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北方朔風
最近有兩起學術界人事調動新聞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一是工程院院士王辰被免去了工程院副院長職務,加上上個月王辰不再擔任協和醫學院院長,不尋常的職務調動讓大家產生了一些聯想,之前協和“4+4”事件導致的風波是否還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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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雖然網友的猜想沒有直接的證據,但是王辰的兩個職務都不是簡單的任期已滿離任。考慮到王辰在協和“4+4”項目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關鍵,輿論的猜想屬于合理推測,未來進一步的官方消息可能會證實這一點。
不過在最近,互聯網輿論討論最多的大學并不是協和,而是武漢大學。畢竟協和“4+4”事件雖然惡劣,但說到底也就是單一的大事。而經過深扒之后,網友每隔一段時間都能發現武漢大學的新花樣,從什么旭日旗座位,再到什么用腦癱兒童代替動物實驗,可以說是非常熱鬧了。
所以在這個全國輿論目光聚焦武大的時刻,武大黨委書記的人事變動無疑是重磅新聞,網絡上對之前對武大校長“還要等上極安排”言論背后動機的猜測看起來得到了部分間接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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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大學制度有所了解的朋友其實不難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國的大學獨立王國的屬性是非常強的,外部行政力量想要處理,往往需要一個抓手,否則是相當難以處理的。比如“4+4”事件和楊某媛事件都可以被視為一個抓手,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事件的后續處理還遠沒有結束;但是如果大學方面不配合,把問題以內部問題,學術問題的方式進行掩蓋,那么行政力量很多時候也是不好下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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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上一些討論中,把武漢大學的爭議問題歸結于之前該校某些領導的個人風格。筆者對這種解釋不置可否,畢竟一個大學那么多人,實際情況是很復雜的。但是從很多相關梳理中也能看出,所謂老領導的長期影響最起碼是部分存在的。幾十年前的老領導,能影響學校的風格到今天,這不得不說也是一種奇觀了。
從這種角度來說,中國大學的獨立性真是十分強大。但坦白來說,這種模式,真的是什么學術精神的體現嗎?當然,人事調動確實有助于改善這種奇怪的風氣,但是一個外來的領導,在不撕破臉皮的情況下,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改變一個學校的風氣與氛圍呢?學校里會不會有很多人抵制這種調整呢?這不是一個很好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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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某些公知的說法不同,我國的大學在學術獨立方面的程度是極高的,很多背離主流甚至是基本邏輯道德的發言,都可以在我國以學術獨立的幌子遮掩過去。這在如今的歐美是很難想象的,畢竟最近的十幾年,美國的大學先是經歷了一遍政治正確的篩選,然后特朗普又要威脅切斷經費,因為類似事件丟掉位子的專家教授可不在少數。最近甚至還有查理柯克死后,美國要求人人過關的名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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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強調西方的學術自由是多么值得模仿,是非常搞笑的。在全球范圍學術機構的公信力下降,同時科研經費遭受沖擊的今天(砍科研經費的國家,并不只有特朗普的美國),再重復這樣的宣傳,只會進一步響社會對學術界的信任程度。這樣的道理,很多業內人士反而想不明白。
當然,學術自由是很重要的,但是正因為它很重要,我們需要弄清楚這個概念本身,而不是簡單的復讀。西方的頂級大學,私立大學占了比較大的一部分。這種情況下,學校自然是對校董會負責的,也就是脫去高尚的面貌,私立大學說到底不過是某種私產,對產權所有者負責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罷了。
這樣的說法可能會導致有些人不適,但是事實卻是如此。在去年美國大學學生針對以色列暴行的抗議活動之中,各個大學的董事會出重拳的速度比美國官方都快,原因是為什么,還不是因為這些董事會與猶太資本的關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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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董事會對學生出重拳毫無疑問是卑鄙無恥的,但是卻很符合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無非是喜歡同時強調私有產權萬歲與學術自由的專家會感到一些尷尬。當然,就算是私立大學,今日的科研也離不開政府撥款,特朗普威脅暫停常春藤大學們的經費,各個私立大學就不得不對特朗普進行妥協了,真可謂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
面對這樣的指責,大概有些知識分子會說,這些都是金錢方面的,和學術精神無關,談錢太過庸俗了。但這樣的想法說到底太過天真了,今日的大學機構如果想要運行下去,不考慮錢是萬萬不能的。這不是什么庸俗,而是現實主義,不管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沒法存在于理想真空之中。所謂的學術自由和獨立,在復雜的現代社會中只能是相對的,有界限的,如果誰不承認這個道理,也可以不拿錢搞一搞學術試試。
社會中的理念都是人類在生產生活中總結出來的,所以在對應的環境之下,總結出來的理念有其道理。但當有很多人質疑這個理念的時候,這也是因為社會環境出現了改變,指責質疑的人離經叛道是沒有用的,應該思考的是在新的環境下,舊觀念應該如何應對。
