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失衡，天價彩禮，結不起婚的大量農村剩男該怎么辦？

如今縣城的外延擴張，經濟發展，往往以鄉村空心化為代價。

那些新修的高樓要人去購買，出租車與小餐館要人來運營服務，

而縣城里原本受教育較好的勞動力，又會被區域中心城市甚至北上廣深吸走。

于是縣城為了維護發展，只能持續從農村汲取人口。眾所周知資源要追隨利潤，人也要追隨機會。

由此，鄉村的蕭條、空心化甚至逐漸消失，似乎成了難以避免的結局。

畢竟年輕人要進城打工、買房、扎根。農村留下的多是老人、殘疾人，另一類便是拿不出彩禮、結不起婚的單身男性。

這一次我們就來看一看在縣域城市化進程中付出代價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群體。

最近，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黃振華教授團隊發布了關于農村大齡男青年婚配狀況的調查。

課題組在全國26個省區市的119個村、1785個農戶中進行抽樣調查。調查結果結果顯示

超過四成的村莊存在較為嚴重的大齡男青年婚配難題，其中中部地區比東西部更突出。

從結果能看出，農村男性的婚配問題已經是一個普遍性問題。那又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從宏觀角度分析，性別比例失衡是大齡男青年婚配難題的一大原因。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男性人口為72334萬人，占51.24%，女性人口為68844萬人，占48.76%，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

數據發布后，網上流傳出“三千萬光棍”的說法。

這個說法并不準確，婚戀這種行為是動態而復雜的，并不會自動分配出誰去做光棍。

但是性別失衡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三千萬光棍”雖然不切實際但是也提醒我們在婚配層面，性別矛盾正在變得尖銳。

再去看適婚人群的數據。

國家統計局2022年的分年齡段性別比例數據顯示，1998年出生的適婚人群中，男女比例已超過1.13。

這意味著在20—24歲這個區間，男女比例是113:100，除此之外25—29歲區間的比例也不樂觀，維持在111:100。

從這個數據能直白的看出男性相對過剩的問題。

再去看全年齡段的男女比例，會發現我國的性別失衡竟然主要集中在適婚年齡。

根據數據顯示，90后整體性別比已超過100，00后的性別比更夸張。2001—2010年間，某些年份的新生兒性別比甚至突破120。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或許00后會有將近20%的男性會面臨婚配缺口。

不過有人主張“性別比例失衡不是問題”，理由是男性可以跨年齡段選擇女性，同齡比例失衡，只需要面向更年輕的女性年齡層即可。

但是這種看法并不準確以及成立。

第一點就是在婚配上搞“寅吃卯糧”的做法，只會將矛盾向后推移，最后累積成更難解的問題。

第二點就是這不符合與真實的婚戀市場。現實中并不存在“男性可以面向全年齡段自由選擇”的情形。

對于“老牛吃嫩草”的有一個必要前提，資源。

現實生活中我們常見的是農村女性外嫁到城市，而不是城市女性主動下嫁到農村。

由此我們能看出婚姻市場上關鍵不是年齡的比例失衡，而是有錢、有權、有資源者對弱勢男性的擠壓。

在當前城鄉差距大的現實背景下，這種擠壓體現為城市男性對農村男性的優勢。

這種擠壓植根于市場邏輯，又在車、房與彩禮上集中顯形，形成對男性，尤其是農村男性的強大壓力。

因此，再來看農村男性的擇偶難題，就會發現他不是近年的突發現象。

而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市場化確立以來，就已經開始普遍存在，并一路強化。

只不過如今它以財產為表現形式。但是在九十年代與本世紀初，針對農村男性的婚配壓力體現在拐賣婦女的黑色交易。

徐州“八孩女子”事件，正是那個年代殘留的真實寫照。

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是觀念問題導致的性別對立，進而在網絡上用“田園女權”與“男權”相互攻訐。

但是這些歸根結底還是經濟問題。

在農村，性別失衡帶來的婚嫁矛盾更加直白。婚嫁像是一場市場交易。剛認識或經人說媒，就要談妥彩禮、房車等條件。

根據調查不少地方流行彩禮十幾萬元。這對月均攢不下1000元的農村男性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彩禮方面這只是“平均水平”。

