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價格持續低迷36個月，當前中國經濟的底層邏輯正在改變

9月21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季度論壇（2025第三季度）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本期的主題是“十五五”推動價格水平回到合理區間的政策路徑，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高培勇做主題分享。他認為，當前價格低迷的核心癥結并非簡單的供需失衡，而是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變化導致的預期轉弱。消費疲軟與價格下行，更深層次地反映了社會預期由收入分配制度所決定的深刻變化。高培勇特別強調，宏觀經濟分析必須超越傳統供求框架，納入“預期”作為關鍵變量。忽視疫情后消費者因預期改變而進行的結構性調整，將難以準確把握當前經濟的復雜局面。

以下是演講全文：

今天的宏觀報告以小見大，由價格水平分析入手透視整個宏觀經濟運行格局，我試著把主要觀點做個歸納。

1、價格信號很重要，集中反映了宏觀經濟運行態勢。

2、當前的價格信號顯示中國的經濟運行仍然處于底部調整階段，價格需要回歸到正常軌道，這個正常軌道瞄準的是2%的物價上漲速度，而且把2%定位為努力實現的目標，而不是控制目標。

4、3個10萬億，第一個10萬億給居民個人，第二個10萬億通過置換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欠債而給企業，第三個10萬億是用于保證住房的補貼。這幾個方面的觀點是不是契合這份報告的主要思想，大家可以做分析。

從我們的角度看，當前PPI持續低迷，毛振華用的是35個月，實際我們那天討論時是36個月持續低迷，CPI在0%附近徘徊，差不多30個月，對宏觀經濟分析來講的確是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矛盾現象。因此，我以為這份報告對于我們分析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特別是前瞻“十五五”中國宏觀經濟走勢是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但是這份報告的政策建議要付諸實踐，我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更進一步思考和研究。

第一個問題，價格的持續低迷，原因是什么，源頭是什么？這個原因、源頭和以往做的分析究竟有何不同？

第二個問題，在解決價格的問題方面，政策調節的功效是不是真的合適。我所說的“政策功效”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藥對不對癥，如果藥不對癥不僅達不到作用還可能產生副作用；二是成本要小于效益，不可能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這要避免。

我試著從這兩個角度對這份報告做進一步延伸，一是價格持續低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和以往我們所經歷過的價格水平低迷背后的源頭有何不同。

從供給和需求平衡的角度來探討價格持續低迷的原因，無疑會得出產能過剩、通貨緊縮兩個大的問題，最終又體現為需求不足。如果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那么借鑒日本的經驗，將進一步加大政策的擴張力度。但至少從2023年以來，近三年的中國經濟運行狀況可以看出，中國的情況可能并非如此之艱難，這也是我們一直不主張用“通貨緊縮”或“產能過剩”來直接解釋中國經濟運行狀況的一個主要考量。

讓我們用今天提及的價格指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數CPI，做一個主題。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今年1-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就是社零指數變化情況。今年1-8月份，全國社零總額是323909億，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6個百分點，這個數字比1-6月份的5%下降了0.4個百分點，這期間就有毛振華教授講到的第三季度價格水平持續下降的一個原因。

將這個數字和前十年相比，我們拉長一點做比較，2020-2024年以疫情劃界，這五年當中社零年均增長速度是3.64%。4.6%相比3.64%提升了0.96個百分點，將近1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25年我們在拉動消費、提振消費方面凸顯出來的政策效應顯然是有成效的。如果我們再往前延伸五年，2015-2019年疫情前社零增長速度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年均增長速度是9.44%，也就是將近10個百分點。以9.44%作為參照系，今年1-8月份的4.6%就下降了4.84個百分點，將近5個百分點。由此可以看出什么問題呢？價格水平相對低迷和消費需求正好直接相關，又集中通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體現出來。對這樣一種矛盾的現象，除了剛才毛振華所講的，供求原因之外，我們還能看到什么？

我記得5月份在這兒講過一句話，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說到底是價和量兩個因素的乘積，而當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下降并非源于量的減少，而是源于價格的下降，就是量減和價降同時都會導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減少。但當前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相對下降，反映的主要是價格下降。問題在于，價的下降，你深入分析，又主要不是供求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所造成的。我的說法是，當前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不是或主要不是消費品或服務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有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不是這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收入水平的變化，是當前收入水平的變化，導致對未來收入預期變化所導致的。

