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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生活正被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刻重塑。這股力量源自少數幾家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騰訊、美團、字節跳動等。它們早已超越了最初的身份標簽,阿里巴巴不只是電商,騰訊不只是社交,美團不只是外賣,抖音也不只是短視頻。它們已經演化為一個個龐大的“超級平臺”或“數字生態系統”,其觸角深度滲透到商業、金融、交通、娛樂、社交乃至社會治理的每一個毛細血管。
這些數字世界的“泰坦巨人”無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價值。它們通過技術創新和資源整合,極大地提升了經濟運行效率,為億萬用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我們可以在一個App內完成購物、支付、訂餐、打車、理財和社交,享受著“一站式”數字生活帶來的流暢體驗。正如經濟學家賈康在其著作《新質生產力》中所指出的,平臺經濟代表了價值創造能力的飛躍,是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
然而,當這些巨頭的手臂不僅在線上無限延伸,更強勢地伸向線下,試圖囊括一切時,一種深刻的不安感油然而生——“這很危險”。這種感覺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對一種潛在失衡的直覺警示。當一個實體變得無所不包、無所不能時,它對個體、市場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力也變得空前巨大,隨之而來的風險也呈指數級增長。
企業成為“超級平臺”的底層邏輯
平臺企業對“超級化”和“無邊界”的狂熱追求,并非源于簡單的貪婪,而是植根于數字經濟最深刻的內在規律。這是一種由網絡效應、數據智能、范圍經濟和資本邏輯共同驅動的強大飛輪,一旦啟動,便會自我加速,將企業推向一個“贏家通吃”的終局。理解這一底層邏輯,是看清其風險的前提。
消費領域,這種效應更為顯著:越多的消費者使用美團,就會吸引越多的餐廳入駐;而越多的餐廳選擇,又會進一步吸引新的消費者加入。這種“用戶-商家”雙邊網絡效應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正向反饋循環,使得領先者優勢不斷擴大,最終形成“贏家通吃”的局面。
這種效應不僅體現在用戶和商家的數量上,更體現在數據的積累上。當美團與大眾點評合并后,其積累的海量、可信的用戶評價數據,構成了對抗后續競爭者(如餓了么)最強大的“護城河”。任何新平臺都可以復制商家列表,但無法在短時間內復制一個沉淀了數億條真實評價的信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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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價值不止于此。當平臺積累了海量的用戶行為數據后,便進入了構建“數據霸權”的階段。正如一篇財經評論所分析的,平臺通過“用戶數據收集 → 算法分析推薦 → 用戶反饋增進”的閉環,不斷優化其算法模型。這意味著,擁有更多數據的平臺,其推薦系統更精準、用戶畫像更清晰、風險控制更有效。這種由數據驅動的智能,使得領先平臺能夠提供遠超競爭對手的用戶體驗,從而更牢固地鎖定用戶,形成難以逾越的技術和認知壁壘。學術研究也指出,數據霸權與算法的結合,是平臺形成壟斷地位的關鍵機制之一。
一旦平臺通過核心業務(如電商、社交、外賣)建立起巨大的流量池和數據優勢,其擴張的腳步便不會停止。超級平臺的第二個增長魔力在于“流量的跨界變現”和“范圍經濟”。這意味著將一個領域的成功,以極低的邊際成本復制到另一個看似不相關的領域。
列如美團通過多業務線分攤高昂的獲客成本。一個垂直領域的競爭對手,比如一個獨立的酒店預訂App,其獲取一個用戶的成本必須完全由酒店預訂業務的利潤來覆蓋。而對于美團,同一個用戶可能既點外賣,又訂酒店,還買電影票,獲客成本被分攤到了多個收入流上,使其在每個單一戰場上都擁有了巨大的成本優勢。
超級平臺戰略的直接目標,是構建一個讓用戶“一旦進入,就無需離開”的“圍墻花園”。通過在一個App內集成衣、食、住、行、娛、購、社交等全方位服務,平臺極大地提升了用戶的轉換成本和路徑依賴。
騰訊在其早期的文件中就明確提出,其目標是“成為滿足人們在線生活方式需求的中心”。這意味著,平臺不僅僅是提供一項服務,而是要成為用戶數字生活的“基礎設施”。當一個用戶習慣了用微信支付、在美團上解決所有本地需求、在淘寶/天貓上購物時,即使他對平臺的某項服務或政策不滿,想要轉換到另一個平臺的成本也變得異常高昂。他不僅需要重新適應新的操作界面,更重要的是,他將失去在這個平臺上積累的所有數據、好友關系、會員等級和消費記錄。這種深度綁定,使得用戶在無形中被“鎖定”在平臺的生態系統內,平臺的市場地位也因此變得堅不可摧。
