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中國是否“先天不足，后天失調”？

“自由”這個意義，這個理想，“自由”這個名詞，并不是外面來的，是中國古代就有的。

“自由”可說是一個倒轉語法，可把它倒轉回來為“由自”，就是“由于自己”，就是“由自己作主”，不受外來壓迫的意思。宋朝王安石有首白話詩：

風吹屋頂瓦，正打破我頭。

我終不恨瓦，此瓦不自由。

這可表示古代人對于自由的意義，就是“自己作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與三千多年所記載的歷史，對于自由這種權力，自由這種意義，也可以說明中國人對于自由的崇拜，與這種意義的推動。世界的自由主義運動也就是愛自由，爭取自由，崇拜自由。

世界的歷史中，對這一運動的努力與貢獻，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對此運動都有所貢獻。中國對于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批評政府的自由，在歷史上都有記載。

以上內容來自胡適的一次公開演講。他認為，中國文化里是有自由的傳統的，只是這種自由傳統一直不被普通大眾所認識。

但中國人的自由是如何缺失的？中國的自由主義為何未能發展成體系？

究其根源，以“儒法道佛”為主體的傳統文化，都缺乏自由的基因，有的甚至敵視自由。

阿克頓勛爵說，“自由是古老的，奴役是現代的”。誠然，自由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但是要擁有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自由不是免費的，需要愛自由的人不斷去努力爭取，否則奴役隨時都可能到來。

▌儒家：在修身中泯滅個性

儒學是傳統中國的官方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是最公開的、最全面的。

孔子主張對人要有仁愛之心，孟子也主張“民貴君輕”。后世的儒家還將“自我”和“修身”聯系在一起，重視個人的氣節、人格和責任。 但是追求道德高尚之余，儒家卻不重視個體的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

首先，儒學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上帝”，來為個人賦予一種超驗的、神圣的價值。所以，當個人的基本權益受侵害時，只能寄托于一些道德說教，沒有高于世俗的理由為自己辯護，也無法說服更多人響應。

其次，儒家的政治原則是社會和諧。所以遭遇個人與社會的沖突時，個人總是要為集體讓路，比如家族、社稷、禮教等等。

儒家主張，個人要想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自然需要壓制個性。比如修身要禁口，要“三省吾身”。個人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由此產生了等級、禮教制度：上位者可以肆意凌辱下位者，而下位者的服從和犧牲就是美德。“文死諫”、“埋兒奉母”、“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都是這種倫理的產物。

所以，受儒學影響的國人，歷來都是只反貪官，不反帝制，世世代代盼望“明君賢相”，很少有惡猜人性、限制公權的意識。

▌法家：專制君主的馭民之術

除了儒家之外，中國另外一個重要思想是法家。有人甚至認為，傳統中國是“儒表法里”。法家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法家是最蔑視個人價值的思想，他們將百姓視為國家的奴隸和敵人，教導掌權者不擇手段、濫施暴力，踐踏一切道德倫理。

《商君書》是法家的集大成之作，充斥著傳統中國秘而不宣的“馭民之術”：

鼓勵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以吏為師，施行愚民政策；剝奪私產，重農抑商；使百姓保持貧窮、孱弱和屈辱，避免他們威脅國家；發動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

秦朝踐行法家思想最為徹底，以侵略擴張、焚書坑儒等暴行聞名于世。秦朝滅亡后，它留下的政治制度、弱民思想，被歷代專制王朝所繼承。

即便放眼全人類，法家都是最專制、最黑暗的政治思想，是個人自由最大的敵人。

▌道家：唯一的反叛方式是逃遁

傳統中國哲學中，道家最有自由的“基因”。道家宣揚順其自然，回歸自然，強調人的自然性而非社會性。

因此道家鄙視名利和禮教。政治上，道家的政治觀比較消極，主張無為而治、小國寡民。

然而，道家的思想也很難長出現代自由。 在 哲學上，道家從自然主義到相對主義，最后將世界萬物等量齊觀，這會導致個性缺失。

在實踐中，道家反感權力爭奪，面對強權并不主張抗爭，而是避世隱居、回歸野蠻。

道家思想可以成就零星的異端癖好、個性解放，對文學藝術產生影響，但是在道德感召力、政治影響力上，都無法與儒家的倫理、法家的暴力相抗衡。

所以道家不可能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以保障個人自由。因為對于所有最重大的政治問題，道家都拒絕關心和解決。

▌佛家：四大皆空，紅塵無我

佛學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唐宋之后更是融入了中國主流文化，成為一個重要思想分支。

佛教關于“自我”的概念中，也有某種個人主義的傾向。

佛教相信個體的可完善性，“佛是覺悟后的眾生”；佛教強調靜坐沉思，克服“自我”的本能欲念，達到“涅槃”的終極境界；佛教主張眾生平等、“眾生皆是尚未覺悟的佛”。

然而，佛教的世界觀決定了，它也不可能生長出自由。佛教絕不相信有一個“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更不會相信“造物主對現實世界的物質個人，會有一個確定的、終極的救贖計劃”。

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通過頓悟禪意或是打坐修煉，盡早脫離“塵世的苦海”。

所以佛教的個人主義，不理紅塵事務，不管現實政治。 所以他們不會像基督徒那樣，把“此岸世界”聯于“彼岸世界”，不會積極經營個人的財富、健康和家庭，更不主張抵抗暴政、爭取人quan。

因此，即便是外來的佛教，也沒能補足中國“自由基因”的缺失。

可見，儒、法、道、釋的四大傳統思想，都缺乏自由的基因。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秩序三大支柱——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官僚等級制、家族宗法制——在本質上都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

如此一來，中國沒有產生自由主義也就不奇怪了。

事實上，遍觀全人類，不僅中國，阿拉伯、日本、印度、中亞等其他區域，也都沒有誕生自由主義，只有西方長出了自由主義。

所以與其苛責“中國為何沒有長出個人自由”，不如追問——什么樣的土壤才能長出個人自由？

一輩子追求自由的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就感嘆道自由在中國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

所謂“先天不足”，是指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幾乎沒有自由的因子。

所謂“后天失調”，是指自由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點是在晚清民國。中西沖突、古今之變，亡國滅種的壓力，讓知識學人、政府官員、普羅大眾都把目標都放在了生存、發展、斗爭上，根本沒有精力思考自由。

而且“變”成為了彼時中國的常態，嚴復、梁啟超等一流學者尚“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何況一般人？人們根本沒有時間系統、全面地認識自由。

而改革開放之后，在商品經濟大潮沖擊下，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甚至縱欲主義成為了社會的主潮流。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自由主義在中國自然很難落地生根。

殷海光先生，是公認的中國臺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大師，桀驁不馴的李敖稱他為“中國思想界的烈士”“五四之后中國最后一個知識分子”。

本書也是作者殷海光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書，是其思想集大成之作。它以一百多年來中西文化的碰撞為主線，立足于當代，依托全球視野和基于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為我們呈現出一幅關于中國文化過去、現在、未來的全景圖。

本書剛一出版就震驚了思想界，但很快被“臺灣當局”封禁，后來才被解禁，并被學術大家金耀基評價為——討論中國文化問題的一個新的“里程碑”；近代史研究大家雷頤，也評價其為——不能忽視的中國經典。長按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