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行動意見的六大行動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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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推動人工智能與經濟社會各行業各領域廣泛深度融合。意見部署了6大重點行動，即“人工智能+”科學技術、“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人工智能+”消費提質、“人工智能+”民生福祉、“人工智能+”治理能力、“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國家層面系統部署“人工智能+”行動，是將其作為驅動社會生產力“躍遷式”發展的核心引擎，旨在開啟覆蓋經濟、社會、科技與治理全域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該行動綱領以六大核心行動為支柱，構建了從重塑科學發現范式、再造現代產業體系，到升級社會民生服務、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參與全球智能競合的完整戰略圖景。深刻理解這六大行動的內在邏輯與戰略意圖，是把握新一輪發展主動權、邁向智能時代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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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科學技術

將科技創新置于首位，其核心意圖是推動科研范式本身的革命，即從傳統的“假設驅動”向“人工智能驅動”的新范式轉型，以期在源頭創新上實現“非線性”加速。文件強調“加速‘從0到1’重大科學發現進程”，并非一句口號，而是對當前全球科技競爭焦點的前瞻判斷。傳統的科研模式依賴于科學家的經驗和靈感提出假設，再通過實驗驗證，周期長、成本高、且容易陷入思維定勢。人工智能，特別是科學大模型，能夠通過學習海量的文獻和實驗數據，發現隱藏在復雜數據背后的規律，主動提出新的、甚至反直覺的研究假設，從而極大地拓展人類的認知邊界。

地方政府在落實此項任務時，應避免將其簡單理解為對高校院所的常規性科研經費支持，而應著力于構建新型的、智能化、開放共享的科研基礎設施。具體涵蓋三個層面：一是推動本地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如超算中心、同步輻射光源、生物樣本庫等）進行智能化升級，使其不僅是數據產出裝置，更是具備數據分析和智能決策能力的“科研平臺”；二是牽頭或支持建設面向本地優勢學科（如新材料、生物育種、藥物研發）的高質量、開放共享的科學數據集，數據是驅動科學發現的新“石油”；三是鼓勵和支持跨學科交叉融合，設立專項引導基金，促進人工智能科學家與材料、化學、生命科學等領域的專家深度合作，組建“AI for Science”的新型研究團隊。

此外，文件中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創新性提及，是一個極具深意的戰略信號，體現了國家對人工智能引發的社會倫理、法律規范和認知變革等深層次問題的系統性關切。為地方提供了獨特的切入點。在各地都聚焦于硬科技突破時，有遠見的地方可以搶先布局“人工智能社會科學”研究，建立專注于AI倫理、AI治理、AI與未來就業、智能時代社會心理等領域的研究中心或智庫。不僅能夠為本地人工智能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軟”保障和方向指引，避免技術濫用帶來的風險，更能為國家層面的人工智能治理體系建設貢獻智慧，形成獨特的思想高地和話語權優勢，此舉成本相對較低但戰略價值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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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產業發展

此項任務的核心是推動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全要素、全鏈條、全場景”深度融合，其戰略目標是利用人工智能這一“倍增器”，對傳統產業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升級，并催生全新的“智能原生”業態。文件將產業發展分為“培育智能原生新業態”、“推進工業智能化”、“加快農業數智化”、“創新服務業新模式”四個層次，體現了“增量崛起”與“存量變革”并舉的系統性思路。“智能原生”是全新的賽道，指的是那些其底層架構、商業邏輯完全基于人工智能而構建的企業，它們是未來經濟的主導力量。而對工、農、服務業三大傳統產業的智能化改造，則是穩固經濟基本盤、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所在。

地方政府在推動產業智能化時，必須堅持“分業施-策、精準滴灌”的原則，避免“一刀切”和“大水漫灌”。對于工業，重點應放在推廣應用“工業大模型”，打通研發設計、生產制造、供應鏈管理、售后服務等環節的數據孤島，實現“數據驅動”的智能決策。可以遴選一批本地的“鏈主”企業或“專精-特新”企業作為試點，打造“燈塔工廠”，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解決方案。對于農業，關鍵在于利用人工智能解決傳統農業“靠天吃飯”、勞動力短缺的痛點，大力發展智能農機、精準種養、病蟲害智能監測等，提高農業生產的精細化水平和抗風險能力。對于服務業，核心是推動其從勞動密集型的“互聯網服務”向知識密集型的“智能驅動服務”演進，尤其是在金融、法律、咨詢、設計等領域，大力推廣應用各類專業智能體，提升服務附加值。

