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的成都,寒風刺骨,街道上彌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息、
當時,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解放軍勢如破竹,節節勝利,重慶剛剛解放,蔣介石的殘余勢力倉皇逃竄到成都,妄圖在這座西南重鎮做最后的掙扎。
國民黨保密局頭子毛人鳳,在東門街一處隱秘的公館里,毛人鳳召集了軍統蓉站的幾名核心人物:徐遠舉、呂世鯤、楊超群、何龍慶,還有周迅予。
徐中齊站在一旁,恭敬地遞上名單,臉上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緊張,他知道,這份名單上的每個人,都是國民黨眼中的“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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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一個都不能留!”毛人鳳桌指著名單上的36個名字,聲音低沉而冷酷。他拿起筆在名單上寫下“一律槍決”四個字,隨后將名單推給了徐中齊,示意他送往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接到名單后,幾乎沒有猶豫,在毛人鳳的簽名旁添上了“如擬”二字,等于為這份名單蓋上了死亡的印章。
在這場秘密會議的背后,成都將軍衙門看守所內的政治犯們,還不知道死神已經悄然逼近。
他們中有中共黨員、民盟盟員、民革成員,還有進步學生和愛國人士,每一個人都在為新中國的到來而奮斗,卻被困在這冰冷的牢房中。
這些名字,承載著無數的理想與熱血,卻即將在這寒冷的冬夜,被無情的屠刀斬斷。
不過,毛人鳳并沒有想到,在他親自簽署槍決的名單中,有一個人幸免于難。
01
作為成都十二橋慘案的幸存者,朱君友后半生都活在對戰友的回憶里。
后來他在日記中曾這樣寫道:
“川大同學余天覺的歌聲嘹亮高亢!每天傍晚放風后,他就用歌聲來排遣胸中的郁悶,以革命的大無畏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
“楊伯愷是雙重關系,既有共產黨的關系,又有民盟的關系。由于民盟派我的工作的原因,有很多時候都同他在一起。被捕前,我與他都同住雙柵子一條街。關在將軍衙門后,我在一個牢房,他在另一個牢房,不能交談。每天在院壩里放風,只有幾分鐘時間,又不準說話。我和楊伯愷只能以目示意。”
“王伯高說起來算是我的一個親戚,他的繼母是我母親的妹妹。他比我的年齡大,而且是邛崍涌得起水的人;被捕前住在國民黨旅長鄧和家。在一個深夜,特務到鄧和家將他抓起來了。我相信鄧和不會出賣他,但特務的力量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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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朱君友
1917年,朱君友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大地主家庭,他們家在成都有“朱財神”、“朱半城”之稱。
朱君友的父親朱茂先是一位樂善好施、善培植菊花的開明士紳。家族以煤炭商業起家,富甲一方卻欲以詩書傳家。
當時朱家子弟擅書畫,蜀中美術界有畫壇“朱氏七姊妹”,一時傳為佳話。其中著名女畫家,成都畫院首任院長朱佩君就是朱君友的堂妹。
得益于生活在這樣的家庭,朱君友幼年時便接受過良好的教育。
不過,在當時社會環境下,年幼的朱君友也同樣關心國家的命運,加上他本就富有正義感,因而在很早的時候,就接觸了革命思想。
1938年,還在上中學的朱君友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成都大眾抗敵宣傳團。
不久之后,因為出色的組織能力,朱君友成為該組織的領導。
1946年,經張瀾秘書范樸齋介紹,在成都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編入民盟成都市第27區分部,為區分部負責人之一,并分管市民盟財務工作,為民盟籌集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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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川大學館藏朱君友畢業證書存根
