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要成日本第一個女首相，日本女權卻把她開除女籍

2025年10月4日，64歲的高市早苗在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以185票擊敗對手，成為該黨百年歷史上首位女性總裁。

按照日本政治慣例，她將在10月15日的臨時國會上被指名為首相，由此成為日本憲政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

但就在她要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女首相之際，她卻遭到以上野千鶴子為代表的日本女權的反對，這些人甚至說高市早苗不是女性，直接給開除了女籍。

對，你沒看錯，在以保守著稱的日本政壇好不容易出現第一個女首相后，最先反對她的卻是日本女權主義者。

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壇的確是一個異類，出身普通家庭，沒有背景，邊打工邊讀完大學，當過新聞主播，照顧過病重的丈夫，還帶三個繼子女。

從政后一路磕磕絆絆，最后在自民黨的男權體系里殺出一條路、

這不是很勵志嗎？這不應該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大女主奮斗爽文嗎？

那為什么這個勵志的高市早苗卻被日本女權主義者嫌棄呢？

這或許要從高市早苗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思想說起。

高市早苗的保守主義底色，早在童年時期就已埋下伏筆。

1961年，她出生于奈良縣一個雙職工家庭，父母秉持“男孩優先”的傳統觀念。當她同時收到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時，家庭卻以“節約學費供弟弟上學”為由，讓她選擇了學費更低的國立神戶大學。

這段經歷沒有讓她反思性別歧視的不公，反而讓她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認知。她后來在采訪中提到，“女性應專注家庭，男性負責社會”是“自然秩序”。

大學期間，她騎改裝摩托、染粉發“炸街”的叛逆行為，被日本社會學者解讀為“對自身女性身份的不甘”，但這種不甘最終沒有轉化為對性別平等的追求，反而讓她更向往“男性強權”，并在后來成為傳統性別觀念的“頑固捍衛者”

進入政壇后，高市早苗這種保守主義思想逐漸轉化為具體政策。

在社會議題上，高市早苗的立場與“進步”二字幾乎絕緣。

她堅決反對“夫婦別姓”制度，認為“一個家庭必須共用一個姓氏，這是家庭紐帶的象征”。

她還公開反對女性繼承天皇之位，稱“皇室血脈必須由男系男子延續，這是日本的傳統”

在她看來，女性的價值更多體現在生育和家庭中

她曾在演講中呼吁“女性應回歸家庭，生育三個以上孩子”，并主張削減職業女性的育兒補貼，理由是“避免女性因福利而不愿生育”。

而高市早苗這些主張和日本女權運動是直接對立的，甚至就是水火不容的。

上野千鶴子認為高市早苗的“努力主義”可能掩蓋了制度性障礙對女性的限制，她對高市早苗的成功并不欣賞，認為這不過是在父權邏輯下的成功，本質上還是對女性的壓迫。

上野千鶴子說高市早苗是“男權政客的跟屁蟲”，指責她在村上正邦等保守派大佬的授意下，長期充當反對性別平等法案的“急先鋒”，卻從未提出過任何改善女性職場環境、推動同工同酬的政策。

日本女權組織“女性行動網絡”曾發起聯名信，稱高市的政策“本質是讓女性退回家庭牢籠”，她的存在“不是女性的勝利，而是保守主義的勝利”

高市早苗遭到女權反對的核心原因，在于她的“女性身份”與“保守立場”形成了危險的錯位：她打破了性別壁壘，卻用這個位置加固了性別不平等的結構。

從現實政策看，她的主張正在實質性倒退日本性別平等進程。

日本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排名長期徘徊在100名左右，女性議員占比僅15%，企業高管中女性比例不足5%。

而高市早苗不僅沒有推動改革，反而在2024年公開反對《女性活躍推進法》修正案，該法案本擬規定“企業董事會女性比例需達30%”，她卻以“破壞企業自主經營”為由投了反對票。

更讓女權主義者憤怒的是她對“性別工具化”的利用。自民黨在選舉中刻意放大她的“女性身份”，將其包裝為“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先鋒”，卻對她的反女權政策避而不談。

上野千鶴子說，“高市早苗是男權社會最理想的‘女性政客’——她認同男性制定的規則，甚至比男性更激進地維護這套規則”

2004年，她為獲得政治資源，與國會議員山本拓閃電結婚并改隨夫姓；2017年因政治利益分歧離婚后改回原姓；2021年為鞏固保守派票倉復婚時，又要求丈夫改姓“高市”。

上野批評這種反復改姓的行為“是對女性身份的背叛”：“她用婚姻做政治籌碼，卻要求普通女性遵守‘夫唱婦隨’的傳統，本質是將性別規則異化為權力工具”

高市早苗出身普通家庭，早年因性別歧視失去教育機會，但是她從來沒有想過為底層女性發聲。

反而她主張削減育兒補貼，而這恰恰損害的是單身母親和非正規就業女性的權益，反對夫婦別姓限制的是職業女性的身份自主，而這些群體正是日本女權運動的核心力量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高市早苗要成為日本第一個女首相了，日本女權主義者卻一點不開心，因為這并不是女性平等的勝利，只不過是一個女性套著一層女性獨立自主外殼，內核卻還是保守的男權的勝利。

但高市早苗并不在乎，在政治的權力場里，什么主義都不過是一層外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