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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3758
“爸爸,我不知道男人可以當大夫。” 6歲的卡梅倫看完醫生后,坐在車里突然冒出這句話。
看著兒子一臉懵懂的樣子,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理查德·V.里夫斯突然意識到,卡梅倫長到這么大,遇到的醫生、幼兒園老師全是女性。
這個瞬間像一記警鐘,在他心中敲響。
作為三個男孩的父親,里夫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陪伴喬治、布賴斯、卡梅倫成長的每一天,都在見證一個緩慢而確鑿的變化。
他的二兒子布賴斯因發育滯后被老師認為“不夠努力”,布賴斯勉強高中畢業那天,周圍家長熱烈討論孩子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里夫斯握著兒子的畢業證書,既驕傲又心疼——他后來在研究中確認,當初應該讓布賴斯晚一年入學。
但問題不只是“晚一點”那么簡單。里夫斯發現,從教室到職場,從家庭到社會,男孩們正面臨著一場悄無聲息的掉隊危機。
2025年,由里夫斯撰寫的書籍《掉隊的男人》中譯本出版,撕開了這個殘酷的現實。
文、編輯 | Zoey_hmm
圖 | Pexels、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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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育差異的男孩,被統一節奏催著跑
“一些同齡女孩已經能獨立閱讀英文繪本,男孩卻5分鐘都坐不住,還總把課本畫得亂七八糟”,這是里夫斯養育三個兒子時最直觀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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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隊的男人》書籍 圖源 | 博客來
他的二兒子布賴斯學前就表現出明顯的發育滯后,經老師同意推遲4個月入學后,整個學生時代仍受困于注意力不集中——后來才發現,他還患有未確診的睡眠呼吸暫停,夜里頻繁驚醒讓本就晚熟的他白天更難專注。
課堂上,布賴斯的視線總忍不住飄向窗外的麻雀,老師講的拼音像繞口令,剛記住‘b-p-m-f’,轉頭就和‘d-t-n-l’混在一起。
作業本上的紅叉越來越多,他把臉埋在臂彎里,聽見同桌女生流暢地背誦課文,眼淚偷偷打濕了課本。
布賴斯最終只是勉強高中畢業,畢業典禮上,當周圍家長熱烈討論孩子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時,里夫斯握著布賴斯的畢業證書,既驕傲又心疼。
他后來在研究中發現,當初該讓布賴斯晚一年入學——男孩的大腦發育節奏,本就與教育體系的要求錯位。
神經科學揭示了這種差異的根源,男孩大腦中負責沖動控制、規劃能力的前額皮質,要比女孩晚約兩年成熟。
女孩11歲時小腦就達到完整尺寸,男孩則要等到15歲,而小腦直接影響情緒調節與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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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夫斯多次觀察到,兒子們邀請女性朋友來家時,雙方的發育差異令人吃驚。
女孩已經能條理清晰地規劃游戲流程,男孩還在漫無目的地瘋跑;他朋友15歲的兒子,甚至爬上10層樓高的起重機拍照片發社交平臺,配文“嗨,老媽”,下來時警察早已等候。
這種冒險行為正是男孩大腦發育節奏的直接體現,這種發育差距直接轉化為學業差距。
芬蘭PISA測試顯示,20%的女生達到最高閱讀水平,男生僅9%;而在最低分數段,男孩占比20%,女孩僅7%。
美國高中的GPA數據更觸目驚心:女生最常見的成績是A,男生則是B;在績點前10%的學生中,女生占三分之二,最低一檔則完全顛倒。
殘酷的是,許多教育方式都對男孩無效——密歇根州“卡拉馬祖承諾”免費大學項目,讓女性畢業率提升50%,男性卻毫無受益;北卡羅來納州的暑假閱讀項目讓女孩讀寫分數提速六周,對男孩卻有負面影響;塔蘭特縣學院的“堅持到底”支持項目,讓女性副學士學位完成率提升三倍,男性依舊毫無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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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差距更是雪上加霜。現在女性每獲得100個學士學位,男性僅能獲得74個;美國大學入學人數中,男生下降幅度是女生的7倍。