1947年,朱君友從川大法律系畢業后,便正式投身革命:
“1947年,我哥朱君昌同張復初合辦建筑社,我利用之進行革命活動。很多地下黨在該樓上開過會,或將該社作為臨時聯絡點。當時資助地下黨的資金很大一部分是從這里取出來的,由此引起家里人的懷疑。父親認為我的種種行為大逆不道,對我采取嚴管,經濟上卡我,限制行動……1949年,范樸齋去香港,我支助他黃金五兩和我的訂婚戒指兩只。”
也是在這一年,朱君友同女友楊匯川結婚。
根據資料記載,楊匯川是四川辛亥革命時期著名民主人士楊維的女兒,她13歲離家出走,參加共青團,就讀上海大夏大學,后轉入國立四川大學。
朱君友參加革命活動,與楊匯川的影響分不開,多年之后他回憶起參加革命的經歷,還忍不住感慨:
“我參加革命都是受了她的啟發教育。”
楊匯川與中共地下黨的關系非常深,與之關系密切的地下黨負責人有熊夢碧,還有與張友漁關系很深的吳寄寒。
從1946年到1949年,朱君友一直負責民盟的財務工作,當時正值國共內戰時期,許多民主人士都受到了國民黨當局迫害,朱君友曾為掩護他們做過許多工作,并為他們提供經費。
隨著三大戰役結束,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渡過長江,國民黨當局已經日暮窮途。當時的成都已經是一片白色恐怖中,朱君友雖然一直小心翼翼的工作,但還是不可避免的暴露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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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朱君友在路過玉帶橋時,不幸遭遇了國民黨當局盤查,其隨身攜帶的部分革命書刊以及傳單資料不慎被敵人查獲。
朱君友隨即被投入到玉帶橋稽查處看守所。
朱君友被捕之后,隨即遭到酷刑,但他始終堅貞不屈,這令審訊他的敵人也驚詫萬分,畢竟朱君友出身地主家的少爺,平素身嬌肉貴,似乎不太可能擁有這樣的硬骨頭。
不久之后,朱君友被轉到將軍衙門特委會監獄。
根據朱君友的回憶,他在被捕入獄后,曾受到獄友們的關懷,后來他在日記中,曾用了很大的篇幅記載了當時獄友們的情況。
02
朱君友視死如歸,在當時已經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不過,就連朱君友也想不到,他的父親正在拼了命的營救他出獄。
說來也是一件極幸運的事兒,朱君友岳父楊維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前輩,楊家上世紀四十年代在成都軍政界有著相當的影響力,朱君友的父親朱茂先當時就是借助這樣一種關系,才打通了兒子的生路。
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頭子徐中齊當年就是受楊維提拔,而更重要的是,當時楊維的兒子、朱君友的大舅子、時任國民黨四川省行轅上校、高級秘書楊夷甫也已親自出面,這份面子不能不給。
在各方積極斡旋下,徐中齊同意用十根金條,保釋朱君友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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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6日深夜,朱君友被兩名特務叫出牢房。
當時,朱君友還以為特務拉自己出去,是要把自己處決,就把所有的行裝送給了民革的徐孟生。
當時,朱君友經過楊伯愷和王伯高牢房時,回過頭來依依不舍地朝他們看了一眼。楊伯愷、王伯高心有靈犀的也隔著鐵欄桿向朱君友點頭示意,鼓勵他要走好,勝利最后是屬于我們的。
一直到晚年,朱君友都對此一幕記憶深刻。
走出監獄后,朱君友迎面就看到了楊夷甫和楊的表弟、徐中齊的弟弟徐季達,他這時才知道,特務把他押出來不是要殺他,而是要放他。
被營救出獄的朱君友在親人的掩護下,躲到了成都中和場鄉下。
朱君友并不知道,就在他離開的第二天晚上,他在獄中的那些獄友們全部罹難,如果朱君友晚出獄一天,他可能也逃脫不了犧牲的命運。
1949年后半年,國民黨當局在西南敗退之際,就制定了要把關在獄中的民主人士以及地下黨集中殺害,屠殺從9月就已經開始,這其中就包括震驚中外的重慶11.27大屠殺,總計遇難人數在300人以上。
很遺憾,這些事情都發生在重慶解放前夕。
成都十二橋慘案,其實包括兩次大屠殺,同樣也是發生在成都解放前夕,距離成都解放僅有20天。
1949年12月3日,毛人鳳抵達成都后,親自主持保密局駐蓉站開會,并擬定了要屠殺人員的名單,當時朱君友的名字就在名單上。
