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譯叢上新 | 經歷納粹屠殺的兒童，放下過往了嗎？

《無罪謀殺》

“我沒被送進集中營，沒有那樣受難。我感到我不是一個幸存者，但我又想：我就是幸存者，只是以我自己的方式。我父母死了，整個家都不在了，除了我和姐姐，所有人都死了。”

1940年10月，剛度過1歲生日的菲麗絲·Z被迫離開家鄉德國巴登，和其他猶太人一起，被遣送至法國居爾。她的父母被押至拘留營，她和姐姐則被紅十字會解救，藏身于收留家庭。當時，她以為收留家庭的女主人朱麗葉·帕羅便是她的母親。直到1982年，菲麗絲42歲，她才真正知曉，自己的親生父母早已在奧斯維辛罹難。后來，她鼓起勇氣參加第一屆美國猶太大屠殺幸存者集會，卻受到年長者的質問：“那時你還是個孩子，你懂什么？”

孩子當真不懂嗎？

“人們認為兒童能夠也一定會忘記過去、著眼未來，認為兒童是‘幸運的’，幸運到足以抹去記憶。”然而，根據《他們也是幸存者》的作者麗貝卡·克利福德的研究，所謂的“幸運”并非燕過無痕，而是漫長的劫后余波、從開端就深嵌進人生的時代創傷。那些在殘酷暴行中度過童年的幸存兒童，同樣背負著心靈上的重負，他們的成長歷程，構成了獨特而波折的戰爭記憶。

麗貝卡·克利福德追蹤了百名納粹大屠殺親歷兒童七十余年的生命軌跡，結合檔案、證詞與心理學研究，勾勒他們如何在寄養家庭、照護機構和社會眼光中成長、如何在成年后重新拼湊破碎的來歷與自我，也 探討他們的童年經歷對其身份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從而挑戰我們對于自我與記憶之關系的基本假定。

“一個人如果無法講述自己的早年故事，該如何理解自己的人生？”

這是《他們也是幸存者》的核心問題，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

成人凝視

1945年4月11日，美國軍隊解放了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他們在那里發現了一個兒童營房“66號兒童營房”，里面有超過1000名饑餓的猶太兒童，其中大多數都是被遣送到奧斯維辛進而囚禁的。到了1945年1月紅軍逼近時，這些兒童被逼迫撤離，往西行軍，到了布痕瓦爾德。

美軍沒想到能在這里看到兒童，倍感震驚，不知該拿他們怎么辦。兩名隨軍的猶太拉比，赫舍爾·沙克特和羅伯特·馬庫斯聯系了兒童救助會的日內瓦總部。兒救會的一些代表很快來了，開始安排將這些孩子送往法國、瑞士和英國。其中430名兒童，年紀從8歲到18歲不等，被選中送到兒救會在諾曼底埃庫運行的一家安置中心，在那里開始新生活。

但是，陪伴“布痕瓦爾德男孩”去法國的工作人員很快對這些孩子的心理狀態產生了懷疑，其中一名醫生強調說這些孩子是小流氓。每次火車停下來，這些男孩就從車窗跳出去大搞破壞。護送人員說，他們毀壞別人的東西，偷盜、攻擊普通人，還有證據表明他們出于報復而強奸德國女孩。

在四天的火車行程中，大人們對他們護送的孩子感到絕望。而且看起來他們到了法國也不會受歡迎。這些“野”孩子穿著偷來的希特勒青年團制服，在他們經過的第一座法國車站就遭遇了民眾的冷眼，因為那些法國人以為他們是被俘的德國人。實在不知這些孩子要怎么在普通人的世界里獲得一席安身之地。他們的未來會是什么樣的呢？

在梅斯，有人機智地在火車側面寫上了粉筆大字“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孤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這阻止了路人在火車穿過法國鄉村時圍攻這些孩子，但這并沒有打消護送人員的擔心。不管是不是孤兒，這些孩子讓人感到的似乎都是恐懼，而非可憐。

到達埃庫伊后，兒救會首席精神科醫生歐仁·明科夫斯基給這些布痕瓦爾德孩子做了檢查。他記錄道，這些孩子看上去“彼此都差不多：沒有頭發，臉餓得浮腫，穿的是制服；態度冷漠、無所謂，對一切都不在乎；從來不笑，連微笑都沒有；對工作人員明顯有攻擊性；不信任、猜疑他人”。

這些男孩看起來麻木不仁，全無感情。明科夫斯基把這種狀態稱為“情感麻木”，他認為這種情感缺失是他們在集中營里為了抵御危險而發展出來的。他還說，這些男孩們糟糕的情緒狀態也體現在戒備、攻擊性行為上：他們提防大人，囤積食物，互相之間也打斗得厲害。埃庫伊安置中心的負責人害怕他們，說這些孩子是精神病，而且多半從一開始就是；他甚至還說，之所以他們能從集中營幸存，而別人都死了，全是因為他們麻木不仁、漠不關心，因此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保證自己存活，即使要以別人為代價。他在挫敗感中辭了職，認定這些孩子沒救了。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

但不是所有人都放棄了這些布痕瓦爾德男孩。他們到達巴黎西北部塔韋尼農村的新家后，兒救會的社工尤蒂特·海門丁格擔起了照顧他們的任務。她認為這些男孩只是需要另一種形式的幫助來回歸正常。她同意明科夫斯基醫生的說法，即這些孩子剛到達的時候“自我封閉、冷漠、面無表情，對工作人員和外界充滿猜疑和攻擊性”，但她并不覺得他們無藥可救。

