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博古想不通，周恩來同他有次長談：我們都不適合當統帥

1935年1月5日晚，紅一軍團紅二師紅六團在渡過烏江之后，冒著大雨突進至距離遵義僅四五十公里的地方。

在中革軍委“迅速占領遵義”的命令下，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還來不及烤干衣服，就指揮紅六團兵分兩路向遵義發動進攻。

1月7日凌晨，紅軍占領遵義，遵義城內的黔軍守敵，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從城北門倉皇逃走了。

應該說紅軍占領遵義可以說是兵不血刃，因為黔軍的戰斗力之差，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防御來。

當然，讓所有紅軍戰士都沒有想到的是，遵義即將發生一件足以改變他們命運的大事。

一

在遵義會議時，中央的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形成了。

這里需要格外說明。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

之所以要在莫斯科召開，因為那時國內革命處于低潮期，白色恐怖到處蔓延，再加上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也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也要派代表團出席，因此最終決定在莫斯科召開。

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迫切需要共產國際支持。

六大選舉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并在隨后的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了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

1928年7月20日，在六屆中央政治局一次會議上，選舉向忠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也正是因為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因此會議的決議也受共產國際影響特別大。

客觀來講，六大會議的決議方向基本上正確（即中國革命當前仍然處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但因為六大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缺乏基本的認識，因此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對中國革命并沒有起到作用，反而帶來很深重的災難。

向忠發雖然當選為黨的領導人，但實際并沒有擔負起領導的重任。

六屆一中全會后，主要負責宣傳工作的李立三在積極貫徹黨的六大指示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在兩年時間里，使得黨逐步從極其嚴重的境地緩過來一絲精神。

不過，李立三錯估了革命形勢，特別是在中原大戰后，李立三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因此主張“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

李立三所提出一系列的主張，后來被稱為“立三路線”。

“立三路線”的貫徹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不過，比較好的一點是，李立三比較快的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于是在1930年9月的六屆三中全會上，主動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

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領導工作實際由周恩來、瞿秋白負責。

不過，因受共產國際影響，當時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以及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國際來信會議的發言記錄傳到莫斯科，瞿秋白、周恩來逐步成為六屆三中全會所謂“調和主義”錯誤的主要責任人。

為了避免分歧以及進一步造成黨的分裂，周恩來主動承擔了責任，并與瞿秋白一起請求退出中央政治局。

時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米夫在綜合考慮后，決定“留周去瞿”。

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此次會議完全是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召開，在米夫的扶持下，原來甚至不是中央委員的王明被選入中央政治局，但米夫考慮到王明威望不高難以服眾等因素，保留了周恩來、項英、羅登賢、關向應、毛澤東等原政治局成員，其中周恩來仍任常委，負責主持組織以及軍事工作。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王明回國后，曾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強烈提出要全面換班的要求，但在米夫反對下，沒能成功。

不過，從此開始，在共產國際扶持下，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奪取黨中央領導。

當時六屆四中全會還責成政治局，要求為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

二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深重危害。

特別是白區的黨組織基本上都被破壞了，特別是在1931年5月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敵人逮捕以后，黨中央在上海也難以立足，只好退到了蘇區。

與之相反的是，中央蘇區以及各個根據地的發展蒸蒸日上，盡管當時經由王明派出的一部分貫徹其“左”傾冒險主義的干部來到蘇區，對蘇區的發展產生了壞的影響，但總體而言還是處于積極發展。

不過，也恰是在這個時候，共產國際需要中共派一個人到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并參加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

基于國內情況，王明決定遠赴蘇聯，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為了繼續掌握黨的領導權力，王明在走之前指定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成員包括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云，其中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常委，并由博古負總責。

要知道當時博古年僅24歲，才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書記，只是因為積極貫徹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

在當時，王明坐鎮共產國際發號施令，博古在國內負責執行。

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維持了很多年。

1933年，博古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后，與李德發號施令，繼續貫徹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毛主席等一大批富有經驗的領導者因之被排斥在領導崗位之外。

