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去世六天后，鄧小平批示：將悼詞中的“偉大”改為“卓越”

郭沫若和毛主席相識在20世紀20年代。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任國民黨的宣傳部代理部長,并主持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

1926年,郭沫若參加北伐戰爭,之后更是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兩年后，郭沫若受到國民黨通緝,流亡日本,期間，他筆耕不輟，從事歷史研究和寫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郭沫若回國，之后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在重慶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戰勝利后,毛主席來到重慶,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郭沫若激動萬分，他和毛澤東再一次見了面。期間，郭沫若眼尖的看到毛主席還在使用一只舊懷表時,他二話不說，將自己的表解了下來贈送給毛主席。

對于這份禮物，毛主席特別珍視，他曾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談起這件事,還一再和他們提醒，這塊表可不能丟了,不要叫別人拿去。這塊表修理過,表帶也換過,但毛澤東生前一直戴著。

郭沫若學識淵博，他和毛主席不但在工作上有過合作，在日常上也有一些來往，兩人往來密切，也曾交流創作心得。

對于郭沫若的著作，毛主席極其重視和珍愛，郭沫若的很多書籍，毛主席都閱讀過，郭沫若自己虛心好學，對于毛主席非常尊重，還時常將自己的作品呈遞給毛主席指正。

新中國成立，郭沫若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等要職，在科學、文化、教育、外交等諸多領域大顯身手。他多次率團參加國際會議，為捍衛國家利益、傳播中國聲音四處奔走。

1964年起，郭沫若開始大規模地寫文章闡釋毛澤東詩詞。先后在《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等十多篇文章闡釋毛澤東詩詞。

漸漸地，郭沫若逐漸成為毛澤東詩詞闡釋的權威，很多刊物、工人、學生、學生組織、社會組織寫信給他，請他就詩詞中的某些問題答疑解難。直到70年代，郭沫若還回了不少這樣的信。

郭沫若文章寫得多，稿費更是不少。1964年底，他和于立群曾向中國科學院黨組寫了一封信，詳細說明他們“歷年共積存稿費 18萬余元，因為考慮到有些家族、親友今后仍需要給予生活補助，自己留下了三萬元，估計可足五年之用，其余存款15萬元由其秘書送來，全部交給組織處理。并告訴秘書王廷芳同志今后所寫的文稿一概不取稿酬，寄來的稿費要原數退回”

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同時，郭沫若還承擔了繁重的國務工作。

1971年5月2日晚上，郭沫若陪同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接見了澳大利亞和法國的友人。接見時間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這一撥結束后他們又接見了日本友人。接見在第二天凌晨5點左右結束。

雖然是初夏，但是，凌晨的氣溫還相當低。周恩來親自把國際友人送到了大會堂北門外，和他們一一握手告別。郭沫若陪同周總理在寒風中站了很長時間。周總理發現后對警衛人員說:“郭老年紀那樣大了，讓他在寒風中吹那樣長的時間，是很容易感冒的。”

事實確實如此，八十歲的郭沫若，為了國事整整熬了一個通宵。可也正是他的這種忘我的工作精神，郭沫若隨周總理等人一道，不斷打開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除此之外，閱讀和創作完全是郭沫若的生活必須品，就是在他晚年久病之后，身體虛弱，視力出現過雙眼視差，看到的影象都成了雙影。郭沫若仍舊在堅持閱讀，他瞇著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讀閱，累了再換另一只。

郭沫若已經將讀寫行為融進到自己的骨子里，成為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77年1月，郭沫若曾和自己的朋友訴說自己的病情:“打針，藥都打不進去了。”“視力差，看甲骨文很吃力了。”

在1973年《甲骨文合集》一書恢復編輯時，郭沫若曾給編委會專家胡厚宣寫信:“工作既在進行，就積極推進，把稿子編好，是目前第一要緊事。”

當編委們希望郭沫若為這本很有中國特色、學術性很有權威的書寫前言時，郭沫若回信說:“前言我不能寫，因為我沒有參加工作。”此時，郭沫若的手都已經顫抖，還是應邀盡力地為《甲骨文合集》題了書名。

次年7月，郭沫若又一次入院，因點滴產生致熱反應，全身都在顫抖，血壓幾乎沒有了，迅速高燒三十九度以上。

很快，郭沫若的病情被上報給周總理，尚在病中的周總理仔細看了醫院給中央的病情報告，又反復看了當日的病情報告，對醫院做了指示。經過搶救，郭沫若度過了危險，他又一次可以出院。

不過，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先生還是永遠的離開了。

6月18日，天安門廣場、新華門、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在京的幾乎所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出席了郭沫若的追悼會。

不過，在郭沫若去世六天后，進行追悼詞的審閱時，鄧公將其中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改成"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

雖然只是一個細微的改動，卻足以體現出鄧公的智慧，前者體現出的是政治色彩，后者是對郭沫若的貢獻和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