間里突然暴漲，孫中山遂借此機會派陳炯明率粵軍驅逐桂系軍閥，重回廣州，重建軍政府。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國民黨第一次擁有省級政權和稅權。

然而，陳炯明在1922年時突然叛變，孫中山不得不再度離開廣州，前往上海。

而那時，中共代表李大釗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在上海，他們多次與孫中山展開會談，令孫中山決定“以俄為師”。

1923年，孫中山策動桂、滇軍閥聯手趕走陳炯明，成功返回廣州。之后他立刻邀請李大釗、陳獨秀等人一起改組國民黨，吸納共產黨人加入，并且提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國共實現第一次合作。

與此同時，孫中山在多年的“以軍閥打軍閥”中悟出一個道理，那就軍閥是不可靠的，革命必須要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

因此，孫中山在蘇聯的幫助下，于1924年建立黃埔軍校，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

1924年11月，黃埔軍校首批學員畢業。從此時開始，國民黨在真正意義上擁有了自己的軍事力量，但是蔣介石也因此逐漸攫取到了國民黨的權力核心。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與直系、奉系軍閥談判期間，因癌癥不幸逝世。由于孫中山的去世太過突然，他并沒有明確指出由誰接班，而是指定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等 9 人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委。但是這9人的政治目標并不一致，這令國民黨在孫中山去世后立刻開始了內斗。

當時，國民黨內部主要以四大人物分成四個派系，他們分別是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和許崇智，然而他們的內斗卻成全了一個人，那就是蔣介石。

汪精衛由于是《總理遺囑》的執筆人，這令他在政治上有了一個“代總理立言”的合法性。而且，汪精衛還是同盟會創會時的原始會員，不僅是《民報》的主筆，還曾經是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案的主角，在青年時期就已成為了世人所追捧的“革命偶像”。

正是因為有這些政治資本，汪精衛被左派認為是可合作的對象，右派也想拉攏他。這種政治上的左右逢源，令他在孫中山去世后迅速上位，于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之時，被推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

此時的汪精衛名義上集黨政軍于一身，但是他既沒有嫡系部隊，也沒有掌握財權，甚至連地盤都沒有，實際上只有一個空架子。

與汪精衛類似的，胡漢民也是同盟會元老，在辛亥革命時又是廣東都督，資歷可以說是無人能比。

在孫中山北上時，胡漢民被任命為“代理大元帥”，名義上總攬軍政大權。

但是，胡漢民錯誤估計了自己的號召力，當時國民黨已經引入了大量新鮮血液，特別是共產黨人的加入，令蘇聯的態度非常重要。可是胡漢民卻非常不適時地提出“聯俄限度論”，導致蘇聯把資源都放在了廖仲愷身上。

廖仲愷是左派領袖，他主張“聯俄容共”，蘇聯全力支持他是理所應當。然而，廖仲愷在1925年8月20日被刺身亡，此事震動全黨。

為了調查此事，蘇方立刻點名汪精衛、許崇智和蔣介石組成調查小組。

蘇聯會讓汪精衛和許崇智加入這很好理解，汪精衛的地位在前文已經交代，而許崇智則是軍政部長、粵軍總司令，其掌握著真正的軍權，同時廣州實際上就是他的地盤。

但是，讓蔣介石加入就很值得玩味。蘇聯人之所以這么做，就是為了打壓許崇智。畢竟誰擁有軍權，誰才是真正的老大。而許崇智坐擁粵軍，根本不服從中央指揮。

當時，蔣介石還沒有地盤，但是身份是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參謀長，手上有一支由黃埔生組成的新軍。蘇聯覺得正好可以利用他來教訓一下不聽話的粵軍。而汪精衛沒地沒槍，自然也竭盡所能拉攏蔣介石。

蔣介石對蘇聯和汪精衛的想法心知肚明，于是他一上位就以“兇手的槍支來自粵軍”為由瘋狂攻擊粵軍，之后又以“粵軍涉案，不再安全”為由將許崇智的警衛都換成了黃埔生。

這時，許崇智發現自己已經被蔣介石軟禁，于是趕緊調親信來自己住所護衛。但是，蔣介石卻早已搶先一步派黃埔生搶占了各個要點，之后又以“涉案”為由將許崇智親信拘捕，并派兵包圍了許崇智住所。

就這樣，許崇智徹底失去了人身自由。蔣介石借此機會，威逼許崇智離開廣州，粵軍軍權就此落入蔣介石之手。

除了針對許崇智，“四巨頭”之一的胡漢民也被蔣介石以“有重大嫌疑”為由拘禁，之后被獲準出國考察，實際上就是政治流放。

國民黨右派見領袖被“流放”，自然不會坐視不理，因此集結起鄒魯、謝持等右派元老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打出“護胡反汪”的旗號另立中央。然而，當時已經有了蔣介石支持的汪精衛，根本不會忌憚這些毫無兵權的元老，反而是他們的另立中央給了汪精衛以“分裂”的口實，最后這些人盡數被汪精衛開除黨籍。

