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勞動節抗議背后是政治角力還是結構性危機？

9月1日美國勞動節，全美各地爆發了數百場"工人勝過億萬富翁"的抗議活動。

從芝加哥的特朗普大廈，到紐約的曼哈頓街頭，再到華盛頓特區的"自由奔跑"，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走上街頭。

這不僅是一場反對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抗議，更折射出美國社會不容忽視的結構性危機。

從表面看，這些抗議活動確實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紐約時報》的報道明確指出，這是"特朗普反對者持續向政府施壓的一部分"，與今年早些時候的"五一"抗議、6月的"無國王"抗議以及8月反對重新劃分國會選區的抗議相呼應。

民主黨參議員吉利布蘭德出現在紐約州奧爾巴尼的示威現場，美國老牌工會勞聯-產聯主席主席舒勒公開表示這是"有機的、草根組織"的抗議。

這些都表明，政治精英正在利用勞動階層的不滿情緒，將其轉化為反對特朗普的政治資本。

但問題在于，如果僅僅是政治操作，為什么能夠動員如此多的普通民眾？

美國人均GDP確實排在全球第七位，表面上看起來很光鮮。

但這個數字掩蓋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從1979年到2023年，最富有的0.01%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是底層20%家庭的17倍。

到2021年，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幾乎是底層20%收入的139倍。

更讓人震驚的是"工作貧困"現象很普遍。

休斯頓希爾頓酒店400多名工人罷工，要求將最低工資從16.5美元提高到23美元。因為這一最低工資已經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

2023年美國無家可歸者超過65萬人，創16年來新高。

美國總人口的43.5%，約1.4億人生活拮據或收入微薄。每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面臨糧食不安全問題。

這些數字說明什么？

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大量勞動者仍然無法通過誠實的工作獲得體面生活。扣除通脹因素后，美國人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工資水平并沒有實質性提高，而生活成本卻在不斷攀升。

最重要的，這不是周期性的經濟困難，而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經濟增長的成果幾乎完全被少數人壟斷。自1970年以來，收入前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長182%，達到25.3萬美元，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僅增長133%。

這種不平等具有自我強化的特征。富人擁有更多資源進行投資，獲得更高回報；而窮人只能靠工資生存，面對通脹和生活成本上漲時毫無抵抗力。

政治影響力也呈現類似的分化：富人可以通過政治獻金影響政策制定，而普通工人只能通過上街抗議表達不滿。

當64%的高收入群體仍然相信美國夢可以實現，低收入群體中這一比例僅為39%。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經濟分化，更是對“美國夢”的分化。這種分化一旦固化，就很難通過常規的政策調整來扭轉。

美國作為典型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問題反映的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內在矛盾。

資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化利潤，這必然導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當資本回報率長期高于經濟增長率時，擁有資本的人會越來越富，而僅靠勞動的人相對地位會下降。

美國的問題在于，它過分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而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機制。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的稅收體系、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者保護都相對薄弱。這導致經濟增長的紅利無法有效分配給普通勞動者。

更深層的問題是，在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雙重沖擊下，傳統的制造業工作崗位大量流失，而新興的高科技行業又要求很高的技能門檻。這種"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使得高技能勞動者的工資快速上漲，而低技能勞動者面臨工資停滯甚至下降。

這是否意味著美國面臨的是一個無解的死結？

從短期看，確實很難找到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案，任何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改革都會遭到強烈阻力。

提高最低工資會被指責影響就業；增加富人稅收會被警告會導致資本外流；加強社會保障會被批評為增加政府負擔。

從長期看，如果這些結構性問題得不到解決，美國社會的穩定性將面臨嚴峻考驗。

當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努力工作也無法改變命運時，社會共識就會出現裂痕。勞動節的抗議活動雖然帶有政治色彩，但它反映的深層問題是真實而緊迫的。

美國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歷史上，美國也曾通過羅斯福新政等重大改革，化解過類似的危機。關鍵在于，哪屆政府能有足夠的政治意志、政治能量去推動這樣的變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