更嚴峻的是黑人男孩的高中畢業率、大學錄取率顯著低于黑人女孩。在巴爾的摩的貧困街區,貝爾蒙特小學的所有學生都是黑人,2019年數學能力測試通過率僅1%。
12歲的馬庫斯就讀于一所小學,他在學校想參加科學小組,老師卻默認他更適合體育隊;放學繞路避開幫派時,警察看到他背著書包卻攔住盤問。
他既因是男孩被忽視學業潛力,又因身份被貼上危險標簽,這種雙重偏見,從童年起就壓縮了他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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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崗位消失、男性在新賽道受限
男孩在教育階段的發育錯位,會在進入職場時變成更難跨越的門檻。
卡梅倫的那句“我不知道男人可以當醫生”,背后是一個結構性的現實:英國初級保健醫生中,女性占比已超一半,美國幼兒園男老師占比僅3%,比駕駛軍用飛機的女性比例還低。
基于此,當他告訴兒子“男人也可以做護士”時,卻發現這個職業對男性的接納度低得驚人,男護士會被貼上“娘娘腔”標簽,男幼師會被無端猜忌,而這些職業恰恰是未來就業增長的核心領域。
這種認知偏差背后,是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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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時代力量至上的制造業、建筑業崗位曾是男性的天下,但隨著服務業崛起與自動化普及,這些傳統優勢領域持續萎縮。
數據顯示,美國25-54歲男性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而女性則穩步上升;男性周薪中位數自2000年以來僅增長7%,遠低于女性的19%。
里夫斯在研究中遇到過一位叫邁克的工人,他曾憑力氣在制造業養家,失業后邁克試著申請護理培訓,面試官上下打量他粗糙的雙手,輕飄飄一句“男人做護理不夠細心”就否定了他。
看著妻子每天穿著護士服出門,他開始依賴阿片類藥物麻痹自己。最后被發現時,空藥瓶旁散落的還有他沒敢遞給兒子的足球賽門票。那是他承諾帶兒子看比賽的日子,卻永遠沒能兌現。
像邁克這樣決絕死去的并非孤例,因藥物過量、自殺導致的死亡中,男性占比近75%。
與此同時,需要共情、溝通等軟技能的未來的核心賽道“HEAL行業”(健康、教育、管理、文字)卻成了男性禁區。
數據顯示,學前教育男性教師占比僅2.1%,護理專業男性錄取率不足10%,遠低于女性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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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是,這并非男性自愿缺席,而是被政策與文化雙重限制。男性進入HEAL行業的獎學金寥寥無幾,遠不如女性進入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行業的支持力度,且性別越平等的國家如芬蘭、挪威等,男性進入HEAL行業的比例反而越低。
里夫斯解釋,因為性別平等國家中,男性更受傳統性別角色束縛,認為照顧人、教書是女性的事。
數據表明,高中女孩中有20%期待30歲時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男孩僅4%;男性社會工作者中,只有十分之一在進入大學前考慮過該職業。
更令人無奈的是,許多職業培訓政策對男性無效。紐約“薪水加”工資補貼項目,讓女性就業率提升10%,男性卻無任何變化;密爾沃基的一個培訓項目,讓女性收入增長20%,男性卻未受益。
當傳統崗位消失,新賽道對男性關閉大門,掉隊便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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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家庭角色
當男性無法在工作中找到價值錨點,傳統“養家者”角色崩塌后,父親的身份也變得模糊。
作為一名全職老爸,里夫斯曾多次遭遇尷尬:哪怕他明確表示自己是第一聯系人,兒子學校有事總先聯系媽媽。
有一次兒子發燒,老師連續打了三個電話給里夫斯的妻子,直到她回電說明里夫斯就在家,老師才連忙道歉。
這種慣性背后,是家庭中男性角色的變遷。里夫斯的父親是游泳教練、駕駛教練,最核心的責任是賺錢養家。
而到了他這一代,美國41%的家庭由女性養家糊口,三分之一的妻子收入高于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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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男人賺錢養家的模式正在瓦解,新的父親角色卻未建立。這種變化讓許多男性陷入迷茫“當不用再獨自賺錢養家,父親的價值在哪里?”