之后，他們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繼續與汪蔣對抗，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到這時，國民黨內基本形成了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的格局。

然而，蔣介石野心也在這一次權力斗爭中極具膨脹，不再滿足與汪精衛共享權力的他在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艦事件。蔣介石以汪精衛的親信、中山艦艦長蔣先云“企圖政變”為由逼迫汪精衛出國考察。

同年7月，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并誓師北伐。之后，蔣介石憑借著北伐軍的一系列勝利迅速積累聲望，到1927年3月攻下上海和南京后，他的發現自己的實力已經不再需要蘇聯和左派的支持。

于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開始清黨。4月18日，他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正式與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汪精衛于同年4月歸國，出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為了能斗過蔣介石，遂立刻拉攏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桂系、以鄒魯、謝持為代表的西山會議派（于1927年6月恢復黨籍）以及以李濟深為代表的部分粵軍，多方合作形成反蔣勢力。

1927年7月，武漢國民黨政府也開始清黨，同時宣布遷都南京。汪精衛此舉就是想把蔣介石的正統旗號給搶走，如果蔣介石繼續與他對抗，就會落得一個“自己打自己”的局面。

而就在政治上倍感壓力的同時，蔣介石的北伐事業也遭遇了重大挫折。8月上旬，北伐軍在徐州戰役中慘敗，孫傳芳、張宗昌順勢反攻，南京門戶洞開。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看準機會，立刻“逼宮”，表示如果蔣介石不下野，前線部隊就不再聽令。蔣介石迫于巨大的政治、軍事壓力，同時也是為了保住南京，只好匆忙下野。

汪精衛見蔣介石下野，本以為能順勢“接班”，但是沒想到桂系和西山會議派又立即從“反蔣”轉為了“倒汪”。由于汪精衛所仰仗的部隊或被桂系收買或被擊潰，他不得不也通電下野。

然而，在蔣、汪相繼下野后，桂系與西山會議派也開始爭權奪利，其他派系趁勢而起，形成了各派互相爭斗，但誰都無法取勝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各派都開始拉攏外部勢力。而此時蔣介石完成了人生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與宋美齡結婚。這次婚姻讓他獲得了宋、孔兩家的支持，從而給他帶來了眾多人脈和財力，江浙財團也因此把蔣介石作為了第一投資對象。除此之外，蔣介石還在日本拜訪了首相田中義一、財閥澀澤榮一，得到了3000萬日元的貸款承諾。

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各派系見狀，紛紛向蔣介石拋出橄欖枝。

最后，蔣介石在各派系的共同邀請下，成功返回南京，并被重新推舉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率部開啟第二次北伐。1928年底，蔣介石勝利完成北伐，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

但是，他在此后開始實行獨裁政治，準備把地方派系的軍權、政權、稅權全部收歸己有。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自然不會坐視自己滅亡，于是又聯合反蔣，中原大戰就此爆發。

反蔣聯軍起初勢如破竹，一度攻占許昌、濟南、長沙等地。但是從1930年7月開始，聯軍逐漸勢頹。為了能在政治上增強正統性，他們又將汪精衛推了出來，將他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然而，汪精衛并不能改變聯軍在戰場上的劣勢，中央軍從8月開始大舉反攻。本來一直處于觀望狀態的張學良見狀，立刻通電表示擁護蔣介石，之后東北軍入關助蔣，趁勢取得平津等地。

中原大戰令地方派系的實力發生了大洗牌，張學良的東北軍除了本來就有的東北，還成功接收華北，一躍成為了除中央軍之外的第二大勢力；閻錫山退回山西，晉軍損失過半，山西財政受到南京政府監管；李宗仁、白崇禧實力大減，退回廣西，遭受中央軍三面合圍，在與粵軍合作下才艱難自保；馮玉祥的西北軍分裂成四大派系，他本人地盤盡失，黯然下野；汪精衛則從國民政府主席一夜“歸零”，再度流亡海外。

中原大戰的硝煙散去，令中國獲得了短暫的寧靜。但是在這片寧靜之下，暗流早已開始涌動。

前文說過，蔣介石之所以會引起地方派系的聯合反對，就是因為他打算實行獨裁政治。在打服各地方勢力后，他繼續推行自己的原定計劃，

逮捕了國民黨右派的元老胡漢民。他這么做立刻引起了西山會議派的不滿，因此他們再度聯合汪精衛、粵系、桂系組成反蔣聯盟

1931年5月，汪精衛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不久后，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在劇增的民族危機下，蔣介石選擇第二次下野。

