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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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勝軍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習近平】

幾個世紀以來，從英王特使與中國官員關于拜見乾隆皇帝要不要下跪的禮儀之爭開始直至今日，西方社會時常對中國感到困惑。中國似乎是一個謎一樣的國度。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有何獨特之處？為什么連英國外交大臣談到中國時都會想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古話？為什么中國能成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文明？中國為什么會形成“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而非像諸多拉美國家那樣照抄照搬歐美模式？為什么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而非西方化？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其中，美國政客心中的“中國威脅論”是導致國際沖突的最大風險。西方之所以存在“中國威脅論”，很大程度上是推己及人的結果：西方在近代以來，國強必霸，大肆殖民亞非拉國家。由此，他們推定中國強大起來也會復制西方的帝國模式。這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嚴重無知。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李懷印的《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對“中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其核心觀點是，要理解現代中國的生命力和競爭力，必須摒除源自歐美國家歷史經驗的理論預設和概念架構。

與眾不同的“中央王國”

在世界眾多國家中，中國在很多方面頗為與眾不同。中國最大的兩個特征是：大、強。大，是指中國擁有超大規模領土與人口；強，是說中國擁有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體制。此外，中國91%人口是漢族，這種人口的高度同質化在世界上也絕無僅有。

今天的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昔日帝國”基礎之上的國家。中國還是所有大國當中，唯一一個拒絕西方代議制民主體制的國家。

中國在地緣政治上也奉行獨特的模式。我們可以把國家間關系分為3類：1）國與國的平行關系；2）帝國內部的垂直關系。例如今天的日本、韓國，本質上都是美帝國的附屬；3）“中國模式”，中國的王朝滿足于與附屬國的禮儀性交往，附屬國的貢品之價值通常低于朝廷回贈的禮品。

與其他帝國的殖民政策不同，清廷對邊疆的稅賦要求微乎其微。逐漸地，中國從清代以前以漢人為主體的原初族群國家，演變成一個多族群、邊界日趨清晰的疆域國家。因此，這些邊疆即使在清朝垮臺之后，依然接受中央的名義或實質性控制。即使在清朝崩潰后的軍閥混戰時期，也沒有一個軍閥試圖脫離中國另建一個獨立國家。這與其他帝國形成鮮明對比：帝國一旦崩潰，邊疆、屬地紛紛宣布獨立。蘇聯的解體也是如此。

為什么中國不是帝國？

中國愛好和平，這不是一句空話。對比一下奧斯曼帝國與清朝就能發現巨大的差異。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始終是不停息的征戰，疆域也一直在變動之中。清朝自1640年之后長達半個世紀未從事疆域的擴張。是否依靠武力擴張來維持王朝的存在，是理解奧斯曼與清朝不同結局的關鍵所在。

從秦朝抗擊匈奴以來，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大多具有防御性質。一般的帝國，其動力均來自宗教訴求或對土地、人口和財富的貪得無厭，而不是自身防衛。中國則相反，“長城”最能代表中國的內向特質。

以清朝為例，其疆域整合顯示出與其他帝國截然不同的動力。清廷之所以在1690年發動一系列征討，是因為準葛爾蒙古部落直接對京師構成了威脅。此后對緬甸、大小金川用兵，也均為回擊或平亂性質。左宗棠曾經說：

——是故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 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陜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1757年，哈薩克可汗有意將哈薩克全部土地獻給清朝，被乾隆皇帝拒絕了，他說：哈薩克自古不通中國，與屬于蒙古一部的準葛爾并不相同。

諾獎得主科斯提出的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存在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這一解釋用來解釋中國的邊界也很有意思：宋朝和明朝，持續面臨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致命侵擾，消耗了大量財政資源和人口。清朝呢，一舉將蒙古、新疆和西藏納入版圖之后，再無傳統意義上的邊患，國家治理成本大大降低，因此清朝的軍費和稅率降至更低水平。清朝的努力重新界定了中國的最優邊界。

一個當代的案例是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國將這場戰爭稱為“對越自衛反擊戰”。20世紀70年代越南統一后，其國內推行排華政策，在中越邊境制造浦念嶺、庭毫山等武裝沖突事件，并侵占中國南沙群島96%以上的島嶼，1978年越南在蘇聯支持下入侵柬埔寨，嚴重威脅中國邊疆安全。從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越南武裝挑釁達700余次，入侵中國領土160余處，打死打傷中國軍民300余人。1979年訪美期間，鄧小平擲地有聲：“越南小朋友不聽話，該打屁股嘍！對于越南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美國總統卡特謹慎地提到了美國在越南的“教訓”。鄧小平幽默回應：那要看是哪個國家的軍隊。1979年2月中國發起反擊作戰，到3月上旬，中國軍隊攻克越南北部一系列重鎮，越南首都河內已經完全暴露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火力射程下。3月5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自衛還擊作戰的預期目的已經達到，自當日起參戰部隊開始回撤，并重申：“我們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絕不容許別人侵犯我國領土。”至3月15日22點20分，中國軍隊最后一輛軍車回到中國領土。

