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飛機上裸奔

在飛機上怎樣怎樣，一直是我很喜歡的標題，我也經常用類似的標題——因為不僅是以前作為乘務員還是現在作為旅客，都有太多稀奇古怪的經歷。

當然，肯定不包括裸奔。

9月9號，長龍航班從沈陽飛往威海的航班上，一位旅客突然脫光了衣服，在客艙內奔跑喧嘩，并攻擊機組成員。

安全員將其制服，并用毛毯給他蓋上，航班落地后，該男子被警方帶走。

有旅客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這名男子先是大喊 “要帶你們飛了”，隨后脫光全身衣物在過道奔跑，其間還不斷地自言自語。很多旅客都看到了其裸體，現場秩序一度混亂。

其實以前的時候，在寫這種話題時我會調侃幾句，但現在覺得調侃不適，因為除了那些刻意、惡意的行為，他也有可能只是個病人。

去年有一個航班，從青島飛上海，安全員是我同批，我們便坐在了一起，自打我上了飛機，他就說：我有預感，這個航班肯定不太平。

這種預感，便來源于之前討論過的一個話題“掃”，掃把星的掃，他說前面有公司領導，后面有女安全員帶飛，還有你這個稀罕客，這航班能正常就怪了。我說你放屁。

一路平安無事，直到飛機落地還尚在滑行的時候，乘務員火急火燎沖過來在他耳旁說了句話，他大驚失色，打開執法記錄儀就往后面沖了過去。

青島飛上海，滿滿的商務客，大家跟我一樣好奇后面發生了什么，紛紛伸直了脖子看。過了一會，一個旅客帶著震驚的表情走過來，被乘務員安排在了我的旁邊，也就是同批剛才坐的位置。

我說咋了咋了？后面咋了？

他沉默了一會，說：后面有個女的把衣服全脫了。

我說啊？全脫？一絲不掛？

他說，對，一絲不掛，她坐在中間，我在里面靠窗，我當時心里害怕極了。

我問，她自己一個人嗎？

他說，不知道，看不出來，反正她脫的時候沒有人管她。我按了個呼喚鈴，乘務員過來也嚇了一跳。

其實那天同批的處置可謂是非常專業，在他過去的途中就指揮女安全員拿上毛毯，過去先讓她給她裹住身體，并由女安全員進行監控與陪伴，然后他打開執法記錄儀，背對這位旅客掃視也掃錄，防止有人偷拍，匯報那些流程也已經走完。

后來得知，這位女子是受到精神疾病困擾，那天不知道怎么受了刺激，脫光了衣服，坐在那里默默流眼淚。等其他旅客下光后，乘務員和地服姑娘上飛機來照顧她，她也任憑周圍人擺弄，幫她把外套褲子穿上，又把那條毛毯裹在她腰上，下了飛機。

當然，這名女子和上面那位男子顯然不同，她不打擾任何人，只是默默地流眼淚，我們不知道她的人生經歷過什么，只能在當時那個場景上給與默默的幫助，也真的不好多問、多說什么。

其實每年春天我都會寫一篇類似的話題，因為春季是精神疾病高發期，然后這就牽扯到另一個問題：

精神類疾病旅客能不能自己坐飛機？

很多人都覺得為了病人自己和其他所有人的健康安全，不應當讓精神疾病旅客單獨乘坐飛機。

從專業角度說，飛機起降的重力變化，溫度變化，氣壓變化等，以及受機上密閉空間、其他旅客影響等，都可能誘發某些精神類疾病突然發作。

可是據世衛組織2020年的數據，全球共有約3.5億名抑郁癥患者，精神分裂癥影響著超過2000萬人。而我國抑郁癥患病率高達2.1%，焦慮障礙患病率達4.98%。這是一個令我們極為震驚的數字。

在近些年全球民航不安全事件中，一些突發的劫機、沖擊駕駛艙、威脅炸飛機、擅自打開應急艙門、打架鬧事、自殘自殺，以及許多嚴重擾亂客艙秩序行為，相當高的比例是由于行為人精神疾病突然發作，這也成為了如今民航空防安全管控的一個痛點難點。

民航系統能做到的，就是機上控制、機下處理，把隱患盡量留在地面，事要是鬧大了就不得不返航或備降。

那么對于民航系統來說，究竟可不可以對這類人員實施拒載？

理論上來說是可以的。

《中國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國內運輸規則》第34條規定：“傳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況可能危及自身或影響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運人不予承運。根據國家有關規定不能乘機的旅客，承運人有權拒絕其乘機，已購客票按自愿退票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用航空安全保衛條例》賦予了機長權利，即機長可以根據綜合因素，包括現場因素，來判斷旅客上了飛機以后，有沒有可能對航空安全構成威脅，或者影響其他旅客的安全。

需要說明的是，航司拒載一名旅客，一定出于是對包括被拒載旅客在內所有旅客的安全負責。

但另一個問題是，當旅客在沒發病期間并沒有異常行為，機組無法判斷他們的健康狀況，也就沒法直接宣布拒絕承運。

同時，對于如何處置精神疾病旅客導致的擾亂事件及非法干擾事件，不少航司的應急處置預案還不夠完善。

機組人員出面處置的時候往往心態復雜，一邊是出于對患者病情的同情不忍心對其下重手一招制服，一邊是維護航班空防安全的使命感催促著自己做好處置，避免事態擴大。

所以，對于這次事件，我們不能只談“疾病”，也得談“邊界”。

一個人在客艙內脫光衣服奔跑、喧嘩、攻擊機組人員，這不是單純的“病發”，這是對公共安全的實質威脅。無論他出于何種狀態、動機如何，攻擊行為就必須被清晰處置，這是航班運行的底線。

我們可以理解精神疾病患者，但理解不是縱容；我們可以同情他們的遭遇，但我們沒權利讓其他所有的旅客陪他“共情”；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但也要尊重整個客艙的秩序。

但真正的問題是：航空公司和整個民航系統，有沒有能力、有沒有權利、有沒有機制，在旅客發病之前，就識別并阻止風險上機？

有多少旅客是“看起來沒事”，但實際已經臨界？有多少人是“上飛機前不發作”，但起飛后突然崩盤？

我們不該等“裸奔”、“攻擊”、“沖擊駕駛艙”成為一個又一個的熱搜，才想起該查一查“這人能不能飛”。

理解有限度，善意有邊界。可飛行，不靠僥幸，要靠制度、靠底線、靠清醒。

所以這并不是一篇關于“裸奔”的文章，
這是一次對整個系統清醒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