學術自由的理念形成也不外乎如此。隨著現代科學的出現,科研工作的復雜程度快速提高,對于外行人士來說,貿然干預的效果并不好,同時社會又需要科學技術作為發展的基礎,所以一定程度形成了學術獨立的共識;此外,大學機構提供的訓練長久以來是高質量工作的代表,這也提高了社會對于大學機構的尊重程度;最后,從歷史的角度來講,西方的大學在文藝復興以及更早的時間,形式與領主的莊園十分類似,這種情況下大學確實有一定的獨立性,而這也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延續至今。
但是在如今,這幾點基礎都被動搖了:雖然社會還需要科學發展,但是經濟上的減速使得人們更難相信科學解決一切問題的承諾,在社會廣泛撕裂的當下,自然也不太可能形成全社會范圍肯定科學的共識,大學等學術機構也不再是唯一提供學術再生產的地方。
同樣,因為經濟問題,大學生就業的困難如今也成了全球性問題,大學生的水平也被企業所質疑,這種情況下社會對大學機構的尊重自然會快速消減;中世紀的莊園有獨立性是因為這些莊園能實現基礎物資的自給自足,但是如今的大學,必然要依賴各種撥款,政策還有社會關系乃至于國際交流,并且隨著當代科學復雜度的提升,依賴度也提高到了夸張的程度,曾經的文化傳統,在如今也不可能再被尊重了。
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強調學術機構的獨立性,固然有其道理,但是過去幾十年的那種“學術自由”的大環境,不過是又一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黃金時代”的泡沫。在發展快速,矛盾被遮掩的時間段,一切看起來都是那么亮閃閃的,但是千萬不要把這種幻景當做永遠。
如今的事實已經很明顯,舊的全球化正在崩潰,各行各業都應該尋找新時代自身的定位,只不過現在看來,高智商人才最密集的學術界,可能是轉型最慢的幾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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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到我國,情況則更加復雜一些。我國的大學制度和西方國家不太一樣,沒有那么多私立大學,同時也沒有西方大學的中世紀傳統,主要靠著是國家與地方的撥款,對中國的情況來說,過度強調學術自由,很有只要求權利卻不承擔義務的味道。
拿西方的“學術自由”在中國說事,無非是托外國人言志那一套,曾經這套也帶來了一些積極的成果。但是當依仗洋標準成為路徑依賴,在如今中外形勢急速變化的情況下,這套老話術只會招來輿論的厭惡。如今的中國人不介意吸收外國先進經驗,但是對主體性有著極高的需求,總是拿海外的東西來好為人師,不是解決問題,甚至談不上掩蓋矛盾,完全是火上澆油,最近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證明了這一點。
遺憾的是,象牙塔里邊的知識分子,能認識到這一點的并不多。他們享受著中國對知識分子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尊重,卻沒有意識到這并非理所應當。
當然還有一點,大概是老一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輩子難以釋懷的事情,那就是文革。他們那么多用外國托物言志,實際上想說的是“那十年太壞了”。每個人對一件巨大的復雜社會事件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到了西方左右政治立場激情對沖的今天,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簡單的事實,一場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不可能靠少數人的意志來啟動,背后真實發生的是社會內在矛盾的爆發。
在舊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分崩離析,啟蒙時代至今的許多思想共識被動搖的今天,只重復幾句洋人的話是根本不可能阻止某些矛盾的爆發的。面對這樣的情況,知識分子應該做的是引導爆發的力量到正確的地方去。
我國的社會制度對科學機構的尊重程度是很高的,但是我們同樣面對西方當下面臨的不少問題,這種對科學無條件的尊重,不可能是永續的,如果大學中的學者還是認識不到這個問題,只會抱怨什么民粹,未來情況只會更糟糕。
從政策上,未來我國的行政力量可能會對大學系統有更多的監督與管理,這更符合當下的現實需求,但是這方面的改革想要落地,可不是單純改幾條規定那么簡單,需要的是知識界自身的改變。
當下我國對學術系統的處理,可以說是很體面的,很多時候不是旁敲側擊就是人事調整,但如果知識分子不尊重這種體面,那未來確實有可能會有些不體面的東西出現,這對誰都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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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的看法是一貫的,當下各個學科的研究體系是依賴于目前這套世界體系的,當現有世界體系開始動搖,研究體系就如同畫著精美圖案的墻紙一樣,會比房屋本身先一步朽壞。但是人類社會的研究體系發展到今天殊為不易,如果有機會,我們不應該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塊倒掉,從這個角度來說,學術界應該有一些獨立性,但當下中國學術界某些人宣稱的學術獨立,還是趁早扔掉比較好。
但筆者很擔心我國的學術界能否勝任這項偉大的任務。之前我們討論到,面對這些熱點事件,學術機構應該積極回應,但是最根本的問題,是需要解決時代的問題——想要不讓孩子與洗澡水一塊潑掉,就需要建立全新的知識系統。而這項工作,顯然不可能靠只會復制西方話術,學術語言再生產能力還不如大語言模型的知識分子來完成。
現在的事實是,在新自由主義邏輯走到末期,一切都是可以降本增效的,科學研究也逃不掉,不需要特朗普式的民粹主義,日本就已經大規模降低了對研究室的支持,歐洲那些深陷財政困境的國家,相信也并不在意什么降本增效的副作用,反正他們其實也沒那么在意科學。對科學的質疑,也并非是某一陣營的專利,就像當下西主左翼陣營中反科學的情緒不會比右翼少一樣。這種風潮已經跨越了政治上的光譜,這對于當下的知識體系,無疑是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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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知識體系分崩離析當然不會是什么人民的勝利,那很可能意味著人類的現代史進程被打斷。如果真出現這一天,那只能說學術系統絕對不是無辜的白蓮花,畢竟有太多躲在象牙塔里的人,不愿意接受事實,不愿意做出改變,并把提醒他們的人當做是暴民。
當然生命總會找到出路,就算發生了最為極端的知識斷裂,人類終究還是會建立全新的知識體系。但那說到底也是極大的悲劇,如果想要這樣的悲劇不發生,今天的學術體系參與者都應該去思考,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我們究竟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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