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在抗美援朝的難度，不在于軍事指揮，而在于外交政治壓力

彭德懷身經百戰，運籌帷幄，在大規模軍事指揮上，早已經出神入化。

紅軍時期，就曾經指揮過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統一作戰；

抗日時期，就曾經是八路軍前線實際軍事指揮官；

解放戰爭時期，是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擅長逆境作戰，以弱勝強！

因此，在抗美援朝，彭總的軍事指揮完全不是問題，而且其戰略設想、戰術設計都是頂級的。

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的出其不意，讓美帝怎么偵查，都看不到志愿軍的蹤跡，不愿意相信志愿軍是大規模的部隊，結果打了一個信息差。

第二次戰役放長線釣大魚，在美、南朝鮮軍進攻時，先故意示弱，后撤三十至五十公里，把敵軍引進包圍圈，然后再采用自己最為拿手的運動戰戰術，在運動中尋機殲敵。

前面兩次戰役打得太順利了，取得的戰果，美帝想不到，中、蘇、朝三方高層原先也都沒有想到，于是，這種被推高的期望值，又反過來要求彭總指揮志愿軍繼續一鼓作氣地平推美帝以及南朝鮮。

如果說第一、第二次戰役有一些政治因素影響，比如第二次戰役，金日成就對志愿軍后退幾十公里不理解，要求乘勝向清川江以南追擊。但由于那時候，美帝還處于優勢，還是以軍事態勢為出發點來考慮問題。到第三次戰役，在勝利的氛圍下，外交政治壓力就突然襲來，抗美援朝，不再僅僅只能考慮軍事，還要考慮政治。甚至政治因素所引發的決策，往往不再考慮軍事層面是否能承受。

第二次戰役結束后，雖然志愿軍狠狠地打擊了美帝。但志愿軍不僅因連續作戰，各部普遍非常疲勞，而且減員也相當嚴重。彭德懷算了一下，第二次戰役結束后，東西線需補新兵65000人。

還有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就是后勤始終無法得到很好保障。美軍每天要出動近千架飛機對志愿軍后勤供給線進行轟炸，白天車輛無法通行，糧、彈、被服幾乎全靠夜間搶運。

因此，彭總從軍事角度考慮，認為志愿軍急需休整一段時間，最好是能等到第二年春季再進行新的戰役。

但政治上，卻不容那么考慮。尤其蘇聯給的壓力非常大，認為一旦停戰，資本主義各國會過多揣測，認為志愿軍已經乏力了，需要馬上出擊。

于是第三次戰役提前打響了，志愿軍攻下了漢城。

但此時美軍的主帥已經從麥克阿瑟換成了李奇微，“聯合國軍”雖然還在繼續撤退，但彭總敏銳發現敵人已不再忙亂，毫無秩序的潰退也變成了有秩序的撤退。

于是，彭總從軍事角度考慮，為避免的敵人誘敵深入，下令停止追擊。

但這個時候，政治壓力又來了，朝蘇兩方面發表不同看法。他們質問彭總：（第三次戰役前）你們說不能打了，怎么一打又打大勝仗了？現在敵人望風而逃，漢城也收復了，你們為什么不追擊？為什么要結束第三次戰役？應該一鼓作氣，把美國人從朝鮮半島趕下海去！

此時，由于志愿軍三戰三捷，美帝也怕了。美國向中方提出停戰談判的建議，并表示可以由英、美、蘇、中四國討論解決遠東問題。

美國的戰略重點仍在歐洲，它不愿也無力再向朝鮮投入更多兵力。同時這一建議也在很大程度上抬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表明美國已不得不把中國作為一個軍事強國來認真對待。

彭總在前線打仗，明白美帝的實力，也知道志愿軍的情況。他從軍事角度考慮，認為此時談判是個極好時機，不僅政治上對中方有利，而且還可以減少志愿軍的犧牲。應該說，如果這個時候就接受美國的建議，直接展開和談，在三次戰役都勝利的情況下，中國將占據非常主動的位置。

但從政治角度考慮，談判是不可能的，我們還要繼續打下去。而且彭總還被要求馬上發動第四次戰役。

彭德懷從軍事角度提出：“第三次戰役即帶若干勉強性，此次戰役（第四次）則帶有更大的勉強性，如主力出擊受阻，朝鮮戰局有暫時轉入被動的可能。”

但是政治角度不容許遲疑，可結果正如彭總所預料，第四次戰役打得異常激烈艱苦。本來軍事指揮的難度彭總能拿捏自如，但在政治的影響下，讓軍事指揮的難度也增加了。

還好毛主席的戰略視野寬廣，他在知道彭總的處境后，說道：“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不要急于求成”，從而彭總能夠頂住蘇聯、朝鮮的外交政治壓力，在用兵上有更多的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