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間留守兒童問題就解決了，而更重大的問題隨之產生……

突然間，留守兒童問題就解決了。

這并非標題黨，而是孫立平教授的團隊在社會調研中發現的一個令人意外的現象。

自2019年以來，近5000萬農民工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選擇返鄉，曾經分離的家庭在農村重新團聚。

那些常年見不到父母的孩子非常開心，他們終于美夢成真能夠每天在父母的懷中入睡了。

這本該是個溫暖的故事，但掀開溫情的面紗，背后卻是一個更為龐大、更為沉重的社會難題。

過去數十年，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制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親子分離。數千萬留守兒童在缺失父母陪伴中成長，成為一代人心中的隱痛。如今，這個痛點看似緩解了——工廠流水線上的張大哥、餐廳后廚的李大姐、建筑工地上的王大叔，他們都回到了家鄉。

但團聚的代價是什么呢？

農民工大規模返鄉并非鄉村振興的成功敘事，而是多重壓力下的被動選擇。疫情三年切斷了無數人的就業渠道，城市生活成本持續攀升，而制造業轉型與服務業波動更讓低技能崗位變得不穩定，房地產業的巨變直接讓無數的“王大叔”失去工地的工作......與此同時，老家農村那棟曾經只有春節才亮燈的房子，成了最后的避風港。

在湖南某村，老陳一家五口擠在十年前建的二層樓房里。他在浙江打工時每月能掙6000元，現在回到家鄉，唯一的收入來源是四畝水田和偶爾的零工。“在城里攢下的錢，像冰塊一樣在太陽底下融化。”老陳苦笑著說。

這就是返鄉潮背后的真相——不是衣錦還鄉的榮歸，而是失去生計之后生存壓力下的撤退。

當團聚的喜悅漸漸淡去，嚴酷的生計問題浮出水面。

農村，這片承載著鄉愁的土地，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

農業的難以獲利性已成頑疾。

我國工農業剪刀差的現象從始至終都存在，化肥、農藥、種子一直都在漲價，但是糧食價格基本沒有漲價。

在東北，種一畝玉米的凈收益不足500元，僅相當于城市一天的日薪；在河南，一畝麥田收1000斤已經非常厲害了，2024年6月的價格約1.20元/斤，那么一畝麥田的收入是1200元，刨開成本，所剩無幾；在西南山區，留守老人顫巍巍地扛著鋤頭爬上陡坡，種植的玉米剛夠養大年豬。小農經濟在現代化市場中步履維艱，有限的耕地、分散的經營、高昂的生產成本，讓“務農致富”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

更令人憂心的是農村的隱性失業。青壯年回到家鄉，卻找不到合適的就業崗位。一個中部省份的村莊，返鄉的200多名勞動力中，超過六成處于半失業狀態。村干部坦言：“他們回來了，但我們給不了他們未來。”

有限的資源正在被加速消耗。曾經靠打工收入建造的樓房，如今失去了持續的資金注入。農村合作醫療的繳費壓力增大，人情往來的開支卻分文不能少。在甘肅某個村莊，一位返鄉農民直言：“在城里，我是窮打工的；回到村里，我成了吃老本的。”

家庭團聚的溫暖，抵擋不住口袋空空的寒冷。

面對這一重大社會轉型，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和務實的解決方案。

千萬不能聽信某些“虎狼專家”的建議——恢復農業稅，讓農民體會“當納稅的快樂”。這種背離民意的言論，無異于在傷口上撒鹽。農民為國家發展貢獻了整整幾代人的青春，如今他們需要的是扶持，而不是負擔。

政府應當認識到，這不是暫時的困難，而是結構性的轉型。我們需要的是系統性的農村振興，而非應急性的安撫措施。

首要的是創造農村就業機會。不是每個鄉鎮都能建起產業園，但可以發展適合本土的產業——特色種植、鄉村旅游、手工藝品加工。在浙江某縣，返鄉青年帶領村民發展電商，將當地竹編賣到了全國，創造了近百個就業崗位。

農業轉型升級同樣迫切。推動合作社模式，實現規模化經營；打通農產品銷售渠道，讓好產品賣出好價錢；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幫助農民向“新農人”轉變。在四川某地，專業合作社統一采購農資、統一技術標準、統一品牌銷售，使社員收入提高了三成。

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改善更是當務之急。提升農村教育質量，改善醫療條件，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這些都能為農村發展創造基礎條件。

農民工返鄉潮帶來的家庭團聚，某種程度上確實緩解了留守兒童問題。但這種解決方式，如同用一個新的更大問題來覆蓋舊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妥善應對，曾經為城市建設流汗的農民工，可能成為新時代的農村貧困人口。

這不是危言聳聽。在田野調查中，研究者已經看到了令人擔憂的跡象：儲蓄耗盡后的窘迫、對前途的迷茫、家庭矛盾的增加......

鄉村振興，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它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需要切實可行的政策，更需要對這個為共和國做出巨大貢獻的群體的尊重與關懷。

農民工用他們的青春參與了城市的繁榮，現在，是時候讓他們在家鄉找到尊嚴和希望了。這個問題不僅關乎5000萬返鄉農民工的命運，更關乎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與長治久安。

當留守兒童問題“被解決”時，我們得到的不是終點，而是一個更艱巨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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