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傳教士的腦洞大開，康熙乾隆都愛的“無用之用”

1682年，來自歐洲比利時的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跟隨康熙皇帝東巡盛京（今沈陽）謁陵，來自朝鮮半島的使臣向康熙皇帝呈上了一頭海豹，皇帝立馬召來南懷仁，詢問他歐洲的書籍當中是否記載了這種“魚”。南懷仁忙對皇帝說他們在北京的圖書館藏有相關書籍，書中不僅描述了這種動物的習性，還有一張相關的插圖。康熙派人從北京取了書，一經查閱，發現書中文字描述果然與他親眼所見相吻合，于是遣人將海豹送至北京，在紫禁城內飼養。

這是西方博物學知識在明清之際的中國傳播的一個片段。當時，大量歐洲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伴隨其傳教活動的，是對其時歐洲大量天文、地理、數學、機械等方面知識的介紹，對世界地圖的繪制以及相關文字的撰寫便是其中之一。這些地圖包括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的《坤輿萬國全圖》、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的《坤輿全圖》、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萬國全圖》以及南懷仁的《坤輿全圖》。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與這些圖像相應的文本資料，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與南懷仁的《坤輿圖說》。在這些地理學作品中，除去今天已經成為常識的“科學”地理知識，還有一部分博物學知識卻經常被“過濾”掉了，那就是這些作品中記載的諸多海怪、陸獸和奇聞異事。

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南京博物院藏本）

南懷仁是清朝順治、康熙朝時在華的耶穌會士。他于1658年來到中國，并于1669年接替了湯若望在欽天監的職位。1674年他繪制并刊印了《坤輿全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花費了很大心力附于地圖上的相當數量的生物圖像，包括附有文字說明的動物20種，另有無文字說明的海魚、海怪和陸地動物等共12種。雖然在地圖上繪制生物等相關物產并非南懷仁的創舉（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地圖制作和利瑪竇系統的地圖中都已有先例），然而《坤輿全圖》中使用的動物圖像之多，史無前例。對動物作專門解釋的圖像和文字不僅是《坤輿圖說》的主體，而且對中國地理著作有深遠影響。這些奇禽異獸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其中的地理知識——張汝霖與印光任的《澳門紀略》、阮元編修的《廣東通志》都有所引用。但很可惜的是，一般地圖史學者對此動物圖說的部分都以只字片語帶過，如魏源《海國圖志》就認為其不過是地圖裝飾，不值得一顧而忽視之。

南懷仁《坤輿全圖》局部

南懷仁《坤輿全圖》上的無名海獸

在單行本的博物知識圖冊（如《海怪圖記》）在故宮中出現以前，乾隆朝時的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也曾主持繪制過一幅《坤輿全圖》，與南懷仁版的《坤輿全圖》大不相同的是，其上沒有任何博物知識圖像。

關于是否要在地圖上添加這些博物知識圖像，當時協助蔣友仁制圖的莊親王允祿專門在1764年上奏請示過乾隆皇帝，建議“此項船、魚、鳥、獸，新造地球上可以不必繪畫”。乾隆皇帝同意允祿奏折所請，但這并不代表乾隆對這些博物知識圖像不感興趣。恰恰相反，乾隆對這些圖像興趣極大。在他的要求下，清廷已經在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年，完成了規模浩大的《獸譜》。其中包含繪有各種瑞獸、異獸、神獸及普通動物的圖像180幅，“外來異國獸”大都來自南懷仁版的《坤輿全圖》。除了《獸譜》，到1764年，當時的故宮還藏有《鳥譜》和《海錯圖》。而乾隆在這些博物圖譜上都留下了自己觀閱的痕跡。

《海錯圖》內頁

蔣友仁決定在他的《坤輿全圖》上不再添加任何博物知識圖像，一方面與18世紀中期歐洲動物學與植物學的快速發展有關，這些海洋與陸地生物的知識隨著各種博物志、動物志的出版而廣為人知。另一方面則是出于他所繪制的這幅地圖與南懷仁版《坤輿全圖》的競爭關系——珠玉在前，無論蔣友仁如何添加博物知識圖像，都很難“超越”南懷仁的版本或者吸引皇帝的更多注意。