然而，蔣介石的下野并不是淡出政治，而是以退為進，他的離開把東北這一燙手山芋直接扔給了新組建的內閣。彼時，粵系只想鞏固廣東地盤，桂系只想趁機拿下兩湖，根本沒想真的北上抗日。而國民政府的軍政部次長是何應欽的親信、財政部則由宋子文遙控，江浙財團雖然軍費照常撥付，但是抬頭只寫“中央軍”。汪精衛、孫科等人空有頭銜，卻毫無軍權、財權。

最終，新內閣組閣僅僅49天，就在財政枯竭、軍隊掣肘的雙重危機下黯然倒臺，最后汪精衛不得不與蔣介石進行政治交易，重新請蔣上臺。

不久后，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無形中又把蔣介石推上了權力核心。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為行政院長，一個負責對日作戰，一個負責對日外交。在成功將入侵上海的日軍擊退后，蔣介石重返南京，重掌國民黨的軍政大權。

之后，蔣介石以宋子文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在上海召集 24 家銀行成立“金融整理委員會”，把關稅、鹽稅、統稅直接收進中央銀行，不再經由省庫轉手。

1933 年，孔祥熙接任財政部長后，他以關稅作保一口氣發行公債8億多元；1935年，他再推法幣改革，把白銀收歸國有，讓老百姓把手中的銀元都限期兌換成法幣。

這一套流程下來，令蔣介石向老百姓借的是白銀，還的卻是法幣。而法幣的本質就是另一張欠條，相當于蔣介石沒花一分錢，就拿到了近8億多元的經費。而法幣通脹的風險，則完全交給了國民承擔。

除此之外，蔣介石還開設特務機構，重用戴笠、康澤等人，專事情報、暗殺等任務，以排除異己。同時，蔣介石扶持陳果夫、陳立夫成立中央俱樂部（CC系），控制各省市黨部、學校、報館、工會、農會，將黨務首次下沉至了縣級以下。

軍事方面，復職后的蔣介石以“剿共”為名，將中央軍不斷向西南、西北地區推進。所到之處，地方軍閥的部隊要么被削弱、要么被收編，中央軍的實力則不斷膨脹。

在1933年的福建事變和1936年的兩廣事變相繼失敗后，地方軍閥再無能力挑戰中央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經和平解決后，全國上下達成團結抗日的共識。不久后，國民黨內推行“總裁制”，蔣介石當選總裁，至此將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集于一身。

在全面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內部進入了一段難得的團結時期，除了汪精衛之流投敵之外，基本上都處于中央軍為首、雜牌軍服從命令的狀態。但是當抗日戰爭勝利，國民黨再度開始了內斗。

首先是在受降方面，蔣介石把嫡系派至京滬平津、武漢、廣州等地受降，卻把雜牌軍派去邊遠地區。

其次，蔣介石推出《整軍方案》，計劃把全國的軍隊統一整編為以師級為單位。但是中央軍每個師達1.2萬人，而雜牌軍僅給8000人的編制。

最后，蔣介石在財政方面也對地方派系大抽血。中央銀行在1946年1月下令，讓各省省銀行、商業銀行將所有黃金、白銀、外匯準備金全部在一個月內上繳上海總行。地方銀行被迫交出大量庫存，其中廣西、四川、西康等行庫幾乎一夜之間被搬空。同年4月，中央又下令將地方征糧上繳中央，再兌換成法幣后再由中央統一分配。結果，地方上繳的征糧與返還的法幣相去甚遠，有些地方差額能達40%！同年7月，財政部又下令廢除各地方發行的公債，令本來就舉債維持的地方財政一夜之間崩潰。

蔣介石的這一系列舉動本來是為了打壓各地方派系，結果卻為后來的解放戰爭埋下了伏筆，形成了“中央軍有難，雜牌軍笑看”的有趣場面。

而在蔣介石嫡系的內部，同樣是爭斗不斷，基本上形成了黃埔系掌軍、CC系控黨、政學系管政的局面。

蔣介石之所以會令這三個派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是因為其主要靠軍隊起家，黨內的資歷和根基比較淺，因此需要以CC系掌控黨務，以政學系掌控行政系統。

這三個派系共同支撐著嫡系掌權，從表面上看并無問題。但是蔣介石從來不會讓任何一方做大，稍有一家獨大的跡象就會令另外兩派聯合打壓。這導致三派并不和睦，經常互相掣肘。

比如濟南戰役時，黃埔系的王耀武主張放棄濟南，集中兵力守徐州；但是CC系的龐鏡塘擔心放棄濟南會令山東黨務盡失，因此聯合200多名黨部委員上書要求死守濟南；政學系的李彌則趁此機會，以“行政系統預算獨立”為由，將本來撥付給王耀武的3000噸面粉中飽私囊，用來孝敬政學系大佬，同時給黃埔系穿小鞋（面粉當時是硬通貨，一轉手就可以換成真金白銀）。