最后,超級平臺的擴張邏輯也與資本市場的偏好緊密相連。對于投資者而言,一個講述著“生態化反”、“無邊界擴張”故事的公司,遠比一個固守單一垂直領域的公司更具吸引力。因為前者展現了幾乎無限的增長潛力和想象空間。
平臺通過不斷進入新賽道、拓展新業務,向資本市場證明其增長故事遠未結束。這種“平臺經濟體現新質生產力”的敘事,使其能夠獲得遠高于傳統企業的市盈率和估值。高估值和高股價不僅能為股東帶來豐厚回報,更重要的是,它為平臺提供了充足的“彈藥”——通過增發股票或抵押融資,獲得巨額資金,再投入到新一輪的補貼大戰和市場擴張中,進一步鞏固其領先地位。這種“市值管理”與“業務擴張”的相互強化,構成了超級平臺增長的最后一塊,也是極為關鍵的一塊拼圖。
超級平臺擴張背后的系統性風險
超級平臺在追求極致效率和無限增長的過程中,其巨大的能量也開始顯露出破壞性的一面。這種危險并非單一維度的,而是系統性的,它滲透到市場競爭、消費者權益、勞動關系和社會結構等多個層面,對數字時代的社會契約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當平臺從一個市場參與者演變為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裁決者時,公平競爭的天平便開始傾斜。超級平臺濫用其市場支配地位,對競爭秩序的破壞尤為嚴重。
“二選一”是平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最典型的行為之一。平臺利用其對商家的絕對控制力,強迫他們在自身平臺與競爭對手平臺之間做出排他性選擇。這不僅直接打擊了競爭對手,更剝奪了商家的經營自主權,最終損害了消費者的選擇權。
最具標志性的案例,莫過于2021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阿里巴巴集團的調查。調查認定,自2015年以來,阿里巴巴濫用其在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臺服務市場的支配地位,對平臺內商家提出“二選一”要求,并借助算法、數據、平臺規則等技術手段保障其執行,最終對其處以創紀錄的182.28億元人民幣罰款。緊隨其后,美團也因類似的“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被立案調查,最終被罰34.42億元。這些執法行動明確揭示了超級平臺通過構建封閉生態、排擠競爭來維護其壟斷地位的策略。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與國家反壟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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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平臺的無邊界擴張,對垂直領域的創新型中小企業構成了巨大的生存威脅。全國政協委員吳志明曾在一份提案中尖銳地指出,頭部平臺企業利用其資金、數據和流量優勢,可以輕易“碾壓”進入任何一個新領域,導致市場陷入“大樹底下寸草不生”的局面,整體創新能力和服務質量隨之下降。
當一個有潛力的創新模式出現時,超級平臺往往采取“模仿、超越、替代”的策略:要么迅速復制其模式并利用自身流量優勢進行降維打擊,要么直接將其收購以消除潛在威脅。這使得創業者面臨一個殘酷的現實:他們的最終歸宿,要么是被巨頭擊敗,要么是成為巨頭的一部分,獨立成長的空間被極大壓縮。
對于平臺內的數千萬中小商家而言,超級平臺既是賴以生存的“衣食父母”,也可能是不斷收割其利潤的“地主”。隨著商家對平臺流量的依賴日益加深,其議價能力不斷被削弱。平臺則通過提高傭金抽成、設置競價排名廣告、收取高額流量費等方式,持續擠壓商家的利潤空間。
許多商家發現,自己辛苦經營的大部分利潤,最終都以各種名義流向了平臺,陷入了“為平臺打工”的困境。這種利潤擠壓效應不僅惡化了商家的生存環境,也可能迫使他們通過降低產品或服務質量來維持利潤,最終損害消費者利益。
對消費者:從“上帝”到“數據奴隸”的權利異化
在平臺經濟的早期,消費者是“上帝”,平臺通過補貼和優質服務來吸引用戶。然而,隨著平臺權力的鞏固和對數據的深度掌控,消費者的地位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其多項核心權益在不知不覺中被侵蝕和異化。
“大數據殺熟”是消費者對平臺權力最直觀、最反感的體驗。平臺利用其收集的用戶消費歷史、瀏覽習慣、地理位置甚至設備型號等海量數據,構建精準的用戶畫像,并對不同用戶實施差異化定價。通常,消費頻率高、價格敏感度低的老用戶,反而會看到比新用戶或不常使用的用戶更高的價格。
