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劇《生萬物》何以打開觀眾的“情感閥門”？

近日，由楊冪、歐豪、倪大紅、秦海璐、邢菲、林永健等人參演的年代劇《生萬物》引發收視熱潮和廣泛熱議。該劇改編自趙德發的小說《繾綣與決絕》，以魯南農村土地變遷為背景，講述了以寧繡繡、封大腳、費左氏為代表的寧、封、費三個家族、兩代人的命運波瀾與時代沉浮。劇集通過內聚焦視角與“反人設化”的真實人物塑造為觀眾展開一幅山東農村變遷的歷史長卷，在中華民族古老的戀土情結中呈現國族寓言，引發廣泛的情感共振。

內聚焦視角下的共情敘事體驗

在電視劇《生萬物》中，編劇王賀并沒有沿用原著所使用的全知視角，而是借用寧繡繡的眼，看見一群人、一段歷史、一個民族。而寧繡繡貫穿整個劇集的自述，不僅是該劇巧妙運用內聚焦視角的表現，更是讓觀眾產生共情的基本認知框架，并最終使其變成了一部帶有回憶錄性質的傳奇史詩。

在《生萬物》的內聚焦視角下，觀眾被置于寧繡繡的位置上，直接體驗其情感和思想，所有在天牛廟村與繡繡相關的人或事件都要經過她這個“信息中轉站”、產生對照、映射或新的意義之后，再到達觀眾的接受層。

例如當費文典犧牲、費左氏趨于瘋魔，被趕出費宅的寧蘇蘇與郭貴耀相愛并懷有身孕，這一行為置于當代社會尚且存在一定的倫理爭議，然令觀眾驚訝的是，身處舊社會的繡繡對此只是希望自己的妹妹能幸福，并幫助其隱藏孕肚直至生產。從“隱藏孕肚”這一行為來看，繡繡并非對時代的倫理綱常毫無意識，也并非在思想上有著超越時代的先鋒性，她只是對現實的決絕有著清醒認識，但仍愿意用心靈的繾綣去守護家人。寧繡繡做出的一次次選擇，都在無形中改變或豐富了觀眾原本的認知，故事的表意空間也得到了延展。

同時，內聚焦視角制造的限制性與懸念，也大大增強了觀眾在觀劇過程中的共情體驗。觀眾被限制在聚焦人物所知的范圍之內，對于未知的、即將發生的事情的隱性期待不僅打開了觀眾的想象空間，也不斷激發情緒的高潮點。

劇集接近尾聲，此時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土地改革也已獲得階段性成果，天牛廟村的呈現一派欣欣向榮之相，雖然繡繡的父母、妹妹、公婆等親人均已離世，只剩下大腳與之相伴相守，但一個在平常不過的午后，大腳帶領群眾組織抗洪卻再也沒有回來。我們和繡繡一樣，永遠無法得知這片土地最后如何對待大腳，唯有站在門內癡癡地等。

劇集結尾時，編劇讓滿臉皺紋的繡繡站在自己曾經的閨房內，看見了親人、朋友、丈夫，這種“走馬燈式”的設計讓觀眾再一次通過繡繡的眼回顧這段歷史及當中活生生的人，使得觀眾被擱置的期待在這一刻得到了另一個層面上的滿足，同時也將其情緒推向高潮。

“反人設化”的真實人物塑造

在近幾年的劇集創作當中，“人設”成為大眾討論的熱點之一。部分創作者以被市場驗證過的作品為案例，在構思階段就根據大眾欲望需求對人物進行編碼、組合，形成了觀眾能夠輕易辨識的“人設”模式。這種“人設先行”的創作方式不可避免地讓劇集陷入同質化的窠臼，其取代了傳統文藝作品中人物的個性化、成長的弧光，縮減了深入探討人性的敘事空間，同時也損害了作品的藝術意蘊。

《生萬物》則跳出了這一創作困境，最大限度地延續了原著扎根現實的泥土氣息，塑造出以寧繡繡、費左氏、寧學祥等為代表的“反人設”人物形象。

寧秀秀作為封建財主家的大小姐，善良、堅韌、知書明理，在遭逢意外下嫁封大腳成為鋤地戶子家兒媳婦后，仍能將苦日子過出花，甚至用自己的智謀和超前認知影響著親人、朋友、鄉親，帶領他們走向光明。

但編劇沒有停留在這種刻板的“大女主”人設上，繡繡出生于封建時期的農村，其家庭雖然提供了讀書學習新思想的條件，但她這一輩子從未離開天牛廟村，在這種封閉環境之下，其認知必然有限、進步思想也必然具有脆弱性和不徹底性——劇中繡繡雖與父親斷絕關系，但危急時刻仍顧慮著寧學祥的安危及其作為財主的利益；與此同時，下嫁之后她也并未逃脫出以“夫為妻綱”為代表的封建倫理綱常束縛。

