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日企觀察｜日本企業和中國企業到底有什么不同？

一位中國營銷專家指出中日兩國企業在商業底層邏輯上存在四大核心差異。“四大”之一的安永則對日系汽車如何順應中國市場實現業務轉型提出一系列策略建議。

研究院專稿 近期分別有中國營銷專家和知名咨詢機構對中日兩國企業商業邏輯的差異、日本企業如何適應中國市場變化提出了頗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中日商業底層邏輯有四大核心差異

中日兩國因歷史文化根基迥異，商業底層邏輯也呈現顯著分野。深刻洞悉此差異，對日企在華經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近日中國營銷專家康有正在一場商業論壇上分享觀點，認為中日商業邏輯有以下不同：

一是面臨的商業環境不同。

制度層面：中國推行“原則+彈性”模式，結果導向鮮明，原則執行更靈活，手段方式雖重要，但最終以結果論成敗；日本奉行“流程+修正”體系，過程導向突出，流程執行嚴苛，無論結果如何，需先嚴格遵循既有程序推進。

文化層面：中國商業重視信用，但信用穩定性較弱，合同訂立與解除速度快；日本則是嚴守信用與契約精神的典范，不輕易訂立合同，一旦達成合作便嚴格履約，傾向長期穩定合作。

效率層面：中國市場屬及時響應型，企業“只爭朝夕”，憑借速度搶占發展先機；日本市場受人口老齡化與嚴苛流程影響，呈延時響應特征，整體效率相對偏低。

二是面對的消費市場不同。

中國消費市場幅員遼闊，地域差異顯著，呈現復雜多元特征，消費者求新求異，市場切換速度快，品牌忠誠度較低；日本消費市場相對均衡，消費者偏好趨同性強，屬慢熱型市場，更注重消費體驗，品牌忠誠度高且維系周期長。基于此差異，在華開展營銷需以“快”破局——速度要快、投入壓強要大、傳播聲量要足，因消費者不會給予企業過多時間，速度滯后將直接推高運營成本。

三是競爭方式不同。

中國市場競爭堪稱“慘烈淘汰賽”，整體呈現無序特征，覆蓋全產業、全行業、全品類。只要出現快速成功的標桿案例，便會引發企業“一擁而上”，迅速將藍海市場變為紅海，同質化嚴重，競爭中常出現不計后果的價格戰、犧牲品質等行為。日本市場競爭則聚焦“錯位與微創新”，即便同一品類，企業也能打造清晰市場差異，因此日企發展更側重深耕自身優勢，走差異化路線。

四是經營價值觀不同。

中國企業秉持“做大做強”的經營目標，不斷挑戰企業經營、創始人能力與團隊運營的極限，屬主動規模成長的務實主義價值觀；日本企業更看重“傳承與風控”，厭惡經營風險，強調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經營風格更為穩健。

著名國際咨詢機構獻策在華日資車企

9月24日，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安永在上海舉辦“日資企業在華業務的制勝之道——聚焦汽車產業轉型”研討會，針對日系汽車如何順應中國市場快速變革、實現業務轉型，提出一系列策略建議，核心觀點如下：

一是錨定合作根基，借互補優勢破局。中國已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核心引擎，而日本在汽車制造與零部件領域優勢突出，雙方互補性極強，合作前景廣闊。面對激烈市場競爭，日資車企唯有加快轉型步伐、深化本地化布局，方能實現長期穩健發展。

二是重構協作模式，從單向分工到雙向協作。中日汽車企業需打破傳統“單向分工”式，轉向“雙向協作”新格局。依托日本的先進技術與全球網絡，結合中國的龐大市場與創新速度，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構建覆蓋研發、生產、營銷全鏈條的協作生態。

三是明確戰略方向，四大路徑鎖定增長。日企在華汽車業務需聚焦四大戰略方向：深耕“一帶一路”市場，拓展海外增量空間；推動合資合作模式升級優化；核心技術本土化，提升市場競爭能力；積極融入中國“十五五”規劃前沿領域，搶占政策紅利高地。

四是堅守本土化核心。本土化是國際車企在華成功的唯一路徑。與本土供應商、初創企業開展深度協作，是提升成本管控能力與研發速度的關鍵。同時，需實現成本、速度、決策的全面本土化，這三大要素是日企在華立足的核心支撐。

五是適配研發模式，快迭代+保質量雙管齊下。中國汽車研發模式強調速度與市場導向，與日本穩健、系統的研發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日企若想加快創新驅動轉型，需組建本地研發團隊、調整組織機制，并通過與本土伙伴開展試點合作縮短學習周期。在保持自身質量優勢的基礎上，借鑒中國“快速迭代、持續優化”模式，更快適應市場變化。

六是突破供應鏈壁壘，早期介入+伴隨服務。日企進入中國整車廠核心供應鏈，需兼顧價格、速度與本土化三大要素。“早期介入”與“伴隨式服務”尤為重要——從研發設計階段便參與聯合開發，在售后與技術支持環節快速響應，全方位滿足整車廠需求。

七是應對監管挑戰，平衡合規與靈活。面對中國日益嚴格的數據安全與外商投資監管政策，日企不能直接照搬總部體系，需在合規、速度與靈活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在合同條款、信息披露、數據處理等方面，充分融入中國制度與市場特性，同時建立合規部門與業務部門的高效溝通機制，保障轉型期穩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