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隊》中，日本人給田小貴打的“帕飛丁”到底是什么東西？

近來看電視劇《歸隊》看的比較揪心，特別是為劇中幾個抗聯戰士分分合合讓人難過。

一開始大家覺得，這支抗聯小分隊，吃得最多苦的是湯德遠，畢竟他曾被偽滿警察抓捕，并在獄中受盡酷刑，出獄后又患了肺癆。

湯德貴后來不太愿意回歸抗聯，也是因為前期吃得苦太多，大多數觀眾在看到這一幕的時候，也都對他表示了理解。

不過萬萬沒想到的是，吃苦最大的并不是湯德遠，而是田小貴。這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少爺，為了打鬼子投身抗聯，幾次隊伍被打散，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老父親看著兒子受傷的身軀，都忍不住落淚。

田小貴后來也被日軍俘虜，從劇中的情況來看，他是被送到了日軍731部隊，就是日軍臭名昭著的細菌實驗部隊。

本來以為田小貴是此類抗聯戰士的代表。

不料鬼子頭川野制定“血拔計劃”，給田小貴打了“帕飛丁”這種類似上癮的藥物，用以控制田小貴。

一個連極端酷刑都頂過來的抗聯戰士，在面對“帕飛丁”這種藥物控制，也很難抵抗，甚至在藥物控制下，給日偽打了電話出賣老排長。田小貴為了抗拒被藥物控制，多次自殘身體，可見“帕飛丁”這種毒物的危害。

從劇中反映的情況來看，“帕飛丁”應該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毒品，按照定義，毒品一般都具有成癮性，而且對身體有很大損傷。

那么，“帕飛丁”在現實中，是否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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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飛行服大腿上的有個裝地圖的透明口袋，里面裝著五六片乳白色的藥片，藥片大小和一片巧克力差不多大，標簽上寫著“帕飛丁”，是一種抗疲勞的藥物。“

”當我稍微開始有些困意，便打開口袋撕開了兩片藥丸，但又怕藥效不夠，就再撕開了一片，我摘下臉上的呼吸面罩，一口氣把三顆藥丸塞在嘴里咀嚼著，很快藥效就對我產生作用。“

”一切變得豁然開朗，我的心臟劇烈跳動，好似要蹦出來似的，但我卻感到無比的平靜，甚至飛機發動機的轟鳴聲都變得鴉雀無聲，碧藍色的天空如此明亮，甚至有些刺眼，一切是如此的抽象，又是如此的夢幻，好似我的意識穿越了駕駛艙，在飛機上方的天空自由飛翔，這種無拘無束的感覺，讓我身心愉悅，我隨后精確地把飛機按照預定航向降落到了指定的機場。“

”當我著陸后，周遭的事物就如靜止一般，就如一張優美的定格照片。我隨后遇到了我們的軍醫斯培林醫生，并向他講述了我的經歷，當他聽說我吞下三顆藥丸后倒吸一口涼氣，他停止了我當天所有的飛行任務，甚至連接近飛機都被禁止了。”

——取自Steinhoff, Johannes《墨西拿海峽：戰斗機指揮官日記》

圖|一份標準的柏飛丁片劑包裝

從現有的資料記載來看，二戰時期除了蘇聯紅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外，其他國家的軍隊似乎都有“嗑藥”的習慣。

二戰時期德軍嗑藥主要就是“帕飛丁”，英國也有類似的藥當時叫“不睡藥片”、“抗破傷風藥片”、“抗瘧疾藥片”之類，美國軍人從1934年開始配發的“苯齊巨林”的藥物也是如此。

有意思的是，當時美軍對嗎啡的管控十分嚴格，但對同樣類似的藥物“苯齊巨林”卻不管不顧。

以上所有藥物，本質上都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冰毒。

有關甲基苯丙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

1885年，科學家在對傳統藥材麻黃進行研究時，成功提取出了其主要成分麻黃堿，后來醫學上發現，麻黃堿能引起人興奮交感神經，松弛支氣管平滑肌、收縮血管，且有顯著的中樞興奮作用，后來麻黃堿作為一種類腎上腺素的藥物使用，而且與腎上腺素不同的是，麻黃堿可以口服。

兩年之后，羅馬尼亞化學家 Edeleano 在德國柏林首次合成了麻黃素的類似物苯丙胺（amphetamine），日本化學家長井長義（Nagai Nagayoshi）也從麻黃素中結晶提取出了苯丙胺。

因為苯丙胺具有清醒頭腦、抑制飲食的功效，所以一開始是被當成減肥藥來用。

1919年（也有說1917年），日本化學家阿.雄賀多合成甲基苯丙胺，緒方章合成右旋甲基苯丙胺，由于是麻黃素的副產物，一般稱為偽麻黃素。

一開始，人們只是發現甲基苯丙胺在治療某些疾病上具有突出的功效，并沒有意識到其副作用，只是在使用甲基苯丙胺后，人們會出現莫名的興奮，不知道疲倦，后來有人專門對這一“副作用”進行研究，這才擴大了甲基苯丙胺在醫療領域的范圍。