海門丁格當時22歲，比男孩們當中最大的大不了幾歲，在戰爭中也像他們一樣遭受過迫害。她是生活在法國的德意志猶太人，在與母親和兄弟姐妹逃往瑞士時被瑞士邊境警察抓獲并拘留；她的父親則已被法國警察抓捕，關在居爾拘留營，后被遣送至奧斯維辛，剛一到達就被殺害。

在塔韋尼，海門丁格決定建立一個與孩子們在集中營的經歷完全不同的照護之家，一個“療愈性社群”，男孩們可以自己制定一些規則，組織形式自由隨意，溫暖、包容、母親般的工作人員替代了在集中營里掌控孩子們生活的男性權威。這里歡迎并鼓勵孩子們講述戰爭經歷，還主動讓他們按照自己選擇的方式來重組宿舍，孩子們選擇了和同鄉住在一起。海門丁格及同事甚至特地安排孩子們去附近的旺多姆，讓他們去找攝影師給自己拍肖像照。“他們經常看那些照片，”多年后，海門丁格寫道，“那是他們活著的證據。”

在布痕瓦爾德男孩的照護者們議論這些孩子還有沒有救的同時，整個歐洲的援助工作者、記者、精神科醫生和政策制定者也在抱著同樣的憂慮觀察幸存兒童。他們擔心孩子們的身體可以恢復，心靈卻不行。無論是擔心這些幸存兒童因戰爭經歷而遭受了永久心理損害，還是希望他們可以復原，他們一般都認為戰爭讓孩子們變得不正常，無論是在道德上、心理上還是情感上。直接照顧孩子們的大人因此質疑如何才能（甚至能否）讓這些孩子回歸正常，爭論何種方式最利于他們回歸正常，乃至哪些標準才構成“正常”。

《偷書賊》

若想了解戰后初期塑造大屠殺幸存兒童生活的環境，就必須先了解掌管這一環境的成年人。他們對幸存兒童的看法既基于成見和憂慮，也基于孩子們在戰時和戰后初期的現實情況。成人照護者在看待幸存兒童時，其眼光反映了他們對猶太人隔離區、集中營和滅絕營里所發生之事的一大套猜想。

21世紀，我們將大屠殺幸存者看作珍貴的歷史證人，尊敬他們，卻容易忘記在戰后初期，他們在公眾心目中喚起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那時，人們認為幸存的成年人自是做了什么不道德、昧良心的壞事才得以存活，但兒童怕也如此（比如布痕瓦爾德男孩）。幸存成人有時被認為無可挽救，而照護者們則擔心幸存兒童也是這樣。人們認為幸存成人已經失去了道德標準，因此在審視幸存兒童時，也懷疑他們尚未成形的道德感還能否恢復。

戰后初期，成人對孩子們的看法既揭示了公眾對大屠殺性質的認識、圍繞重建過程的希望和擔憂，也揭示了一個個真實的孩子在戰后努力立足的艱辛。如我們之前所見，那段時期可能比戰爭本身更讓孩子們迷茫。

解放時，如何照顧數萬幸存的“無人陪伴兒童”（既有猶太兒童也有非猶太兒童）的這一后勤問題，消耗著軍方、人道援助工作者等各方面的精力。正如歷史學家塔拉·扎赫拉所寫，二戰“失落的孩童”極大占據了人們戰后的想象，遠遠超出了照顧大量孤兒這一問題。戰爭結束時，歐洲兒童的狀態“催生了人們對混亂的歐洲文明的反烏托邦式恐懼”，但同時也從更廣闊的意義上揭示了歐洲兒童的身心重建與整片廢土歐洲重建之間的關系。

此刻，兒童的心靈承載了極大的象征意義：他們身上似乎既有戰爭破壞力的證據，但對樂觀的觀察者來說也彰顯著戰后一切重新開始的可能性。如果說歐洲兒童整體既表現出戰爭的破壞性，又體現了解放帶來的重生潛力，那么猶太兒童似乎更是如此，因為他們經歷的迫害最為極端。雖然很多親見此景的大人希望這些廢墟中的孩子能獲得拯救，但他們也漸生憂懼，怕這其實是無望的任務。

《流浪的尤萊克》

戰爭一結束，很多兒童就被推入了未知的新環境，被施加了陌生的期望。他們往往已經對成年人的動機和行為產生了深刻懷疑，發展出了在成年人看來怪異甚至令人不安的應對機制。或者與之相反，戰爭結束后，他們的應對機制也完全失效，人也隨之崩潰。另外，幸存兒童的身體狀況也很不穩定：他們營養不良，很多人患有與維生素缺乏相關的疾病，有時結核等病也讓他們的身體難以快速復原。

因此，成年評論者認為這些幸存兒童被戰爭損害的看法不無道理。全面戰爭的經歷，加之戰爭帶給歐洲大陸的嚴重摧殘，讓成人難以將這些兒童視為歷盡異常事態依然保持正常的人類。要弄懂這些兒童在戰后邁出第一步時經歷了什么，要理解他們面臨的困難和做出的選擇，我們需要為“成人凝視”勾勒出邊界——它就懸掛在憐憫和恐懼這兩極之間。

戰時幼小懵懂，并非一種“幸運”：

而是漫長的劫后余波，

和從開端就深嵌進人生的時代創傷。

穿透忽視與沉默，為“最后的見證者”代言，

用兒童成長的視角重看那段歷史的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