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人”戶晨風，末人們的東亞殤學

文 | 7200

當戶晨風在直播間脫口而出“安卓電腦”的那刻，可能他并沒有想到那套內核陳舊的逆向民族主義言論會被熱梗包裝而翻紅，也不會想到破圈之后等待他的封禁。

在比較有傳播力的直播切片中，戶晨風油膩的辯論技巧頗具故人之姿，有查理?柯克的急促打斷與質詢，問連麥對象是什么學歷，用什么手機；有川普的無限宣告勝利，給連麥對象的一切冠上“安卓”，以此標榜自己作為“蘋果”的成功優越。

他摸準的這套流量密碼順應著某種世界潮流，他也正是這種潮流在中文網絡輿論里涌現出的新物種。盡管言論觀點與從前的啟蒙公知大致立場傾向相似，但他并不是什么網紅醫生、律師或者經濟學者，他無需訴諸社會地位的光環或者任何專業知識的儲備，只用復讀“電車就買特斯拉，超市就逛山姆”這樣的消費選擇便可得到支持與認同。

當消費方式的傾向和政治立場聯通，這便出現吉登斯所說的 “生活政治”。面對幾乎覆蓋一切的消費主義，面對超復雜的社會，人們格外需要降低環境復雜程度的意義系統。歷史的敘述是這種意義系統的重要支撐，無論傳統的歷史神學、天命觀，抑或現代的進步史觀。

但是如今的青年人卻很難辨認出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經濟專家恫嚇我們的經濟下行周期漫長，科技巨頭恫嚇我們的工作將被AI取代，我們看不清復雜的社會如何運作，我們難以把自己的生活經驗組織出條理，從而給自己給他人提供一個穩定的生活意義。生活的意義在不斷退而求其次的過程中，縮小到只能靠消費選項織羅出各式各樣的“生活美學”。

這種宏觀社會土壤也使得從前中文網絡輿論里的各種逆向民族主義觀點發生了變異，安卓低賤，蘋果高貴，無非是“大河文明”低賤，“海洋文明”高貴的河殤論在消費主義的翻版。套用當今流行的“日耳蠻贏學”理論來說，河殤論是達利特領班們的理論投名狀，戶晨風則向大眾提供了一個庸俗的簡化版本，他的深層心理狀態與思想資源在中文網絡有一個更精致的版本，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東亞殤學” 。

近年互聯網討論涉及性別、人口等問題時，將日韓作為參照并用“東亞”一詞打包，其主要集中在兩類討論情景中。

一類是偏鍵政的討論主要集中在B站和微博，這種討論把日韓當成東亞的“版本前瞻”，將當前中國社會的經濟問題與性別問題視作日韓社會曾經的路，提及經濟前景便是“失去的二十年”，提及青年未來便是“失落一代”。

最近又有博主在討論社保問題時又搬出了韓國的例子，說韓國為了社保而抬人口出生率，先走了泛化提升婦女權益，抬女性結婚意愿的“彎路”，結果人口問題沒有解決，卻男女對立加劇，才轉頭抬男性結婚意愿。甚至直接暴論說這種“彎路”不撞南墻不會有共識的，所以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規避彎路而是“加速過峰”。

另一類偏文化精英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小紅書和小宇宙，這種討論以設想中的西方生活方式作參照，動輒“東亞XX”、“東亞原罪”。強調西方社會環境給個體更多的機會探索與休息享樂的空間，批判中日韓相似的儒家文化與優績主義。

這類討論通常用近年好萊塢輸出的“亞裔”電影或日韓文學（如《瞬息全宇宙》與《素食者》）為話題引發共鳴，博主們通過講述出國留學工作在西方感受到的文化差異，達成對國內生活環境對個人束縛的批判。“東亞創傷”、“東亞焦慮”是這類討論的關鍵詞，泛濫之甚到了有段子笑稱弗洛伊德逛一圈小紅書都會覺得自己是“東亞小孩”。

這兩類討論作為反思社會問題的新視角是富有潛力的，尤其是針對人口問題日韓的前車之鑒是需要被參考的，但其也存在存在著被極端化為“東亞殤學”的問題。無論是日韓“版本前瞻”還是“東亞創傷”都在塑造著一種身份想象與認同。

前者類似拉康“鏡像”理論闡述的認同機制，把日韓視作一面鏡子來想象中國社會的未來，只是這里不再是兒童個體用“假我”替代“真我”并進一步生成主體的認知過程，而是青年群體對未來整體圖景的想象。馬克費舍說“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資本主義的毀滅更容易”，在這被地域化的翻版為“想象走入日韓資本主義陷阱的未來比想象中國社會主義未來更容易”,這顯然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情緒的變體。