至上世紀三十年代，苯胺類藥物的使用范圍已經很大，盡管它的副作用同樣明顯，但是基于該藥物的療效，它的副作用都被忽視了（對心腦血管損傷以及成癮性）。

1936年的第十一屆柏林奧運會，是苯丙胺類興奮劑使用集大成的一個年份。

由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原定1916年在德國柏林舉辦的第六屆夏季奧運會被取消，因世界各國都譴責德國侵略的行為，因此德國人一直到1928年才獲準參加奧運會，并在1931年獲得了第十一屆奧運會舉辦權。

當時已經掌權的希特勒夢想把奧運會變成宣傳德國法西斯的工具，因此給德國運動員制定了成績要求，這給德國運動員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恰好當時一款在市面上流行的針對抑郁癥的藥物“苯丙胺硫酸鹽片”主打提高精神警覺性、身體能量和工作能力的功效。

德國運動員基于此開始服用苯丙胺（Amphetamine）類的藥物，以緩解疲勞和長期高強度訓練帶來的厭倦情緒。

結果就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德國獲得了33枚金牌和89枚獎牌，領先于當時第二名美國的24枚金牌和56枚獎牌。

苯胺類藥物的應用，引起了德國科學家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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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柏林奧運會結束以后，德國泰姆勒制藥公司（Temmler Pharma GmbH & Co.）以麻黃堿為原料合成了甲基苯丙胺，并制成了白色圓形的藥片（每片約3mg），并取名為帕飛丁。

當然，也包括針劑注射。

二戰爆發后，帕飛丁在德軍中應用十分廣泛，后來被稱為“納粹冰毒”（Nazi- Crank），“希特勒速度”（Hitler-Speed）

德國泰姆勒公司在研制成功帕飛丁后，便開始在德國廣泛的推廣，大量的廣告充斥地鐵燈箱，廣告詞也極具誘人：

“用了不爽算我輸”、“媽媽的好幫手”

為了將帕飛丁推廣至不同的人群，泰姆勒公司還在帕飛丁中添加至巧克力等食品中。

由于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帕飛丁在1938年在德國成為暢銷藥品，泰姆勒公司也主打帕飛丁為萬能藥，得到了德國醫學界肯定的同時，也引起了軍方的關注。

從1938年春開始，德國國防軍開始測試帕飛丁的功效，帕飛丁在當年就在德軍內部流傳開來。

毫無疑問，帕飛丁有極強的中樞神經興奮作用，小計量的使用可以使人在數小時至數天內變得頭腦清醒、興奮、樂觀欣然、決策速度加快和意識異常敏銳。

當然，小劑量使用帕飛丁，同樣存在副作用，比如存在重影、眼花、頭痛、發燒和血壓上升等。

只是在當時，使用帕飛丁的副作用被使用它的功效完全掩蓋了。

不過，德軍內部在使用帕飛丁的時候，有時控制不住加大劑量，這時帕飛丁的副作用就格外的明顯，引起精神錯亂、思想障礙、偏執、妄想、幻覺、幻聽、休克乃至猝死和器官性腦癥候群。部分人出現了上癮的癥狀，出現戒斷反應。

當時戰爭在即，帕飛丁的副作用被無限忽略。

1939年，德軍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帕飛丁被廣泛運用于德軍中，其突出的性奮作用在士兵中廣受好評。

德國醫療界已經很明顯注意到了帕飛丁副作用，并在當年11月將之列為處方藥，但無法根本性的改變帕飛丁被濫用的趨勢。

并且隨著戰爭規模越來越大，德軍中對帕飛丁的需求也日益增大。

1940年4月，帕飛丁被德國國防軍列為軍需品。

當時的德國，對帕飛丁的使用出現了兩個奇特的現象：

一方面是德國醫學界，基于帕飛丁使用出現嚴重的副作用，德國衛生部一開始將帕飛丁列為處方藥，并列入麻醉劑，后來又直接宣布其為毒品，要求德國政府對帕飛丁進行嚴格管制；另一方面，基于戰爭規模的擴大，軍隊對帕飛丁的需求逐年上漲，隨著產量擴大，就連民間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政府的禁令根本就是一紙空文。

1942年，德國醫學界公開帕飛丁有成癮的問題，可這個時候德國對帕飛丁的依賴已經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