1934年1月15日，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全會仍然肯定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

也正因為如此，從1933年9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后，因倉促應戰，加上以陣地戰代替了過去的游擊戰、運動戰，紅軍苦戰了一年多，卻最終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根據地反而不斷縮小。

盡管當時已經有人提出了不少反對意見，但因博古、李德掌握領導權力，不斷排擠這些正確的聲音，導致了紅軍內外交困的局面。

在長征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義錯誤，因采取“搬家式”的辦法，嚴重拖垮了紅軍行軍速度，致使紅軍在過湘江時付出了巨大的損失。

不僅僅是在普通紅軍指戰員心目中，就連黨的領導人中，對博古、李德不滿的情緒已經上升到了頂點。

三

1934年12月12日，中革軍委在湖南省通道縣召開會議，史稱“通道會議”。出席會議的又博古、朱德、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七人參加。

針對當時國民黨軍可能已經知道紅軍想要過湘江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情況，毛主席力勸博古、李德等人放棄原計劃，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

盡管博古仍然表示反對，但當時與會的成員中，絕大多數都贊同毛主席的提議，就連張聞天、王稼祥也都贊同。

這為后來遵義會議埋下了伏筆。

黎平會議后，張聞天、王稼祥在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交流看法，當時兩人達成了一致觀點：

“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br/>

應該說，此次橘林談話，對黨中央后來改選領導核心有很重要的作用，這兩個人在遵義會議上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

“橘林談話”的情況后來也在許多紅軍高級將領之間傳開，客觀上為毛主席出山指揮做了輿論上的鋪墊。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中，會議改組了中央的領導機構，選舉毛主席為，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并決定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周恩來作為黨軍事上最后下決定者。這等于解除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對于自己在遵義會議上遭到批評，博古一度想不通，甚至很鬧情緒。

10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兵分三路向向土城方向開進，當時川軍郭勛祺部也尾隨而至，臨危受命的毛主席在觀察了土城一帶地形后，決定在此伏擊川軍。

不過因為情報失誤，當時紅軍誤以為追擊的川軍只有四個團6000余人，但實際打起來以后才發現，追擊的川軍是六個團上萬人。

土城一戰是毛主席復出以后的第一戰，結果失利，不光是毛主席心情欠佳，就連許多干部也議論紛紛，博古更是說：

“看起來，狹隘經驗論指揮也不成?！?br/>

1935年2月5日，中央紅軍抵達川滇黔三省交界處后，再度召開了重要會議，史稱雞鳴三省會議。

此次會議決定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分工，即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博洛交權）；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應該指出的是，促成“博洛交權”的是包括雞鳴三省會議以及后續茍壩會議，這其中還經歷了一個過程。

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設立“前敵司令部”統一指揮，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紅軍再度成了“朱毛紅軍”。

因為有了遵義戰役的大勝，驅散了土城戰役失利的陰影，中央紅軍在遵義、鴨溪、白臘坎一帶休整待機，徘徊誘敵，前敵司令部駐扎茍壩期間，時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寫信建議攻打打鼓新場。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不光是朱老總贊同林彪的意見，甚至在后來的軍委會議上，毛主席提出比較慎重的意見，認為打鼓新場不能打，然而在場支持的人也并不多。

此次會議上，毛主席因堅持自己的意見，與大伙鬧得很僵。

據周恩來事后回憶：

“毛主席回家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這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br/>

后來事態的發展，也證明了毛主席的遠見卓識。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周恩來主張讓毛主席來擔負統帥之責，他后來曾與博古有過一番推心置腹的談話，其中大概得意思是：

“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br/>

1935年3月11日茍壩會議上，中央決定采納毛主席的意見，改變過去“集體指揮”、“少數服從多數”的模式，要集中軍事指揮權力。

第二天，毛主席的建議得到了一致通過，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又稱“三人團”）。

盡管周恩來仍然擁有最終軍事決定權，但他的大公無私使得毛主席成為實際的決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