當前北京市的社零增長速度是負數，你可以做這樣的分析，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社零）是衡量消費的核心指標。當前其變化主要由價格下行驅動，而價格下行的根源并非市場供需失衡，而是居民收入水平的變動。更深層次看，當前收入水平的變化改變了人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這種預期轉而引發了消費結構的變化。因此，當前的價格波動實質上折射出消費者因預期改變而進行的消費行為與結構調整。

在同樣滿足消費水平的情況下，人們可能出于更加謹慎的考慮而選擇價格相對低廉的商品和服務，這是當前一個非常突出的矛盾現象，由此進一步延伸可以說，消費、價格水平的變化，很大程度上讓我們想起一句話，消費是收入的函數，不能脫離收入而談論消費。當意識到社零的變化主要是由價格的變化所引致，你還得繼續講價格水平的變化當中透露出收入水平的變化和收入預期的變化。那么也就是要補一句話，中國已經進入到這樣一個階段，不僅僅是收入水平影響到當前的消費，而且財富的積累狀況更影響當前的消費，因此，我們要在傳統經濟學原理基礎上再加一句話，消費不僅是收入的函數也是財富積累的函數。

至此，有兩件事兒是我們該做的：

一是透視價格水平下降和持續低迷原因時，應當說一方面是由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導致的，二是從根本上說，當前消費疲軟與價格下行的現象，源于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的深刻變化。這一格局性變化，首先改變了社會對未來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長期預期；而這種預期，又進一步抑制了當期的消費意愿與能力，并直接體現為總體價格水平的承壓。因此，當前的價格走勢不僅是市場供需的信號，更是收入分配格局影響下，消費者預期與行為發生結構性轉變的集中反映。

二是面對當前日趨復雜的經濟社會狀況，我們不能簡單搬用以往以供求分析為主要特征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式，而必須在此基礎上加上預期的分析，把預期的因素，預期的變化納入到宏觀經濟分析當中要考量的變量，如果脫離了預期，而簡單重復原來的分析，你可能至少會忽略在疫情之后將近三年當中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格局所發生的深刻復雜變化，預期的重要性，我們是要深刻體會到的。

第二，政策功效評價問題。

一提到政策功效的評價，我們會首先看到今年以來，政府提振消費各種措施的功效。應當說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3月份全國兩會，再到此后發布的專項消費行動方案，我們整個宏觀經濟政策非常重要的聚焦點是提振消費，圍繞著提振消費火力全開，這集中表現在3000億的以舊換新的財政補貼政策。3000億在很多人心目當中只是一個數字，但在我們經濟當中非同小可，它不是簡單的區區3000億元。我清楚地記得，1999年中國財政收入跨越萬億元大關，也就是25年前我們歡慶稅收收入跨越1萬元大關。根據歷史數據，1979年因中越邊境沖突而產生的中國軍費開支為40億元。所以，3000億元是非常大的數字，不要小看它。

可是3000億元的家電以舊換新政策的功效是怎樣的？我建議大家也做下深入分析。我這里有湖南省統計局提供的一個數字，今年1-6月份在湖南省境內申領了家電以舊換新的數據是1128.2萬筆，數字很大，涉及的金額是8.7億，帶動銷售670億。數據顯示，上半年湖南全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現10391.81億元，以舊換新政策帶動的銷售約占6.45%。從這個角度來看，它是有效的，但是以投入和產出之比來講，我們還得說，并不那么令人滿意。在這個基礎上，再說到剛才說的第一個問題，價格水平長期低迷和持續低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想有些問題應該說的稍微透徹一點，把價格水平持續低迷視為分配問題的情況下，我們關于如何治理價格持續低迷的舉措和對策是不是應當加以審視。

我始終以為，政策的調節，當我們提到“政策”二字時更多的是針對短期問題，逆周期調節，“周期”二字很重要，周期就是短期，它不是長期的事情。所有的政策舉措只能解決短期的問題，而很難觸及長期的問題。

剛才我們講的主要是消費是收入的函數，緊接著你認識到當前的收入和未來收入預期之間的關系時，我們必須講，收入預期是分配制度安排的函數，從長期看，人們對自己未來的收入預期不僅僅取決于經濟形勢的好與壞，不僅僅取決于我們是不是很快能走出經濟下行的周期。除此之外，還更多地取決于未來分配制度的走勢，這一點是個很重要的事情。我這里需要補充，現在所說的分配或分配制度和以往所說的分配和分配制度有所不同。

我們過去所說的分配既包括居民層面的分配也包括企業層面的分配，我讀書時講的更多的是企業利潤的分配，政府和企業之間關系的分配，而今天我們所講的分配制度，所有黨和政府的文件當中，它是直接聚焦于居民個人層面的分配，只有立足于居民個人層面的分配才能最終體現我們所說的這個分配的實質含義。

