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硅谷最近流傳著一句段子：
“想看印度裔CEO，就去谷歌微軟；想看真賺錢的公司，就去英偉達。”
這不是隨口一說，而是現實的映射。
2025年，英偉達市值突破 3萬億美元，徹底封神，成了人工智能時代最值錢的科技公司。
但翻開英偉達的高管名單，印度裔比例低得驚人。
反倒是谷歌、微軟、IBM、Adobe這些巨頭，CEO幾乎被印度裔承包。
諷刺的是前者市值飛天，后者在AI浪潮中卻步步落后。
于是一個扎心的問題被擺到臺面：硅谷過去二十年的印度裔神話，是不是被高估了？
01
印度裔高管崛起的過程，其實很容易理解。
上世紀90年代，大批印度理工學院（IIT）的畢業生涌入美國。
他們有兩個天然優勢：一是英語無障礙溝通，能直接融入美國職場；二是教育重理工，基礎扎實。
在硅谷，印度裔最開始做的是苦活累活：寫代碼、做測試、管項目，靠著勤奮，他們很快站住腳。
更關鍵的是，印度裔有一種特別強的“抱團文化”。
他們在硅谷形成了互相提攜的網絡：
一個人進谷歌，就能拉一批校友進來；
一個人升主管，底下往往是一圈熟面孔。
這種文化帶來了爆發式上升，2000年代后，印度裔開始大批進入管理層。
谷歌宣布換帥，桑達爾·皮查伊走上臺前，他的溫和作風被媒體稱為理想的妥協型領袖；
微軟的薩蒂亞·納德拉則靠推動云計算翻盤，一度被貼上“最懂云的CEO”標簽；
緊接著，IBM的阿文德·克里希納、Adobe的尚塔努·納拉延也相繼上位，把硅谷最具分量的幾張椅子坐了個滿。
那幾年，美國媒體幾乎一邊倒地贊美，認為這是多元化的勝利，甚至有人調侃：硅谷已經成了“印度裔CEO的天下”。
然而，等到人工智能的浪潮真正襲來，人們才發現，這些閃亮的頭銜，并沒有給企業帶來預期中的技術突破。
02
和印度裔神話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英偉達的故事。
1993年，黃仁勛和兩個伙伴在加州圣克拉拉創辦英偉達，目標是做GPU。
當時，大多數人覺得CPU才是主流，顯卡只是游戲黨的玩具。
但黃仁勛不這么想，他相信視覺計算會改變未來，而GPU會成為新的核心算力引擎。
2006年，英偉達推出CUDA，讓GPU不僅能跑游戲，還能跑科學計算、AI算法。
彼時，幾乎沒人看好，英偉達在這條路上砸錢十幾年，直到AI浪潮真正爆發，才迎來收割。
2024年，Blackwell芯片橫空出世，數據中心性能飆升。
各大公司爭先恐后排隊買卡，英偉達成了唯一的算力軍火商。
英偉達的管理氣質，與硅谷很多大公司形成了鮮明對比。
它的高層并不是清一色的單一群體，既有華裔，也有白人，偶爾能看到少數印度裔，但派系色彩很淡。
這種氛圍也延伸到團隊文化里。
工程師在這里不用花太多心思揣摩上司的臉色，也不必把精力耗在無休止的匯報上。
黃仁勛最看重的是執行力，要求少說空話，快出成果。
更關鍵的是，黃仁勛本人把“長期主義”寫進了公司的基因。
外界看他常年穿著那件黑皮衣在臺上講笑話，但背后卻是十幾年如一日地死磕同一條技術路線。
寧可冷板凳坐十年，也要把CUDA、GPU這一件事做到極致。
所以英偉達的成功，歸根到底不是光環加持，也不是講故事的能力，而是一條樸素到近乎“笨拙”的邏輯：在科技行業，技術才是唯一的語言。
03
看完英偉達，再看印度裔CEO當家的那些巨頭，就顯得尷尬了。
皮查伊接手后，谷歌的核心業務搜索依舊穩健，但在AI浪潮里，谷歌卻一再掉鏈子。
2023年推出的Bard，被批“響應慢，體驗差”；
Gemini雖然是重量級產品，但測試結果卻落后于OpenAI。
谷歌內部怨言不斷：重組太多，真正的創新速度卻沒跟上。
微軟那邊，納德拉上任后確實讓微軟煥發新生，Azure成為公司增長引擎。
但到了2025年，微軟還是不得不宣布裁員。
更關鍵的是，微軟的AI成績單很大程度依賴于OpenAI的“外掛”，自身的創新并不突出。
克里希納喊了多年“混合云”，但資本市場并不買賬，IBM的市值遲遲不見起色。
納拉延穩坐CEO寶座，Adobe的創意軟件依舊是行業標準，但在生成式AI的浪潮里，并沒有拿出令人眼前一亮的突破性應用。
這些公司有一個共同點：戰略層面口號漂亮，執行層面總差一口氣。
04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在硅谷內部，有人用一個略顯尖銳的詞來概括：“印度病”。
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派系化。
不少員工抱怨，一旦團隊里來了印度裔領導，下屬很快會變成一水的“自己人”。
招聘時名義上人人平等，但真正拿到機會的，往往是校友、同鄉或者同族裔。
結果就是團隊看上去很團結，實際上高度同質化，外部人才很難進入，更談不上碰撞出新的火花。
其次是形式化。
印度裔高管最擅長的是流程和匯報，文檔完備、會議密集，表面上條條框框齊全，但真正棘手的技術問題，總是被拖來拖去。
很多工程師私下抱怨做了一堆表格，開了一堆會，卻沒人敢拍板往前走。
公司看似秩序井然，實則停滯不前。
還有就是空洞化。
他們往往很會講故事，PPT做得華麗，愿景說得宏大，但當投資人或者用戶真正去體驗產品時，卻常常發現“雷聲大雨點小”。
硅谷有人打趣說，印度裔高管的強項是“讓公司看起來不錯”，但最弱的一環，恰恰是把產品做好。
也正因如此，才會出現今天這種扎心的反差：印度裔CEO數量多得驚人，但能真正推動科技前沿突破的，卻很少出現在他們之中。
05
資本是逐利的，它比任何人都敏感。
2021年，印度裔高管帕拉格·阿格拉瓦爾接任推特CEO，強調內容審核和內部治理，但公司增長停滯，矛盾不斷。
2022年，馬斯克收購推特，第一件事就是解雇阿格拉瓦爾，支付了 5120萬美元遣散費，隨后，他裁員一半，推行藍V付費、長文功能。雖然外界爭議不斷，但至少平臺重新有了動作。
更有意思的是，馬斯克拒絕了印度政府的建廠邀請，卻多次親赴中國，擴展上海工廠的產能。
過去十幾年，美國資本市場迷信“印度裔奇跡”，他們覺得，印度裔CEO是多元化和成功的象征。
但AI浪潮揭穿了這一切，沒有硬核技術，CEO光環再亮也沒用。
需要強調的是，這并不是說印度裔高管一無是處，相反，他們在流程管理、成本控制、市場拓展上仍然有優勢。
問題在于，如果一個公司高層被單一群體壟斷，必然帶來創新不足。
真正能決定一家科技公司命運的，從來不是CEO的國籍光環，而是能不能拿出硬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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