培育“智能原生企業”是地方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的關鍵，政府的角色應從“審批者”轉變為“孵化者”和“催化劑”。此類企業往往具有技術密集、模式新穎、成長迅速的特點，但也面臨著前期投入大、市場教育成本高、試錯風險大的挑戰。地方政府應設立專項的“耐心資本”和“風險資本”，為智能原生企業提供長周期的資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要為其提供豐富的“試驗田”，通過政府采購、開放公共服務場景等方式，為其提供首購訂單和應用場景，幫助其完成從技術到產品的“驚險一跳”。同時，應建立和完善對新業態的“包容審慎”監管機制，給予其更大的創新空間，允許其在發展中規范，避免用舊的“尺子”去衡量新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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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消費提質

此項任務的戰略意圖遠不止于刺激消費，其更深層次的目標在于通過創造全新的智能消費體驗，來重塑供需關系，以需求側的質變牽引供給側的深刻變革。文件將消費提質分為“拓展服務消費新場景”和“培育產品消費新業態”，指明了兩個核心方向。服務消費的核心是“智能伴侶”和“智能助理”，即通過無處不在的智能體，為用戶提供個性化、陪伴式、預測性的服務，滿足其情感、認知和體驗層面的高階需求。產品消費的核心則是“萬物智聯”，通過AI手機、AI PC、智能汽車、智能家居等終端的協同聯動，打造一個無縫、沉浸、主動響應的智能交互環境。

地方政府在落實中，應將工作重點放在“智能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和“標桿應用場景打造”上。“智能消費基礎設施”并非傳統的鋼筋水泥，而是包括城市級的物聯感知網絡、統一的智能體接入與協同標準、可信的個人數據空間等在內的“新城建”。政府可以牽頭規劃建設智慧商圈、智慧街區、智慧景區，在物理空間內，為各類智能服務和智能產品的落地提供統一的數字底座。同時，應聚焦本地特色，打造一批可感可及的標桿應用場景。例如，擁有豐富旅游資源的城市，可以開發全域旅游智能導覽與服務助理；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可以大力發展社區嵌入式智慧養老服務；商業發達的城市，可以打造沉浸式、個性化的智能購物體驗。

推動變革的關鍵在于激發供給側的創新活力，政府需要扮演好“首席體驗官”和“市場催化劑”的角色。傳統的換機潮是由硬件的迭代驅動的，而未來的消費升級將由“智能體驗”的代差驅動。當一個智能助理能真正幫助用戶省時、省心、省錢時，其所帶來的換代動力將是巨大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舉辦“智能體”創意開發大賽、設立“智能消費體驗中心”、對提供顛覆性智能服務的企業給予首購補貼等方式，激勵企業大膽創新。同時，要引導消費者認知升級，通過廣泛的宣傳和科普，讓民眾了解并愿意嘗試新的服務和產品，形成供給創新與消費升級之間的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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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民生福祉

將人工智能應用于民生福祉，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核心體現，其戰略目標是利用智能技術破解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資源不均衡、供給不充分等難題，推動社會向更公平、更高效、更具人文關懷的方向發展。文件從“工作”、“學習”、“生活”三個維度展開，勾勒了一幅人機協同、普惠共享的未來社會圖景。在工作上，AI不僅是替代重復性勞動的工具，更是增強人類創造力、開辟新就業形態的伙伴。在學習上，AI有望實現千百年來的教育理想——“因材施教”的大規模普及。在生活上，AI則致力于提供更高水平的健康管理、更豐富的文化生活和更有溫度的社會服務。

地方政府在推進“人工智能+民生”時，必須將“普惠”和“公平”作為首要原則，著力于填平數字鴻溝，讓技術紅利惠及每一個社會成員。在教育領域，應大力推動“AI+雙師課堂”等模式，將一線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通過智能化的方式，精準輸送到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學校，提升區域教育的整體水平。在醫療領域，重點是利用AI輔助診療系統賦能基層醫療機構，提升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診斷能力，讓群眾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醫療服務。在養老助殘領域，應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推廣智能監護設備、康復機器人、情感陪伴智能體等，提升對特殊群體的關愛服務水平。