與此同時的是，磕了藥的德軍作戰悍勇，常常不知疲倦，連續三四天不眠不休是常有的事兒，士兵甚至需要通過香煙燙手確認存活狀態，避免因過度疲憊導致凍死。

當年德國進攻法國，每一名裝甲兵口袋里就裝著帕飛丁，士兵甚至親切的稱呼帕飛丁為“坦克巧克力”。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德國文學家海因里希·貝爾二戰期間曾是德軍士兵，他回憶自己1940年5月給家里人寫信，就曾要求家里人給他買些帕飛丁，理由竟然是軍隊配發的帕飛丁不夠他用。

從1939年到1945年，總計有大約2億片苯丙胺類藥片被發放到德軍士兵手中。

至二戰末期，德國對帕飛丁的開發已經日趨極端，甚至他們開始在集中營關押的囚犯身上試驗帕飛丁。根據資料記載，德國在二戰末期開始研制一款效果更強的復合型興奮劑——D-IX。這種藥每片含5毫克可卡因、3毫克帕飛丁、5毫克嗎啡類止痛藥Eukodal。

根據當時人回憶，該藥的效果十分驚人，能讓人擁有“幾近機械般的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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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的是，二戰時期的日本在當時也擁有自己的苯胺類藥物。

早在戰爭之初，日軍就將將苯丙胺類藥物列為軍需品，他們不僅在本土生產這類藥品，還在朝鮮建立了生產基地。

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并從中國獲得了大量的麻黃，開始用于生產苯胺類藥物。

日軍內部稱苯胺類藥物為“貓目錠”、“突擊錠”或“空擊錠”，士兵服用此類藥物以后，能夠不知疲倦的作戰，甚至在某些時候還會獲得特殊的能力。

比如“貓目錠”，服下此類藥物的日軍士兵瞳孔會比普通人放大三倍，能在遠距離情況下觀察海面上美軍艦艇，不需要用雷達。

在苯胺類藥物的研究上，二戰時期的日本相比于德國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更重要的是，日本曾有預謀的利用鴉片等毒品或者是麻醉品來摧殘中國人的意志。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的國際大審判。在起訴階段，檢察方面就在起訴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記載，日本政府和軍方有組織地利用鴉片“削弱人民的抗戰意志”，其收入成為“侵略戰爭的準備及其進行所需的財源，有的用于日本政府在占領區扶植的諸多傀儡政權”的罪行

根據庭審期間檢方提供的證據，從偽“滿洲國”建立開始，到日本侵略深入到華北、華中、華南后，日本操縱的各地傀儡政權，廢除了中國禁毒的法令，建立鴉片專賣壟斷。鴉片專賣表面上是鴉片控制，實際上是借專賣制度壟斷當地鴉片和其他麻醉品交易。

日本上海特務機構“里見機關”頭目里見甫是參與日本販賣鴉片活動的見證者之一，他在二戰后被捕，其口供書以及法庭的陳述中，提到了當年他奉日本中國派遣軍特務部和日本政府興亞院之命，組織“宏濟善堂”的活動。

里見甫組織的“宏濟善堂”，名義上是一個戒煙機構，實質上就是一個販賣鴉片和麻醉品的日本當局暗中操縱的鴉片販賣組織

事實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到的情況，只是當年日本向中國輸出毒品的萬分之一。

早從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就有意識的向中國輸入鴉片、嗎啡、海洛因等毒品，特別是甲午戰爭后，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后，日本在臺灣傾銷鴉片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后，便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向大陸輸送毒品。

日本雖然在1909年參加了包括清朝在內的13個國家在上海召開萬國禁煙會，簽署了嚴厲取締和禁止嗎啡、鴉片類毒品的制作和銷售，并輸出到其他禁煙國家的決議。可實質上并沒有完全遵守這個協議。

之所以如此，日本人有兩個原因：

一、削弱中國民眾的體力，以此削弱他們的抵抗意志。
二、為日本軍事和經濟侵略提供巨大的資金來源。

從十九世紀初開始，日本在國際市場上大肆收購鴉片，然后走私到中國，高價傾銷，據有關數據統計，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就每年從英國進入約18噸鴉片，一半直接走私到中國，另一半加工精制后再走私到中國。1916年到1920年間，日本購買的鴉片64040公斤，海洛因和可卡因13300公斤，大部分都運往中國。

至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一個極為嚴密的販賣毒品的網絡，當時有人形容：

“從西南邊疆的云南到塞外高原的內蒙，遍布日本毒品銷售站，滿洲及山東的日本賣藥人，用各種形式售賣嗎啡等違禁藥品。”

直至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中國，凡是被其侵占的國土，鴉片、海洛因、嗎啡等毒品泛濫，甚至整個侵略戰爭期間，“以毒養戰”已經成為日本的一個基本國策。

電視劇《歸隊》中，田小貴被日本特務機關注射“帕飛丁”，也只是日本“以毒養戰”政策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