中國近代為什么沒有被列強肢解？

晚清的歷史雖然充滿了挫折和屈辱，但放眼世界，它更是一部國家轉型成功的歷史。在近代，絕大部分“非西方國家”淪為殖民地，而中國在1911年清朝崩潰時，已經在軍事、行政、外交等諸多方面經歷了相當程度的現代化，因此成為幸免于淪亡的少數幾個非西方國家之一。

在日軍1937年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前，在蔣介石政府領導下，一個政治和軍事上統一的強大現代國家已經初現端倪。這對動員全國力量抵抗日本，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國民黨政府最大弱點是“半集中主義”（semi-centralism）。中國共產黨最終打敗國民黨，正是因為共產黨做到了政治、軍事、財政和認同方面的“全面集中主義”（centralism），尤其是成熟的草根動員模式，以革命的名義實現了對國家的再造。

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在革命之前，從未經歷長期的政治分裂，革命本身也沒有長期追求統一集權的歷史背景。換言之，這些國家政權的歷史正當性，遠不及1949年后的新中國。

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慶祝大會

帝國主義列強原本可像對待其他亞非拉國家一樣，對中國進行殖民統治，無奈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龐大、政府體系復雜且能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有效調控的對手，這導致任何帝國都無法單獨吞并中國。日本憑借軍事實力雖逞兇一時，但在中國的民族建國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條件下，兩國在人口、幅員和資源上的不對稱，注定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

美國兩次失去中國

美國曾經兩次“失去”中國。

第一次是美國傾力扶持蔣介石政權，后者卻慘敗給中國共產黨。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美國與中國的關系：1944年至1949年間》。白皮書嚴詞批評蔣介石，表示國民黨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失敗，與美國無關，美國在戰后中國情勢已盡力而為，最后失敗應由中國國民黨負起全責。

第二次就在眼前。尼克松總統在1967年發表于《外交事務》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解釋他未來的策略：”長遠來看，我們不能把中國永遠排除于世界各國之外…只有中國有所改變，全球才能安全。因此，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引導(中國產生)變化。”結果呢？2020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 ，正式宣布對華"接觸（engage）"政策全面失敗，從此走向以"遏制（contain）"為主的對華戰略：

——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承諾很大程度上基于這樣一個期望，即不斷加深的對華接觸將會刺激其經濟和政治的根本性開放...四十多年之后來看，這種戰略顯然低估了中國的意志……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以及與世界不斷接觸并沒有導致與美國期望的那樣的秩序相接軌。

筆者認為，美國兩次失去中國，其實都源于同一個原因：美國壓根兒不懂中國。美國的政治精英一貫缺乏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復雜性的洞察，“西方中心論”蒙蔽了他們的眼睛，致使無法客觀地看待中國。

在歷史上，中國，“中央王國”，認為是世界的中心，傳統上是東亞唯一的主導力量，具有文化和政治上的優越性，這決定了中國很難融入以歐美為中心的體系。

由于華夏族群在同化其他民族上且又吸納異族文化遺產的非同尋常能力，才使得中華民族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繁衍不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彰顯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西方偉大的哲學家羅素一針見血：

——佛教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不會將中國人變成歐洲人。

成吉思汗的子孫創建的元朝，成為短命王朝，最根本原因是其拒絕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清朝充分汲取了這一教訓。順治帝為明朝崇禎皇帝修建陵墓，封孔子后裔為衍圣公。康熙帝1684年親赴曲阜，在孔子像前三跪九叩，超過了漢人皇帝的二跪六叩。康熙還五次以同樣禮儀祭拜了明太祖朱元璋。清朝比任何一個漢人王朝都更真誠地尊崇儒家仁政理念，提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中國在文化上的統一有幾個關鍵節點：1）商朝和西周時期華夏族群從黃河中游向東、南擴張，形成華夏文明核心地帶；2）秦朝以中央集權的體制取得了分崩離析的封建體制；3）漢代“獨尊儒術”將儒家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4）隋朝唐朝以后的科舉制，使得士人地位上升。

清末代議制的初步試驗，部分源于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傳播，但并無強大的獨立于朝廷的社會政治力量作為其支撐，遠不足與內生的、以統治者為核心的權力等級秩序和相關的政治文化相抗衡。

中國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結構，是中央與地方勢力反復博弈的結果。國民黨的失敗，證明“半集中主義”并不適合中國的土壤。

二戰后，在原先殖民地的基礎上，民族國家紛紛獨立。但這些國家是人為地匆忙產生的，且大多以歐美代議制民主為仿效，結果是持續的政治不穩定、族群沖突、戰爭乃至種族滅絕、經濟貧窮，淪為“失敗國家”。中國的路徑，則完全不同。

中國的建國力量，從晚清的改良派、立憲派，到民初的革命黨人，都曾一度傾心于歐美的建國模式，但中國的體量太大、歷史慣性太強，使得移植自國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終不得不讓位于中國自身傳統和資源的內在動力和邏輯。

劉勝軍

堅持講真話的經濟學家

政治經濟學+大歷史觀

2014 年參加總理經濟座談會

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

佛山市決策咨詢委員會第一屆專家委員

致公黨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委員

山東省人力資源發展促進會首席專家

長江國際商會首席專家

著有《下一個十年》

人大·中歐·華東師大

山東·菏澤·定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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