格斯納《動物志》內頁

近年來歐洲史學者對文藝復興以來大航海時代開展的流通于歐洲的犀牛、食火雞以及外來植物等新世界動植物的知識、圖繪、標本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這些研究不但討論了新世界動植物如何進入歐洲，也揭示了它們為歐洲上層社會所了解、詮釋、想象與收集的過程。珍禽異獸的圖繪或再現并不是單純的動物學議題，更是重要的文化史議題，這些研究不但揭橥了不同文化如何相互影響、接受與轉移，同時也牽涉文化想象、知識建構等復雜的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南懷仁《坤輿全圖》中的這些動物不但被收入了從康熙朝時就開始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到了乾隆朝更被收錄到仿《鳥譜》形式而制作的《獸譜》中。因此，研究《坤輿全圖》中的動物，將有助于我們觀察歐洲的自然史知識與想象在清宮如何傳播與轉譯，進而了解清宮如何面對與了解大航海時代后逐漸全球化的世界。

馬格努斯《海圖》局部

莊士通《魚類鯨類博物志》內頁

近年來學術界開始試圖從西方中心的視角跳脫出來，以不同的方式來看待科學在中國的發展進程，從而梳理出中國自身的科學史的脈絡。博物學在近些年的學術界被突出和強調便有這方面的原因。《坤輿全圖》中這些源自歐洲博物學傳統的知識在中國頗具系統與規模且圖文并茂地出現，可以說是歐洲博物學傳統與中國的“博物”知識體系的第一次相遇和交流。當此之時，中國有著以本草學為主體的博物知識體系，而在同時期的歐洲，雖然來自新大陸和亞洲的新的物種的信息等讓博物學家們開始認識到古代文本的不完備性，但是這一時期的博物志創作和博物學研究的權威依據依舊是古代文本，而非經驗世界，因此，彼時歐洲的博物知識體系中既有“新知”亦有“舊聞”。在宮廷的耶穌會士和其他傳教士的持續影響下，這些西方的博物知識得以一直存在并流傳于宮廷之中。在今天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如《海錯圖》《獸譜》《海怪圖記》等畫冊中，都能夠找到這些西方博物知識的影響，其中的《海怪圖記》就是對“海族”知識最直接的延續。但是為何歐洲的博物學傳統與中國博物知識體系的這次相遇和交流并不是對等的，而是錯位的？這些歐洲博物學知識雖然進入了中國的博物知識體系，但是并沒有被用來補充或取代中國知識體系中的相應部分，而是多被當作了來自遠方的“異獸”。這也許要從耶穌會士們自己所做的翻譯工作上找答案。

《坤輿圖說》內頁（康熙時期刻本）

本杰明·A.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其《科學在中國（1550—1900）》中指出，耶穌會士在中國進行科學工作的翻譯時是十分謹慎的。他們在翻譯許多神學和哲學著作時，會使用很多明代文人精心挑選出來的漢語詞匯。但是耶穌會士們的這種謹慎并沒有體現在本書所討論的他們對于歐洲博物知識的翻譯上——當他們用漢語向中國讀者介紹他們知識體系中的這些博物知識時，都并沒有選擇與本土的知識傳統和思想資源相結合，而是自外于當時中國固有的知識體系。這一點從對生物的命名來看最為明顯：無論是陸地動物“鼻角獸”，還是海洋生物“仁魚”，其實都是在中國并不鮮見的動物，但他們并沒有試圖去用中國的命名系統和描述系統進行表述，而是更多地通過音譯另起爐灶，并強調這些動物的奇異之處。這讓當時中國與歐洲的博物知識體系像兩條平行線一樣，彼此相視而過，沒有激起任何對話。這其實是耶穌會士們當時的主動選擇：通過自外于當時中國自身的博物知識體系，從而突出他們帶來的這些博物知識的“新”與“奇”。而這些動物又在經歷了多次重新定名、“科學”命名后，才最終在中文的知識世界中發展成了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面貌。

南懷仁《坤輿全圖》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教授程方毅，攜手耶魯大學藝術史博士賴毓芝，通過對《坤輿全圖》上這些在當時屬于“新”與“奇”博物知識的圖文考釋，力圖呈現歐洲博物學傳統與中國的“博物”知識體系的這一次相遇和交流，可從中感受到文化交流與知識碰撞的紛繁與糾纏，以及文化史研究的趣味與魅力。

隨書配備有聲導讀，點擊下方音頻在線試聽：

導讀人：段志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

奇獸之鑒：

《坤輿全圖》與大航海時代的海怪陸獸

程方毅、賴毓芝 著

200幅圖繪、60余部古今中外文獻

嚴謹考據溯源400年前傳教士的清奇腦回路

博物學×文化史，

還原《坤輿全圖》22種海怪陸獸的真實面目

劉華杰、張勁碩、段志強誠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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