數據揭示了這種迷茫的代價:每五位父親中就有一位不與子女同住;美國21%的孩子僅與母親共同生活,是1968年的兩倍;黑人男性未婚生育比例高達70%,貧困家庭男孩擺脫貧困的概率比女孩低。
更令人揪心的是,現有制度還在強化這種錯位。未婚父親必須先證明親子關系才能爭取探視權,而無論是否享有探視權,都必須支付撫養費,這讓許多低收入父親望而卻步。
一位貧困父親曾向研究人員哭訴:“我盡最大努力成為一名好父親,每周打零工攢錢給孩子買禮物,卻連見他一面都要走一堆流程,感覺自己像個外人”。
父親角色的缺失又會形成代際循環。里夫斯在研究中發現,與父親常互動的男孩,高中畢業率比缺位家庭高 37%,黑人男孩中,父親參與度高的家庭,孩子大學錄取率提升 29%。
當男性無法在工作中找到價值,便難以在家庭中確立養育角色;而父親的缺位,又讓男孩失去成長的榜樣,繼續陷入‘發育錯位、職場掉隊、角色迷茫’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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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深層枷鎖
男孩的掉隊,從來不是單一因素導致,而是生物學差異、文化偏見與政治誤讀的三重作用。
生物學研究顯示,睪酮會放大男性的攻擊性與冒險傾向,這種差異在幼兒期就已顯現——17個月大的男孩表現出攻擊性的概率是女孩的5倍。
但教育體系并未適配這種差異,反而用統一的標準要求所有孩子:坐得住、擅長語言表達,這些恰恰是女孩的優勢領域。
賓夕法尼亞大學神經學家的研究指出,青春期女孩的突觸峰值和連接成熟度比男孩早2-3年,這意味著在最關鍵的學業沖刺期,男孩的大腦還在“發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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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層面的偏見進一步加劇了困境。左翼將男孩的問題簡單歸為“有害的男子氣概”,美國心理學協會甚至發布指導方針,將堅韌、好勝等特質貼上“有害”標簽。
右翼則一味呼吁恢復傳統性別角色,而霍利參議員則試圖推翻《國防授權法案》中允許女性服兵役的條款,聲稱“讓女性上戰場是錯誤的”。
里夫斯無奈發現,當他提出要關注男孩困境時,要么被指責“分散女性權益的注意力”,要么被視為“想要倒退性別平等”。
政治層面的誤讀更讓困境雪上加霜。左翼的個體主義傾向,將男性困境歸咎于“自身不夠努力”,比如認為男性失業是“不愿適應新工作”,卻忽視結構性轉型的影響;右翼則過度強調生物學差異,將性別角色固化。這種兩極分化,讓針對男孩的支持政策難以推進。
而對黑人男性而言,文化偏見還摻雜著種族歧視。這種雙重偏見,讓黑人男孩從童年起就背負著沉重的標簽,難以平等地參與教育和職場競爭。
男孩掉隊不是宿命
看著三個兒子長大成人,里夫斯最擔心的不是他們不夠優秀,而是他們身處的系統從一開始就對他們不利。然而,變化也在發生。
布賴斯深深明白晚熟男孩的孤獨與無助,成年后,他毅然選擇從事兒童保育工作。
他設計的課程主打“運動+學習”的融合模式:先帶孩子們到戶外跑跳、踢足球,或在草坪上觀察昆蟲、收集樹葉,等男孩們釋放完旺盛的精力,再坐下來寫觀察日記、認讀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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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情緒暴躁、愛打鬧的男孩,他不會批評指責,而是拉著孩子坐在草坪上,輕聲分享自己小時候“因控制不住脾氣被老師批評”的經歷,再通過“情緒卡片游戲”,教男孩用“我很生氣”“我想玩”替代拳打腳踢。
布賴斯常說:“我不想讓這些孩子經歷我小時候的迷茫,他們的好動不是缺點,只是需要一個適配的成長節奏”。
如今,布賴斯設計的“運動+學習”兒童保育課程已經幫助300+晚熟男孩適應校園,不僅讓男孩們的專注力提升40%,其中 85% 順利升入理想初中,更被美國 12 所兒童保育機構引入。
密歇根州一位家長反饋:“我兒子以前坐不住 5 分鐘,現在能跑完兩圈再寫完觀察日記,還會主動分享課堂內容,老師說他眼里有光了”。
卡梅倫16歲時跟著男性醫生見習,半年內幫助12位患兒完成基礎護理,他在日記里寫:“我想成為兒科醫生,讓像我小時候一樣的男孩知道,男人也能溫柔地照顧別人”。
德懷特成立了黑人男性職業咨詢工作室,已幫助200 +黑人男孩對接HEAL行業崗位,其中一位男孩成為幼兒園老師后說:“我想成為小時候沒遇到過的男性榜樣”。
更令人振奮的是,蘇格蘭“男性教育支持計劃”通過 “晚入學+男教師配額+HEAL 行業培訓”組合方案,5年內將男孩大學錄取性別差距從17個百分點縮小至8個百分點。
這些改變證明,男孩的掉隊不是宿命,而是可以通過系統性改革逆轉的困境。
畢竟,性別平等從來不是女性單方面的進步,而是讓每個男孩和女孩,都能在適合自己的賽道上,從容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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