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國共分裂后，興起的武裝暴動有多么恐怖和慘烈？

1927年國共分裂后，我黨領導層內部在新形勢面前始終存在著嚴重的思想和理論的混亂，對眼前發生的巨大變動難以適應。甚至革命的表現形式越來越激烈，武裝暴動便成了革命的主要手段。而革命的暴動政策從一開始就照搬了俄國革命紅色恐怖的經驗。

據1928年2月11日的《中共江蘇省委改造組織問題的報告材料》記載：“至于殺人放火，這是階級斗爭到你死我活的時候，必須用的手段，這是不能避免也不應避免的。中國革命到了現在，你不殺他，他就殺你；你不燒他，他就燒你……我們還怕殺了敵人以后沒有人吃飯嗎？我們還怕燒了狗窩以后便造不出洋樓嗎？”

然而，現實中并非如此簡單，即使是在一些領導人的頭腦中，對該殺什么人，該燒什么房，他們的認識也還是十分模糊。中央馬上就制定了一個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計劃，把革命勝利的希望寄托在群眾暴動的方式上。

1927年8月，《中央復湖南省委函》、《中央常委關于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提出了“殺盡一切土豪劣紳大中地主工賊農賊國民黨右派貪官污吏”，“大殺大滅豪紳資產階級的權勢與勢力”的激烈口號。

1927年10月24日，《中央通告第十三號》要求“必須極嚴厲的實行殲滅政策”，故不僅要盡量殺戮，還要摧毀包括官府、銀行、工廠、店鋪和房屋在內的一場“反革命工具”。這一政策推行的結果，是多數地方暴動后都“大燒大殺”。

據《黃克誠自述》說，湖南暴動“不但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的房子，而且連縣城的整條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陽至坪石公路兩側十五華里的所有村莊都燒掉” 。

1929年1月12日，《滕代遠向湖南省委的報告》記載，湖南平江暴動后，“殺戮豪劣和反動分干。計在數千，而同志和革命民眾殉難的，亦不下數千人”，以至“數十里或百數里，幾無一棟完善的房屋，無一處盡青的山，共計全縣被燒的房子，總在十分之四五”。

雷經天在《廣西的蘇維埃運動——廣西黨與蘇維埃紅軍運動簡史》中說，廣西左右江暴動的農民赤衛軍“攻下豪紳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殺一個精光”。

據汕尾市革俞老根據地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等編的《海陸豐革命根據地》記載，廣東海陸豐地區暴動，農民“對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地就地殺戮”，“剖腹割頭”，“財產一概沒收，房屋一律焚毀”。兩縣地主早已逃跑，卻還是殺了2400多人。

革命應該有階段和策略的講究，但許多人干脆認為中國革命現階段到了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的程度，革命應該采取蘇維埃的暴動方針！蘇維埃革命任務的提出，更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以民眾暴動為唯一革命！

因組織農民遠比在城市組織工人暴動要容易得多，此前中央領導的各地民眾暴動，基本都是農民暴動。但在理論上和俄國蘇維埃革命的歷史上，城市工人的暴動才是革命勝利和鞏固的“先決條件”。因此，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中央，其實都一直寄希望于城市工人的暴動。

1927年12月11日，數千赤衛軍和起義的教導團等少量軍隊一起，在共產國際軍事代表紐曼、蘇聯駐廣州領事館領事和張太雷、葉挺的共同指揮下，舉行了大規模的武裝暴動。次日召開了有數百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宣告組成了蘇維埃政府。但暴動僅僅一天，情況就逆轉了。結果是數以千計的赤衛軍被屠殺，蘇聯領事館人員多人竟也被國民黨人殺害，曝尸街頭。

還在敵軍向廣州反撲時，中共中央都在上海研究如何立即在廣東全省、在兩湖及江西，以至在全中國開始“大暴動”。為此，中央公開發表告全國工農民眾書，號召工友、農友、士兵弟兄統統暴動起來，并宣稱：“這次廣州暴動是廣東總暴動的開始，是全國各地工農暴動的信號”，只要四處發動，必可得“最后的勝利”。

廣州暴動失敗了，但這并不能使其產黨人的頭腦完全冷靜下來。共產國際代表在獲悉廣州蘇聯領事館副領事等五人同大批共產黨人及暴動工人被殺害之后，已深知“現在立即總暴動，將必敗于殘酷的反動之手”，故明確表示“不能作如此的盲目爭斗”，制止了中共中央進一步擴大暴動和發動全國總暴動的盲動措施。

同時，廣州暴動失敗之后，蘇聯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蘇聯紅軍、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托洛茨基，更明確地認為中國工農群眾革命已經失敗，暴動及蘇維埃政策應當停止，共產黨應仿照俄國1905年革命（而非1917年10月革命）之后的策略。

遺憾的是，在國共分裂之后，共產黨人的革命方式主要是武裝暴動，而暴動接連失敗導致損失慘重。可以僅從1927年9月10日的《羅亦農關于湖北工作的報告》中略見一斑：武漢的黨員，7月武漢分共前夕有8000人，8月初就驟然減至3000人，8月中旬更減至2000人，到9月就只剩1000人左右了。到11月底，中共中央實際可以掌握的黨員人數，已經從五大時的5.8萬人銳減到1萬余人，減少了4/5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