后者則契合德里達所揭示的東方主義邏輯，在“自我他者化”這件事上日本確實先行一步，巖淵功一在《共犯的異國情調——日本和他的他者（Complicit Exoticism）》中論述了日本通過迎合西方對其異國情調的刻板印象，用“自我他者化”姿態的獲利。

與此同時這種刻板印象也出口轉內銷，日本也成為“自我他者化”最熱情的消費者。過度依賴西方的凝視，導致了對日本內生多樣文化的消解，反而鞏固了西方中心主義和現代化只有西方一種可能性的迷信。

更悖論的是這兩種討論的雖然帶來了批判情緒的宣泄，但這種批判情緒的滿足卻很難提升個體的行動能力，反而加劇的是一種“受害者心態”與對現實的無能為力之感。

諸多對于當前互聯網文化現象的研究與討論，以及戶圣章圣各種圣之流的融極左極右為一體的橫跳表演已經反復說明，種種激進表演與其說是左或者右的回潮，不如說是福山所說的“怨恨政治”。

這種怨憤的本質，一方面是反對資本壓榨的合理訴求，另一方面更是已經被消費主義熏陶的心靈，因為得不到消費主義滿足而產生的挫敗感。其觀念并不指向階級敘事或者生產方式敘事，而是指向類似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敘事。

福山論述怨恨政治的起點是一種對現代人精神癥候的診斷，他引用尼采“末人”的概念，“末人”只在乎私人的享受、精神空虛、渴望優越感又無法滿足。以往的討論中，反抗，尤其是“弱者的反抗”，有著天然正當性。這種邏輯預設著簡單的正邪二元對立，白左的極端“進步主義”常常通過這種二元對立來理解社會議題，仿佛自己的任何行為都可以被宣稱為對邪惡“老大哥”的反抗。

但“末人”這個概念強調并不是所有反抗都是崇高的。“末人”用受害者的身份作為一種道德武器來反抗，這種策略的缺陷也顯而易見，一方面這種怨恨并往往并不指向摧毀的不公，而是指向獲得承認，進而滿足優越感；另一方面這種怨恨也意味著需要不斷重復自己是受害者，強化創傷的無可挽回性，才能保持住道德優勢，陷于自憐自哀消解行動與創造能力。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世界發展格局的現實面前是被撞得粉碎了，但在“末人”的想象中，“歷史終結論”作為一種宏大敘事依然成立。一邊聲稱拒絕宏大敘事，一邊討論社會問題動輒把日韓宏大敘事往中國上套，討論個人處境動輒稱西方生活能治愈“東亞創傷”。

根本上，這些人的頭腦中預設了世界只會有一種相似的未來，即只有一種在西方凝視下的日韓現代化方式，“超市只逛山姆”則是戶晨風在這種預設下補足的生活細節。在這個前提下，自然最經濟理性的行動便是抄“先進經驗”的答案。但我們要問，這種預設方式真的沒有問題嗎？

從歷史來看，自冷戰后美國就將日韓打造成依附式現代化在東亞的樣版，日韓如今的社會問題從宏觀看基本繞不開對美國的軍事與經濟依附。這種依附現代化模式的成功案例通常具有的特征都是國土面積較小，資源受限的特征。

但對于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來說，依附現代化的方案終究會造成沿海東部與內地西部、城市與農村的激劇分化，這種內部差異帶來的矛盾與沖突必然會限制進一步現代化發展，今天中國顯然在發展性質上與日韓有本質的不同。相似的追問有很多如：中國有條件走向英美的去工業化道路嗎？中國內部的共同認同程度已經撕裂到美國那種身份政治無法收場而捧出特朗普，查理柯克在公開辯論時被人爆頭的程度了嗎？

在嚴肅回應這些問題之前，直接看“版本前瞻”、“抄答案”的心態可能或許只提供了一種情緒宣泄，而這種情緒宣泄中的“怨恨政治”成份需要更多的反思與指認，因為其正是如今美國身份政治的原型。所以不能倒果為因，為了抄答案而加速社會問題，自我預言式的把基本社會認同加速分裂的問題真的一并抄來。

這警醒著我們，是否能給出些“新人”的生活方式與意義，抵住滑向“末人”式的“受害者”心態，滑向向失敗主義的“宿命論”投降。這一定需要時間，在這個過程中也注定還是會涌現出各種各樣的戶晨風，需要我們有反思意識，需要進行“文化甄別”，需要我們時刻保持警惕與警醒。

（本文討論“東亞創傷”主要參考：趙月枝, 陳斯達, 2025. 中文播客中“東亞焦慮”話語的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研究[J]. 青年記者(8): 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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