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軍權旁落，離隊時連馬都沒有，江華回憶道：有些灰溜溜的

毛主席曾經說過這么一句話：“我從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壓的，在黨內沒有發言權。只是到了1935年遵義會議后，才慢慢好起來。”

對于過去的那些經歷，毛主席只是用了“受壓”兩個字一筆帶過，然而他當年所經歷的壓力，遠非常人所能想象。

在紅四軍的“七大”后，毛主席甚至一度失去了自己一手組建的紅四軍的指揮權，不得不去閩西，那么這段經歷到底是怎么回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

一場爭議

因為種種歷史原因，人們對于紅四軍“七大”一度知之甚少，對于陳毅在“七大”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同樣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但事實上，“七大”對于我國革命的影響，可謂是顛覆性的，或者說它避免了紅軍一種悲哀的可能性，而陳毅在這個過程中，其實立下了大功。

井岡山朱毛紅軍會師后，紅四軍成立，這支部隊可以說是毛主席和朱德共同的心血，朱德擔任了軍長，毛主席則擔任了黨代表兼任軍委書記。

1929年5月，朱毛紅軍打下閩西，隨著斗爭形勢的變化，中共湖南省委恢復了前敵委員會，即前委，毛主席任前委書記。

1928年6月，上海中央傳來指示，要求建立前委組織軍事委員會，朱德為書記，陳毅為士兵委員會秘書長，紅四軍的決策層多出來了一個陳毅。

只是紅四軍當時有前委，還有一個軍委，人還是同一批人，打仗居無定所，很多事情應該隨機應變，現在報了軍委還要報前委，很是麻煩。

有些同志認為，軍委不如干脆“暫停辦公”，前委統一指揮，但是也有人不同意這個建議，認為權力不應過于集中，這一矛盾也為“七大”的紛爭埋下了伏筆。

這樣的情況在革命中在所難免，良性的辯論永遠利大于弊，主要在于是否能夠進行合適的引導。

1929年3月，紅四軍的決策層中多出來了第四個人，即上海中央的“欽察大臣”劉安恭，他的到來打破了閩西平靜的氣氛。

此人比毛主席小六歲，早年留學德國，和同在德國的朱德相識，這二位在年齡上的差距，說是“忘年交”也不為過。

1929年劉安恭因為和托洛茨基打過交道，剛剛被蘇聯“遣返”回中國。

這位劉安恭自視甚高，覺得書本上的東西是最正確的。

因此朱毛的工農紅軍在這位眼里，是怎么看怎么不順眼，其甚至信口開河：“紅四軍領導人有兩派，一派擁護中央，一派反對中央。”

而劉安恭口中的后者，顯然就是朱毛二人，毛主席很清楚，劉安恭之所以這么講，是因為上海中央在“二月來信”中要求紅四軍分散。

上海中央是被打怕了，大革命失敗后，我黨在各地展開轟轟烈烈的起義暴動，失敗居多，毛主席的這支部隊，算是唯一成功的，中央想要保住。

（劉安恭）

但是主席卻認為，中央過于悲觀了，紅四軍位于各派交界處，乃是國府的權力真空之地，其實存在生存空間。

基于這種矛盾，劉安恭和朱毛的相處并不好。

彼時的毛主席尚且年輕，頗有些年輕氣盛的感覺，受不了劉安恭的他，在處理過紅四軍最緊迫的問題，即取消軍委后，便召開了白砂會議。

會上毛主席表示，前委軍委是分權現象，陷入“不生不死的狀態”，人是一樣的，事是一樣的，卻多一道手續，沒必要。

最后毛主席表示，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并且不負責這種情況，所以毛主席請求換書記，他自己走人。

朱老總的意見則恰好相反，他認為前委不應該過多的干涉軍隊決策，應該讓軍人管軍隊，軍委不但不應該解散，反而應該擴大管轄權。

作為當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當然也支持這一種看法，這也是“七大”中毛主席和朱老總存在觀點不同的根源。

這種情況都被刊登在了紅四軍辦的《前委通訊》第三期中，全軍都能看到，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調兵遣將準備圍剿紅四軍。

大敵壓境之下，紅四軍必須立刻統一思想，一致對外，于是紅四軍高層中唯一不涉及這件事的“第四人”陳毅，成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陳毅挑大梁

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即“七大”，出席代表共40人，會議由“紅四軍代理前委書記”，28歲的陳毅主持。

會上充滿了火藥味，陳毅撲不滅大火，干脆就說“大家努力爭論，爭取統一認識”。

但是爭論很快變成了爭吵，陳毅幾次試圖阻止未果，他不得不挑開了說：“同志們，你們注意一下好不好，這是黨的會議，不是罵大街！”

隨后他表示：“你們朱毛好像戰國的晉國和楚國，兩大國吵，我一個小小的鄭國夾在中間簡直不知如何是好，我是進退兩難啊！”

他還表示：‘我跟你們哪個去？站在哪一邊？我就是怕紅軍不平，你們其實也是怕的不是嗎？朱毛朱毛，住不離毛，毛不離朱，朱之不存，毛將焉附！”

最后陳毅對朱毛兩人采取的辦法是“各打五十大板”。

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不對的，全黨都有發言權。

對朱老總，陳毅也說了兩點，主要還是在劉安恭的身上。

批評過后，陳毅宣布了自己的決定，暫時對其告誡，其他沒有。落幕前大家又對前委書記人選進行了投票。

最后的票數是一半對一半，陳毅開始投了毛主席，見到又僵持了，便主動表示投毛主席的一票棄權，毛主席也沒了對紅四軍的指揮權。

對于這樣一個結果，毛主席是不接受的，他表示：“會議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觀點，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

而對于陳毅而言，他其實愿意接受毛主席對紅四軍的指揮權，只是形勢不等人，他必須立刻平息紛爭，只是年輕氣盛的他，采取了一種很難讓當事人接受的方式。

毛主席在表達完自己的意見后，便表示要去蘇聯留學，后又對鄧子恢表示，要一起去蛟洋作農村調查。

毛主席很快就和一些同志一起離開軍隊，但是陳毅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不是讓主席離開，于是再三挽留，未果。

最后為了不讓毛主席離開，甚至留下了他的馬，毛主席寧可步行也不留！

同行的江華晚年在回憶錄中表示：“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巖出發時，把我的馬也扣下了，有些灰溜溜的樣子。”

后來陳毅數次去信請毛主席回來，朱老總和郭化若也請，但是毛主席就是不回來，還在回信中表示若是不加以糾正，他就不回去，其中還有一些批評陳毅的內容。

信發出后，毛主席有些后悔，對蕭克說：“那封信我寫的不太好，身體不好，精神情緒不好，才寫出了那樣的信。”

而陳毅卻并未生氣，反而去上海如實傳達了情況，中央也要求他請回毛主席，周總理對其說：“這個責任很是重大，不好做噢！”

陳毅則說：“責任再重也是要我去完成！”

回到紅四軍后，陳毅如實傳達了中央的消息，并且和朱德在會上主動作了檢討。兩人又數次聯名寫信請毛主席回來。

毛主席感受到了誠意，選擇與兩人重歸于好，同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紅四軍重歸團結。

這里提一下劉安恭，似乎這個人在“七大”后就消失了，其實并非如此，劉安恭在會議不久后，就于同年10月的戰斗中犧牲，當了革命烈士。

他這個人雖然教條了一些，但是他的革命信仰確確實實是真誠的。

所以“七大”的當事人之一，蕭克將軍在晚年對“七大”有一句定性總結：“七大的爭論的性質是領導方法之爭，并非路線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