另外，彩禮還承擔著對雙方家庭階層差距的補償功能。

于是，男方家境越好，彩禮反倒可能不高；男方家境越差，反倒彩禮越高。

這就造成了一種奇怪現象，越貧困的家庭，反而婚姻成本越高。

婚嫁高昂的成本不僅讓男方家庭負債，還讓適婚的農村男性在婚嫁市場更加弱勢。

并且，現在不少村莊，婚事是由女方家庭主導。

只要家里有適婚女兒，上門說媒便絡繹不絕，甚至連帶孩子的離異婦女也不放過。

根據調查，不少男性表示只要女性處在生育期，并不介意多一個“現成”的兒女。

不少男性在傳統觀念影響下，把傳宗接代看的更重，女性被看作“生育的載體”。

眼下男性在婚嫁上之所以表現出低姿態，多是近十余年來經濟地位的持續下滑所致。

但是頑固的舊觀念，又造成了男女性別比失衡，又進一步加深了婚姻上的惡性循環。

另外農村男性的這種困境弱勢還帶來更惡劣的其他影響。有部分農村女性意識到自身在局部市場中的稀缺，從而在不同男性間周旋。

那些讓人為自己花錢，結了又離、甚至騙取彩禮之類的事逐漸變多。

有不少男方家庭因為結婚變得一貧如洗，但至少“成了家”。還有更糟的情況是人財兩空。

這對某些年紀已大的單身漢來說，意味著自己的養老錢也隨風而逝。

這里說結婚的成本只是一個切面，農村男性所面臨的壓力是全方位的。

城鎮化的逐步推進你意味著農村男性在婚戀市場要與城市男性競爭，甚至隨著女性外出務工并進入勞動力市場，村里的男性還要與更大范圍的人群競爭。

城鎮化打破了以往隱性的地域保護，不少女性有了更多的選擇。

隨著市場化的加深，消費主義逐漸替代勤儉節約的價值觀，眾人競相攀比。

許多人打工掙的工資甚至還不夠還賬，信用卡要辦幾張倒著還，花唄白條也是能用就用。

對于來自農村的年輕人來說，既要在城里買房，又要支付彩禮，還要維持體面的消費，難免捉襟見肘。

另外，人情往來也不能落下，經濟壓力巨大之下逐漸把部分農村男青年推向潛在的不穩定。

不少農村男性參與賭博，已經成家的男人還有妻兒勸阻，那些單身者往往沒有顧慮，逢年過節，可能把一年的收入都丟在牌桌上。

這些問題在城鎮化狂飆的階段，還能有所緩解。

畢竟進城打工總能找到工作，哪怕過年回鄉輸個精光，來年還能進城再拼。城市提供就業機會，生活也有盼頭，婚娶也還有希望。

但是一旦經濟收縮，城市崗位減少，農村男性在城市找不到合適的崗位，被迫退回農村，矛盾便會集中爆發。

失業的農村未婚男性，就會從“潛在的不安定”變成真正的不安因素。

他們甚至很難在統計中被看到。我國城鎮在調查失業率時，是不包含農村人口的，即便許多人實際上并不從事農業生產。

但是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

作為市場經濟全鏈條的底層，他們在增長期分到最少的利益，在下行期卻要承擔更高的成本。

這些問題很容易他們發展成社會問題、治安問題，最終可能演變為犯罪問題。

不少地方也有政策上的行動。

例如多地推出“紅娘獎”等行為鼓勵為農村適婚青年牽線，也有地方移風易俗，官方抵制高額彩禮，反對婚禮大操大辦，降低結婚成本。

只是這些行為與現實的經濟壓力相比，更像是隔靴搔癢，治標不治本。

但是不改變農村男性在經濟結構中的弱勢地位，不持續推動健康的城鎮化，僅僅依靠這些舉措，很難觸及根本。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加強對農村收益的支持，顯然是在對婚配困難等問題進行系統應對，也隱含著想通過農村改善生育率的想法。

在這種經濟受阻的階段，資源越需要向底層與弱勢傾斜，盡量穩定他們的收入，降低生活成本。

弱勢群體的生活預期成本本就不高，維護預期的實際成本也不大，一點點福利投入，就能換回實在的獲得感與安全感。

對于農村未婚大齡男性而言，同樣如此。經濟問題才是根本問題。

若是這些根本問題一時難以解決，那么“隔靴搔癢”的措施多一些、力度再大一些，也能緩解農村婚配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