反觀另一女性角色——費左氏，她作為封建財主家的遺孀獨自撐起偌大的費家，雖為女子身但有著不亞于男性的剛強和理性，在亂世中守護著世家大族的體面和尊嚴，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價。然而十里八鄉對她的尊重與她的美好品質并無關聯，人們廣為傳頌的是“費家嫂子潔身守道，乃大德之人”。

在劇集的呈現中，費左氏絕不像看起來這么仁慈、寬厚，她阻止繡繡進門、與寧學祥惡意爭地、暗中轉移糧食、毒殺寧蘇蘇與郭貴耀。雖壞事做盡，但仍給觀眾留下了理解的余地——費左氏一生只為費家而活，成為一塊“行走的貞節牌坊”乃是身處封建亂世的生存之道，她清醒著沉淪，被倫理綱常吞噬女子的生命力，被永遠囚禁在深宅大院內。

而寧學祥作為典型的封建財主代表，視地如命且被冠以“寧老扣”的惡名，他不愿賣地救女的行為激起了觀眾的大規模聲討，加上其壓榨佃戶和扎覓漢、拒絕開倉放糧、阻止繡繡種丹參、強娶銀子等，一系列惡行在前期成功塑造出一個狡猾、貪婪、冷漠的地主形象。隨著日本人的入侵，天牛廟村也難逃厄運，在民族大義與生存危機面前，寧學祥最終選擇將自己的糧食和土地充公。

值得注意的是，編劇并沒有強行“洗白”寧學祥，事實上包括寧在內的祖上三輩都是一方財主，特權階級只有在自己的底層利益被動搖時才會真正妥協，而他們“良心發現”“追悔莫及”的可能性是非常細微的，至少頑固的寧學祥不會。從價值觀或是中華傳統美德上說，他是可恨的，但作為一個角色，他又真實得可怕。

《生萬物》的“反人設化”創作方法，將社會意義上“好”與“壞”的界限再度模糊，深入探討封閉環境對人異化產生的影響及人性多變等深刻問題，向觀眾展現了一幅封建地主時期山東農村地區的人物生活圖景。

戀土情節中的國族認同

土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始終承載著超越物質的意義，它既是生存的根基，也是精神的歸處。《生萬物》深刻把握了這一民族心理，通過人物與土地之間復雜的情感糾葛，構建起一套有關家國命運、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隱喻系統。

劇中幾乎每一位主要角色的命運都與土地緊密相連。寧學祥視地如命，甚至不惜以親情的斷裂為代價守護祖產；封大腳作為“鋤地戶子”，一生匍匐于土地，最終也為守護堤壩與田畝而犧牲；寧繡繡雖為女性，卻憑借對土地的尊重與理解，逐漸成為凝聚鄉鄰、推動變革的精神紐帶。土地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情感與道德的尺度，是人物行為邏輯的內在驅動力。這種“戀土情結”并非簡單的保守或落后，而是在動蕩年代中個體尋求穩定性與延續性的本能反應，也因此成為國族敘事的基礎。

非常典型的是，劇集通過“燒毀莊稼”這一關鍵情節，將個體對土地的眷戀升華為集體性的民族大義。當日軍占領天牛廟村并強占土地與收成，試圖將這片孕育生命的土壤變為侵略戰爭的補給線時，寧繡繡毅然組織鄉親親手焚毀即將成熟的莊稼。這一行為充滿了象征意義：對于視土地如生命的農民而言，焚燒自家糧食無異于撕裂自身的血肉，然而正是在這種極致的痛苦與犧牲中，個體“戀土”的情感發生了質的飛躍——土地不再是私產的象征，而是必須用極端手段守護的民族尊嚴與自主權的載體。通過這一決絕的行動，農民們自發地從土地的“守護者”轉變為國家的“捍衛者”，完成了從鄉土情感到國族認同的升華。

《生萬物》通過土地這一媒介，自然喚起觀眾對“家園”與“根脈”的共鳴。天牛廟村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村莊，更成為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集體記憶的象征。觀眾在彈幕中寫下“這像是我爺爺奶奶的故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家鄉村的老照片，甚至自發前往山東取景地“朝圣”，這些行為無不表明，《生萬物》成功激活了一種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土地認同，而這種認同，正是國族認同最樸素也最堅實的情感基礎。

民族的情感共同體并非憑空構建，而是源于千萬個體對腳下土地的繾綣、對生存現實的決絕，以及在歷史浪潮中一次次選擇與犧牲所共同織就的記憶之網。這正是《生萬物》作為一部年代劇，所能抵達的最深刻的國族敘事和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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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婉婷

主編 | 彭侃

執行主編 | 劉翠翠

排版 | 于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