我們今天講的分配不僅是指收入分配，還包括財富積累的分配。我最近經歷了一件事，寫了一篇稿子發到編輯那里，當我講分配制度完善、分配制度調整時，編輯只做了一件事，在所有分配之前添加了“收入”二字，讓我立刻意識到，我們現在的經濟分析當中，很多人傳統的概念當中一講分配就是收入分配。大家注意從黨的二十大開始，我們分配制度完善的目標就是用兩個規范來概括的，叫“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

所以，我們今天談分配時，第一要瞄準于、落實于居民個人層面，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而不是現在的中間環節，因為企業終歸是個法人，在企業層面的分配會影響到居民個人收入分配，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最終聚焦的是在居民個人層面的分配效應是什么樣子；第二，一定要從收入分配延續到財富積累，特別在中國當前有兩件事情特別值得我們關注，一件事情是財富積累已經越來越深刻的影響收入分配。二是講基尼系數一定要脫離一般意義基尼系數的考量而深入到財富分配層面的基尼系數，那個數字要比一般意義的基尼系數數字來得大。所以，這兩個東西一定要進入到我們的視野。

關于分配制度該如何完善？

從黨的十九大到二十大，到（二十大）三中全會已經有一系列的系統論述。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剛才振華也用了這個話，就是三個層面的分配進行配套，建立一個制度體系。第二句話，叫“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這兩句話如果做個整合會發現，它凸顯的是再分配的問題。我承認初次分配很重要，但完善初次分配的制度、機制是一個很慢的變量，要通過整個社會的協調配合才能達成。但再分配是政府可以直接掌控的，可以在短時間之內見效的。

當然，這其中有很多政策考量，相對比較容易操作。所以，這兩句話當中，三個層次的分配和后面專門談論的再分配是有包含關系。但當前凸顯的是如何加大社保、稅收和轉移支付的調節力度。這很不容易，盡管我們說政府可以掌控，但這很難，因為我們離這樣的政策目標的距離太長、太遠。列舉的方式：稅收、社保、轉移支付就是約等于再分配調節機制，它用一個“等”字，“等”字后面是什么可以再加。

時間關系，我只點題。稅收，我們以實現“兩個規范”意義上去評價現行稅制，不談其他。如何完善收入分配秩序，如何完善財富積累機制，從這個意義上評價現行稅收有三個數字大家需要記在腦子里。

（1）10%。在現行中國稅收收入當中，只有不足10%的收入來源于居民個人的直接繳納。這是專業性很強的詞，是“直接繳納”，以納稅人身份交給政府的不足10%，大家可以去分析。

（2）0%。在現行稅制安排條件下，財產的繼承和贈予是零稅負轉讓，父親畢生努力留下了1億元財產，當分配給子女時候，稅收是零，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3）90%。這是和10%的對應物，90%是通過企業稅收繳納給政府的，我用的是通過企業這只手繳納給政府，而不是直接用企業交給政府。原因是什么呢？因為所有涉及到分配問題的框架當中，企業只是一個“過路財神”，企業是法人，都是有限責任，企業繳納的任何稅收最終都是要轉嫁給個人的，大家能理解這句話，我不用多講，最終它要轉嫁給個人。在這個過程中轉嫁給誰，轉嫁的環節怎樣，很難說清楚。希望大家能用數學模型的辦法把中國稅收歸宿問題講清楚，但在當前還是一個難以說清楚的問題。

這樣的稅制實現再分配的目標，達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它的功效我們是要考慮的。因此要完善。

社保和轉移支付可以統稱為基本公共服務。一談到基本公共服務，我們立刻想到的就是黨中央所部署的實現基本公共的均衡性和可及性目標，三中全會明確寫明白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而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是社保還是轉移支付，作為基本公共服務而言是有兩個特征的：第一個特征是以城鄉分界，城市和農村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是有很大差距的；第二個特征是以所有制分界，就是所有體制內的人和體制外的人是有差距的，如果你是正式編制的職工和非正式編制的職工在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也是有差距的。

因此，完善分配制度，其關鍵在于實現對城鄉及各類體制覆蓋人群的國民待遇。據此而論，“十五五”時期的核心命題在于：我們能否摒棄主要依賴政策刺激的傳統路徑，轉而通過深化改革開放，走出一條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之道。這將是下一步必須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總體而言，分析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一定要走出傳統的經濟分析框架，針對經濟運行當中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做更貼近中國現實的分析，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那樣當我們的政策報告提上去的時候，在決策者提出決策時有更多的踏實感。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