一篇來自新華網的報道生動地描述了用戶為了對抗“殺熟”,開始進行“反向馴化”的博弈:在社交媒體上發布“#酒店太貴了”、“#我沒錢”等標簽,試圖“欺騙”算法,以獲取更低的價格。這種貓鼠游戲背后,是消費者公平交易權的嚴重受損。盡管平臺通常以“個性化營銷”為名進行辯護,但其本質是利用信息不對稱剝奪消費者剩余,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和維權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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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平臺的個性化推薦算法,在提供便利的同時,也構建了一個無形的“信息繭房”(Filter Bubble)。用戶在信息流、購物推薦、短視頻推送中看到的內容,都是算法根據其過往行為“猜測”他們會喜歡的內容。表面上,這是極致的“個性化”,但實際上,它剝奪了用戶接觸多樣化信息和商品、進行自主探索和發現的真實選擇權。
一篇深刻的評論將此現象描述為“數據與算法的合謀”:用戶從數據的生產者,逐漸演化為數據和算法的控制對象或“奴役者”,其主體地位在不知不覺中喪失。在這種算法宰制下,用戶的視野被收窄,認知被固化,看似自由的選擇,實際上可能只是在算法劃定的狹小范圍內打轉。
超級平臺的“一站式”服務特性,使其有能力和動機收集用戶前所未有之廣泛的個人數據。從線上的購物偏好、搜索記錄、社交關系,到線下的實時位置、出行軌跡、消費場景,這些數據被整合、分析,構成了用戶的全景數字肖像。這種全方位的數據收集帶來了巨大的隱私泄露風險。
一旦平臺數據庫遭到攻擊或發生內部泄露,其后果不堪設想。近年來,中國監管機構多次就App違法違規收集個人信息問題進行通報,其中不乏抖音等頭部平臺。例如,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曾通報指出,部分App存在非法獲取、超范圍收集、過度索權等侵害個人信息的現象,這凸顯了隱私保護問題的嚴峻性。
對勞動者:被系統“困住”的新就業形態
平臺經濟催生了數以千萬計的靈活就業崗位,如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為大量勞動者提供了收入來源。然而,在這種“零工經濟”(Gig Economy)模式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們常常被形容為“被系統困住的人”。
平臺勞動者的工作節奏、收入水平乃至行為規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套精密而冷酷的算法系統所決定的。2020年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共鳴。文章揭示了外賣平臺如何通過算法不斷壓縮配送時間,系統給出的“最優路線”甚至包含逆行,超時則面臨嚴厲罰款。為了完成任務,騎手不得不超速、闖紅燈,將自己置于極高的安全風險之中。
一位進行田野調查的北大博士,在親身體驗了5個月外賣員生活后也指出,平臺利用其數據優勢,不斷試探和壓榨騎手的體能與時間極限。在這種算法的精細控制下,勞動者失去了工作的自主性,變成了系統指令的執行單元,其勞動過程充滿了高強度、高風險和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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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經濟對傳統勞動關系造成了巨大沖擊。為了降低用工成本和規避法律責任,平臺企業通常將騎手、司機等定義為“獨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或“個體工商戶”,而非法律意義上的“雇員”。這種分類使得大量平臺勞動者被排除在傳統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一份歐洲議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平臺工作者極少能享受到養老金、失業保險、育兒福利等社會保護。
在中國,盡管近年來政策開始推動為新就業形態人員提供社保,但如何平衡繳費負擔、如何設計靈活的參保機制,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社會保障的缺失,意味著這些為城市便利生活付出辛勞的勞動者,其自身面對疾病、養老、失業等風險時卻異常脆弱,這構成了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
當超級平臺的體量和影響力達到一定程度,其風險便不再局限于個體和市場,而是上升到宏觀經濟和國家治理的層面。
“大而不能倒”的隱憂
隨著平臺業務深度嵌入金融、支付、交通、零售、物流等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它們逐漸具備了“基礎設施”的屬性。這意味著,一旦這些巨型平臺因經營不善、重大網絡安全攻擊或地緣政治沖突而出現系統性故障,其產生的連鎖反應將是災難性的。
支付系統中斷可能導致商業活動停擺,物流網絡癱瘓可能引發供應鏈危機,社交平臺崩潰則可能影響社會信息傳播。這種“大而不能倒”的局面,使得政府在處理其風險時投鼠忌器,也給國家經濟安全帶來了潛在的巨大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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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的驅動下,平臺傾向于將觸角伸向任何有利可圖的領域,有時甚至是以破壞現有社會生態為代價。近年來備受爭議的“社區團購”就是典型例子。各大平臺攜巨資入場,通過高額補貼迅速搶占市場,直接沖擊了數以百萬計的菜市場小商販、夫妻雜貨店的生計。