第二天,即12月4日深夜,成都警備區軍統大特務周迅予指令汪道生,派特務中隊長王建謀率領10余名武裝特務,將關押在稽查處看守所的川西解放組成員劉仲宣、云龍、彭代悌3人蒙眼塞嘴捆上汽車,偷偷運至王建墓墓道內秘密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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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在成都解放前夕,特務們集中將堆放在將軍衙門特委會院子里的材料全部焚毀。
當天深夜,稽查處中隊長唐體堯率武裝特務16人到將軍衙門看守所,將被關押的32名革命志士用麻繩捆綁,棉團塞嘴,黑布蒙眼,強行扔上刑車,刑車開支外西十二橋。
當時,距橋西南二百多米的亂墳壩里,還殘留著一段抗日時期的防空壕,特務們把32名革命志士集中在這里后,隨即展開血腥屠殺。
特務們用刺刀、手槍,一個接一個地把志士們殘殺在防空壕內,并草草掩埋。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后,成都市軍管會開始集中力量,搜尋烈士遺骸,并將烈士遺骸集中安葬于成都十二橋。
03
朱君友是成都解放后,才知道獄友們都已經被害。
一直到晚年,朱君友都對此事念念不忘,他曾跟兒子們說:
“這些事情是忘記不了的,這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回憶。見過楊伯愷慈祥和藹的眼光和微帶笑容的面孔,我就感到自己的斗爭是得到黨和同志們的支持的。過去令人難忘的事情回憶起,覺得自己雖然能夠活命,但那么多人都犧牲了,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作為一名幸存者,永遠懷念地下黨領導人杜可同志,地下黨員吳惠安同志,地下黨員、民盟中央委員楊伯愷同志,還有其他的死難烈士們。他們已永遠長眠在‘十二橋烈士陵園’。我和他們相比,雖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不過,因為在解放前有過這一段經歷,朱君友后來在那段特殊時期,也遭了無妄之災,畢竟同監的幾十個戰友都被敵人殺害了,只有他一個人逃出來。
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朱君友才獲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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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共成都市委組織部“十二橋烈士”調查組成員王廷全對朱君友說:
“老朱同志,通過查閱敵偽檔案里的記載,知道你在獄中的表現是好的!”
1986年3月25日,民盟成都市委宣布恢復朱君友的盟籍。
1987年10月24日,中共成都市東城區環衛處總支委認定了他的革命經歷,為他恢復干部職務,并取得離休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制造成都十二橋慘案的兇手,部分在建國后被捕。
1950年7月3日下午,當年負責行刑的隊長唐體堯在成都落網。
根據資料記載,當年成都解放后,唐體堯就追隨特務頭子周迅宇,充當“川康反共第三游擊縱隊”的特務大隊長。所部被擊潰以后,唐體堯潛伏下來,并在城北石馬巷口“天香茶社”附近新開了一家肉店。
不過,唐體堯在經營這所肉鋪期間,對店鋪是否盈利并不關心,反而成天坐在隔壁的茶鋪內,慫恿同座茶客說三道四,當時有人注意到他在談及成都十二橋烈士時,臉色大變,因而懷疑他是潛伏特務,最終被舉報落網。
三個月后,成都市公安局又接到舉報,聲稱在川北綿竹新市鎮一戶農家來了一個新的長工,此人自稱是貧農,但卻一身細皮嫩肉,不像是個干苦力活的。
成都市公安局偵察科迅速派出兩名偵查員趕赴當地進行調查,將此人抓捕歸案,經過審訊后得知,此人是成都十二橋烈士慘案的兇手之一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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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抓捕龔速度的除了時任偵察科科長的王禾外,另外一名偵察員王澤豐,是十二橋就義的老共產黨員王干青之子。
這也驗證了那句有名的古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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