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嬰室”來了，如何與職場父母育兒需求更適配？

“父母共擔”育兒理念日益普及，呼喚育兒友好公共場所建設升級

“父嬰室”來了，如何與職場父母育兒需求更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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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北京、上海等地商場悄然出現“父嬰室”或父母通用育嬰室，旨在為父親參與育兒提供便利。這不僅是公共設施的細分升級，更是對職場父母多元需求的回應，反映出育兒責任正轉向“父母共擔”“社會分擔”的趨勢。專家指出，建設育兒友好公共場所，需政府、企業與社會協同發力，共建職場父母育兒保障體系。

“以前帶娃出門，換尿布時常常得躲進衛生間。如今商場有了‘父嬰室’，寬敞衛生不說，還有嬰兒護理臺、溫奶器，終于不用手忙腳亂了。”近日，來自北京的樊先生向記者分享，自己帶著1歲兒子在位于北京朝陽區的一家商場購物時，其新設的“父嬰室”為他提供了很多方便。

隨著雙職工家庭增多、育兒觀念轉變以及“三孩”政策的實施，一段時間以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許多公共場所出現了“父嬰室”或改造后的父母通用新型育嬰室。相較于傳統的母嬰室，新設的公共空間兼顧了父親參與育兒的便利性，卻也面臨功能定位適配度較低、覆蓋范圍不足等問題。

記者走訪發現，新型育嬰室的推廣不僅是公共設施的一次細分升級，也反映出職場父母對育兒友好公共環境的多元需求，而滿足這一需求需要政府、企業與社會多方協同發力。

新型育嬰室逐漸增多

日前，記者走訪北京朝陽區某商場發現，在該商場4層的育嬰室門口，懸掛著寫有“共同育兒”和“一間不只屬于她的房間”兩塊標牌，育嬰室的標志則為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共同抱著孩子。

記者看到，在該育嬰室內，設有沙發、洗手池、嬰兒床、換尿布臺、奶瓶加熱器等設施。

此外，育嬰室內部區分了育嬰空間和哺乳空間，獨立劃分的哺乳空間門口設有“男士止步”標識和區隔簾。在約半小時內，共有7個家庭帶著孩子進入育嬰室，其中3個家庭有男士陪伴。

“平時和老公一起帶孩子的情況挺多的，之前去過很多商場的母嬰室，有的會在門口寫著‘男士止步’。這種情況下，孩子爸爸只能在外邊的座椅上干等著，我一個人在里面也忙不過來。”當天來到商場育嬰室的職場媽媽許女士表示，作為雙職工家庭的一員，她期待更多商場增設“父嬰室”或新型育嬰室，從而降低職場媽媽的育兒壓力。

“增設‘父嬰室’的初衷是為更多帶娃的寶爸提供便利。”北京惠多港購物中心品牌中心總監劉祎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該商場主打“親子友好”，70%以上的客群為親子家庭，每層均設有母嬰室，“以前觀察發現，不少寶爸獨自帶娃時，走到母嬰室門口會猶豫徘徊。為滿足顧客需求，今年4月商場增設了‘父嬰室’。”

劉祎表示，商場的“父嬰室”并非單獨新建，而是在原有每層母嬰室的基礎上改造而來，保留了與母嬰室一致的功能與設施，“唯一的區別是貼上了‘父嬰室’標識，明確服務于獨自帶娃的寶爸群體，更好保護帶娃父母雙方的隱私”。

解決“寶爸”帶娃需求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看來，“父嬰室”和新型育嬰室的推廣，是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一次重要創新，也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構建育兒友好環境的關鍵探索。“從‘母嬰室’到‘父嬰室’的拓展，表面是公共空間功能的細分，實則體現了育兒責任轉向‘父母共擔’與‘社會分擔’的理念突破。”

近年來，父母共同參與育兒的理念不斷普及。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開展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顯示，在孩子不到10歲的90后爸爸群體中，寶爸每天用于照顧孩子的平均時長為2.39小時，較70后爸爸的照顧時長增加了約16%。

與此同時，勞動者的育兒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希望‘父嬰室’是一個開始，能帶動更多公共場所和辦公場所完善育兒設施。”在鄭州某科技園區工作的職場媽媽崔女士，道出了不少勞動者的心聲。

“對于職場父母來說，‘帶娃出行’‘加班托管’‘應急照料’都面臨著不少難題。如果商場、公園、寫字樓等場所能提供更多育兒空間和臨時托管服務，就能更好解決職場父母的燃眉之急。”崔女士說。

對此，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工會學院副教授范麗娜分析認為，從勞動保障的視角看，“父嬰室”及新型育嬰室的推廣，支持父親承擔育兒責任，實質是勞動者權益保障從工作場所向工作與生活全場景延伸的體現，其核心關聯在于切實減輕勞動者的育兒壓力與后顧之憂。

有受訪專家認為，完善可及的公共場所育兒設施保障了育兒期職場父母平等、有尊嚴地參與社會經濟活動，讓勞動者能夠避免因育兒不便導致的職業發展受限。

“還能夠降低育兒的時間成本與心理成本，減少職場父母因‘背奶難’‘遛娃難’而產生的請假需求，進而提升勞動生產率。”范麗娜表示，勞動者將從用人單位與社會共同分擔育兒責任的行動中受益，進而表現為更高的返崗率、留才率和創新投入度。

推動政府、企業與社會多元共治

公共設施升級如何更好地適配職場父母需求？王天玉認為，社會各類設施的設計理念需緊跟人口結構變化及時調整，公共空間與辦公場所的功能設置應考慮職場父母“勞動者”與“帶娃者”的雙重身份。

王天玉進一步建議，一方面，隨著靈活辦公逐步推廣，可以嘗試在公共場所的育兒空間配備遠程辦公設施，幫助職場父母在照料孩子時滿足辦公需求。另一方面，有條件的用人單位可以為勞動者提供子女托管服務，“既解決職工帶娃難題，也讓他們能安心工作”。

“公共場所育兒設施應從‘固定配套’升級為‘城市網絡節點’。”范麗娜表示，育兒設施建設應更廣泛覆蓋社區商業中心、圖書館、公園、地鐵站等日常生活空間，構建“15分鐘育兒服務圈”。

“還要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范麗娜建議，通過開發便民小程序提供設施查詢、預約使用等智能服務，并探索與企業合作推行會員共享制度等。

記者了解到，近年來，多地出臺完善公共場所及辦公場所育兒設施相關政策，并加速推動實踐。例如，上海市印發文件，規范母嬰設施的建設、管理、運行等工作；深圳市大鵬新區南澳辦事處設立社區托育點，滿足轄區居民托育服務需求；西安市第二保育院設立“侯爸工作室”，通過舉辦各種活動，將科學育兒理念分享給寶爸群體。

“構建職場與公共空間協同的育兒友好環境，需要推動政府、企業和社會多元共治。”范麗娜認為，政府應發揮引導作用，將育兒設施配置納入公共場所建設強制性標準，并通過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激勵實施。同時，在社區生活圈改造中優先布局育兒服務空間。企業也應承擔主體責任，與商業服務設施共建員工育兒保障體系。（記者 陳丹丹）

來源：工人日報

編輯：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