雖然短期內消費者享受到了低價和便利,但長期來看,這種“資本無序擴張”可能摧毀了維系社區活力的基層商業毛細血管,造成大量底層人口失業,并最終形成新的市場壟斷,屆時消費者可能反過來承受高價。這引發了關于技術進步與社會公平之間關系的深刻反思,促使監管層明確提出要“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為“數字巨獸”戴上韁繩
面對超級平臺無邊界擴張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全球主要經濟體不約而同地從過去的“包容審慎”轉向“規范發展”,一場針對“數字巨獸”的全球性監管浪潮已然形成。其核心目標并非扼殺創新,而是通過為平臺權力劃定邊界,重建市場、消費者、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的平衡關系。
中國作為全球平臺經濟最發達、競爭也最激烈的市場之一,其監管行動尤為引人注目。自2020年底以來,中國政府打出了一套由反壟斷執法、專項立法和政策引導構成的“組合拳”,旨在為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立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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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被視為中國互聯網平臺反壟斷的“元年”。一系列標志性事件彰顯了監管機構“亮劍”的決心。除了前文述及的對阿里巴巴和美團的天價罰款外,監管機構還叫停了騰訊主導的虎牙、斗魚合并案,理由是該合并將進一步強化騰訊在游戲直播市場的壟斷地位。此外,抖音正式向法院提起對騰訊的反壟斷訴訟,指控其通過微信和QQ封禁抖音鏈接,濫用其在即時通訊市場的支配地位,此案被視為中國互聯網平臺間首例反壟斷訴訟。這些密集的執法行動,清晰地傳遞出一個信號: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依法合規經營將成為平臺企業不可逾越的底線。
與執法行動并行的,是法律體系的快速完善。中國在短時間內相繼出臺并實施了多部針對數字領域的關鍵法律,為平臺的數據處理和競爭行為戴上了“法律的緊箍咒”。
針對超級平臺構建“圍墻花園”、相互屏蔽鏈接的封閉生態,中國監管層明確提出了“互聯互通”的要求。長期以來,用戶無法在微信內直接打開淘寶、抖音的鏈接,這種人為的壁壘割裂了互聯網的開放性,損害了用戶體驗和市場競爭。在監管的推動下,平臺間的“拆墻”進程雖然緩慢,但已是大勢所趨。此舉旨在打破流量壟斷,降低中小企業和內容創作者對單一平臺的過度依賴,恢復一個更加開放和充滿活力的互聯網競爭環境。
對平臺經濟的審視和規制是全球性的共識,主要經濟體紛紛結合自身國情,探索不同的監管路徑。歐盟《數字市場法》、英國的平臺報告規則、澳大利亞《新聞媒體議價法案》、日本《平臺透明化法》等
盡管各國的具體路徑和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其共同指向是:承認平臺經濟的巨大價值,同時通過法律和制度創新,為其劃定清晰的權力邊界,確保其發展成果能夠更公平地惠及社會各方。
在創新與規范之間
超級平臺的崛起及其對無邊界擴張的渴望,是數字經濟內在規律——網絡效應、數據智能與資本邏輯——共同作用的必然產物。它們在重塑生產關系、提升社會效率的同時,也確實如一把雙刃劍,其無序擴張帶來了對市場公平、消費者權益、勞動者保障和社會穩定的多維度風險。您所感到的“危險”,正是對這種潛在力量失衡的深刻洞察。
最終,我們所追求的,是一個各方利益更加均衡的數字生態系統:在這里,中小企業能夠獲得公平的競爭機會,而不是被巨頭碾壓;消費者能夠享有真正的選擇權和隱私權,而不是被算法操縱;勞動者能夠獲得體面的工作條件和可靠的社會保障,而不是被系統所困;而平臺自身,則通過賦能生態、創造社會價值,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的健康發展。
這場深刻的變革才剛剛開始。我們面臨的終極問題是:在一個日益數字化的世界里,我們如何設計一套新的社會契約,既能充分釋放技術創新的巨大潛能,又能確保其始終服務于人的福祉與社會的整體利益?如何在保護本國消費者和勞動者權益的同時,不削弱平臺的全球競爭力?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我們未來數字社會的面貌。這需要政府、企業、學界和公眾的共同智慧與持續努力。
作者:尼古
編輯: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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