這樣的內斗，導致濟南戰役開打時，王耀武的部隊還沒有解決軍糧問題，以至于戰斗力低下。

而當濟南告急，王耀武請求空投彈藥時，李彌又告知其“空軍運費需行政院特批”，故意拖延。CC系則指責王耀武“動搖軍心”， 導致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嚴令“死守”。

黃埔系的空軍副司令王叔銘見狀，想趕緊派空軍支援，但是空軍總司令部被政學系掌控，將其請求駁回。

最終，濟南明明有10萬守軍卻8天告破，王耀武被俘虜。

除了嫡系與地方派系的斗爭、嫡系內部的斗爭，國民黨的特務系統同樣是內耗嚴重。蔣介石樂此不疲地讓軍統、中統、別動軍三方特務互相監視，從而造成資源空耗，情報亦不統一。最終導致雖然特務眾多，但是情報無法互相驗證，難以給軍事系統提供有力幫助。

就這樣，國民黨在各大派系互相掣肘、互相爭斗的內耗中，走向了失敗。

但是，即便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國民黨的內斗依然在持續當中。

李宗仁在逼蔣下臺后，獲得了代總統的職位。但是蔣介石遙控指揮，令李宗仁的政令不通，無法掌控全局。最后，桂系部隊在渡江戰役和西南戰役中一敗涂地，桂系至此淡出政治中心。

而在敗退之后，CC系與政學系繼續就黨政財大權展開爭斗，結果CC系在權力斗爭中失敗，政學系獨攬大權，然而其內部又形成了吳國楨、俞鴻鈞、嚴家淦的三方爭斗。

與此同時，各地方部隊在敗退后，都處于流亡狀態，名存實亡；軍事系統的斗爭主要集中在孫立人所領導的新軍和黃埔系舊部上，最后蔣介石將孫立人軟禁，黃埔系一家獨大。

在獲得軍權之后，黃埔系陳誠又介入政學系內部的爭斗，成功聯合俞鴻鈞、嚴家淦擠走吳國楨。

之后，陳誠當選“副總統”，黃埔系在多年的斗爭后，終于戰勝了所有對手。

只不過，國民黨內部依然暗流涌動，在蔣介石去世之后，其又進入了下一階段的內斗當中……

當我們了解完國民黨派系政治的起源、發展和結局后，我們也就可以回過頭來回答最初的那一個問題了，為什么蔣介石無法將國民黨鍛造成一個具有現代治理能力的政黨？

理由很簡單，蔣介石本來就沒有打算把國民黨打造成鐵板一塊，而是想讓自己不斷坐大，讓自己的派系吞掉或者排擠掉別的派系，最后把國民黨成為他自己一個人的黨。

然而，蔣介石在剛剛進入權力中心時，其實力并不能做到把其他派系一口吃掉，于是只好不斷挑動內斗，通過“以派系反派系”的方式，慢慢攫取核心權力。

在短期內，蔣介石確實通過這種方式鞏固了個人權威，但是卻動搖了國民黨作為一個現代政黨的根基。

由于不斷的斗爭，國民黨內部難以形成一個一致的政治目標和意識形態，派系利益直接凌駕在了全黨之上。蔣介石看上去是國民黨的領袖，但是暗中卻還有很多不同的“小領袖”，他們都在積蓄力量，準備推翻蔣介石取而代之，而不是團結在他周圍。

同時，蔣介石在治理黨內事務時，明面上是根據黨紀、黨綱，但是實際上使用的是古代君主對臣子、恩主對門客的那一套，他更傾向于使用私人恩惠或者權力交易來維系自己的領導地位，而不是通過有效的制度。

這種做法雖然可以令蔣介石個人權威得到提升，但是政黨無法自我糾錯、無法更新換代、無法與時俱進！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把派系斗爭從黨內外溢到了國家層面。本來國民黨的內斗是他們政黨自己的事，但是一旦與國家相結合，就會讓國家利益成為其內斗的工具，成為他們私相授受的籌碼！其所影響的，也不再是國民黨自身，而是四萬萬的國民！

在這種情況下，當共產黨以更加紀律化、高效化的現代政黨形象登上政治舞臺，人民會選誰就已經毫無懸念了。

所以，國民黨的失敗并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失敗，也不是經濟、民生上的失敗，而是組織形態上的失敗！一個無法高效治理國家的政黨，終是會被人民所拋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