同時，政府必須前瞻性地應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就業沖擊和社會倫理挑戰，做好“兜底”和“引導”工作。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就業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對受AI影響較大的行業和崗位，提前規劃和實施大規模的職業技能再培訓計劃，幫助勞動者順利轉型。要大力支持和鼓勵那些能夠創造新就業崗位的人工智能應用方向，如創意設計、個性化教育、心理咨詢等。另一方面，要加強對民生領域人工智能應用的倫理審查和監管，特別是在醫療、教育等領域，要確保算法的公平、透明、可解釋，防止數據濫用和算法歧視，確保人工智能的應用始終“向善”，真正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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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能力

此項任務的戰略核心在于推動政府治理模式從“經驗驅動、被動響應”向“數據驅動、主動預見”的根本性變革，目標是構建一個人機協同、多元共治、精準高效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文件從“社會治理”、“安全治理”、“生態治理”三個維度，系統性地闡述了人工智能在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中的關鍵作用。社會治理的核心是提升城市運行的“智商”和服務的“情商”，實現精細化管理和主動化服務。安全治理的關鍵是增強對各類風險的“感知力”和“處置力”，維護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生態治理的重點則是提升對生態環境的“洞察力”和“修復力”，建設美麗中國。

地方政府是推進治理智能化的主戰場，其關鍵行動在于“數據融合共享”和“業務流程再造”。人工智能發揮作用的前提是高質量、多維度的數據。地方政府必須下決心打破部門間的數據壁壘，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動政務數據、物聯感知數據、社會數據的融合共享，構建城市級的“數據資源池”和“算法模型庫”。更重要的是，不能將人工智能簡單地視為現有業務流程的輔助工具，而必須以AI的能力為前提，對現有的治理流程進行革命性的再造。例如，在城市管理中，可以從傳統的“網格員巡查上報”模式，轉變為“AI視覺自動發現、智能派單、閉環處置”的新模式，實現治理效率的指數級提升。

在實踐中，地方政府應堅持“小切口、大作為”的原則，從民眾感受最直接、治理最迫切的領域入手，打造一批標桿應用，以點帶面。例如，可以率先在交通擁堵治理、垃圾分類監管、安全生產預警、生態環境監測等領域開展試點。通過試點項目，不僅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積累經驗，更能培養一批既懂業務又懂技術的復合型治理人才。同時，必須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社會實驗”的探索，在推進智能化治理的過程中，要建立開放的公眾參與和反饋機制，持續評估AI應用的社會效果，不斷優化算法和模型，確保治理決策的科學性和人文關懷，避免陷入“技術決定論”的誤區，最終實現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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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將全球合作單列一項，充分彰顯了國家將人工智能置于全球大國博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宏大坐標系中進行謀劃的戰略視野。其核心意圖有二：一是在全球人工智能規則制定和治理體系構建中，主動設置議題，貢獻中國方案，提升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二是將我國的人工智能技術、產品和服務作為一種新型的“國際公共產品”，通過開源開放、能力建設援助等方式，推動技術普惠共享，特別是幫助“全球南方”國家彌合智能鴻溝，以此構建一個更廣泛、更具韌性的“朋友圈”和開放合作生態。

地方政府在宏大戰略中同樣大有可為，關鍵在于找準自身定位，扮演好“地方節點”和“民間使者”的角色。具備較強產業和科研基礎的地區，可以主動承辦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國際會議、論壇和賽事，搭建國際交流平臺，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和團隊來華交流合作。可以支持本地的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深度參與或主導國際開源項目，在全球技術生態中建立影響力。可以圍繞本地的優勢產業，如智能制造、智慧醫療、跨境電商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地方政府或產業園區建立“人工智能+”合作示范區，將中國的應用經驗和解決方案向外輸出。

更重要的是，地方應在“軟聯通”方面下功夫，積極參與和推動治理規則、技術標準、倫理規范等領域的國際對接。可以鼓勵本地的行業協會、標準化組織、智庫等，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標準的研制工作。在引進外資和技術時，也要主動了解和對標國際主流的AI治理和隱私保護規則，營造一個與國際接軌的、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通過務實的、多層次的國際合作，不僅能夠服務于國家整體外交戰略，更能為本地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鏈接全球資源、拓展國際市場，實現更高水平的開放和更高質量的發展。

本文作者：

鐘新龍 賽迪研究院未來產業研究中心人工智能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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