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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大衛·巴爾的摩走過光輝的一生,圖片來自oncodaily.com
程臨釗(中科大講席教授)|撰文
昨天上午(注:9月8日)在參加三位國外資深教授報告會上,看到朋友轉發的David Baltimore去世的消息。之后一直忙,包括出席款待三位非華裔教授的晚餐。我有沖動,想記錄一下我有幸與Baltimore的幾次直接或近距離接觸,包括差一點去他的實驗室做博士后(1990年)。
1989年底,我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HU)與博士導師Tom Kelly的一篇文章在Cell發表(我的首秀;只有兩位作者)。這樣的成果,在4年級的博士生中少見(尤其是外國學生),我也獲得去世界頂尖實驗室做博士后的資格。我的博士論文和Cell論文是關于人類細胞內DNA 復制的調控和生化機理。
我有興趣做博士后時擴充或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系里一位助理教授Steve Desiderio,建議我做DNA重組(DNA Recombination),比如V(D)J重組問題。Steve 也是Kelly 實驗室的博士生(JHU 傲嬌的MD/PhD),之后到David Baltimore所在的MIT/Whitehead Institute實驗室做博后時,開始做V(D)J重組和B 細胞發育方面的研究。Steve強烈推薦我選David Baltimore做導師,從事V(D)J重組研究。當時Steve對我說,“要想在科研上取得成功,那就必須在對的時間,和對的人一起做對的事”( to be successful,you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 at right time, with right people)。
有關對的時間。1989年,Baltimore 實驗室兩名研究生David Schatz和Margie Oettinger,用分子遺傳學的方法克隆了RAG1和RAG2,文章發表在Cell (我的Cell文章一月之后)。這個里程碑式的工作開創了許多新的機遇,包括in vitro(在試管里)建立VDJ重組模式,以發現鑒定各種此過程需要的蛋白。
我決定選此方面開展我的博后研究。1990年初,我給David Baltimore寫了一封長信,闡述了我的想法和研究計劃。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秘書打到實驗室的電話,邀請我去MIT/Whiltehead面試。我自費去了Boston,見到了Margie和幾位博士后,也與David Baltimore談了一個多小時。一周后,我收到他的信表示接受,他說1991年起實驗室有空位(當時他實驗室有20-30個學生和博后),但應該立即開始申請fellowship。我非常開心,記得當時我與室友開玩笑,稱將離開Baltimore(城市),到Baltimore(實驗室)去。
但數周之后,他的私人秘書與我聯系,讓我安排與他直接通話。David 直接了當地告訴我,他將于7月1日上任他母校Rockefeller大學校長。雖然破天荒地允許他繼續有一個實驗室,但人員不得超過10人。他將聚焦在NF-kB 和HIV 方面的病毒和免疫研究,不再繼續VDJ重組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應該找其他實驗室。就這樣,我錯過成為他直接弟子的機遇。
在NIH做博士后的3年中,我無意中進入干細胞研究領域。1994年,我也陰錯陽差地進了Irv Weissman、David Baltimore、Lee Hood和Mike McCure等(均為免疫學家)創辦的公司Systemix,它是世界首家干細胞公司。作為公司科學顧問委員會成員,David Baltimore 每年到公司來2-3次,聽取科學家們匯報,支持公司長線投資R&D。記得會上他經常閉著眼晴,不知道他是否在小睡。但經常他突然睜開眼睛,提出犀利的問題。我是領教了他的sharp(敏銳)。但與公司管理層的互動中(主要是投資人和管理者),他的談吐也非常出色,頗具智慧和人格魅力。
之后再見到他,已是2016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生命科學家大會。David Baltimore 與饒子和、陳竺作為共同主席,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生物學家大會。我和David 的博士后松陽洲(中山大學教授)組織和舉辦基因編輯的分論壇,講者均為此新興熱門領域的佼佼者(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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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世界生命科學家大會,圖片來自周學迅
事實上,David Baltimore 的另一過人之處,是他實驗室走出了眾多的杰出科學家。我認識他的華人弟子中,除松陽洲外還有任瑞寶、程根宏、徐洋、羅文革、楊莉莉(現UCLA教授)等。我也有幸與他的兩位MD/PhD學生:George Daley(現任HMS 院長)和Matt Proteus (Stanford知名教授),共同發表過有影響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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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Baltimore和他的太太Alice Huang教授,圖片來自程臨釗
最后一次見到 David Baltimore (和他的太太 Alice Huang 教授, JHU 博士)是 2018 年 11 月在巴爾的摩市(圖 3 )。他們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參加前博士后 Steve Desiderio 的退休儀式和學術交流會,可見他們對弟子的關懷不遺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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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巴爾的摩實驗室學術家譜圖
此事也呈現了David Baltimore 為什么是現代生命科學領域最成功的導師。2018年,有人總結了他的弟子圖(圖4)。
David Baltimore 的遠見卓識和領導才能,也是在美國和全世界科學界廣為傳頌。除了創立和領導頂尖的Whitehead Institute (開創了附屬著名大學的獨立研究所的先河),他做了兩所知名大學的校長(Rockefeller和Caltech),還擔任過AAAS的主席, 在多個科學家發起的重要組織中發揮了關鍵和有歷史影響的作用。
最后,套用林語堂對全能的蘇東坡的評價“the gay genius”(快樂的天才), 我稱David Baltimore為“a pluripotent genius”(全能型的天才).
這兩天,我罕見地寫下許多文字,緬懷這位多能的頂尖科學家、諾獎得主,他是一位有原則的學者、偉大的導師、富有遠見的智者,同時也是一位杰出的領導者和實踐者(a principled scholar, a great mentor, a great visionary, and a great leader & practitioner)。
愿David Baltimore RIP!
作者簡介
程臨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生命科學與醫學部首任部長,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終身教授。1985年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91年獲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分子生物與遺傳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后先后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兩家干細胞生物科技公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從事科研工作,曾任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授、血液科副主任及Lucas Lynn講席教授。
主題: 氧化性左旋核酸與阿爾茲海默病;嘉賓:許代超( 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生物與化學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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