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擇業后的“躺平”生活，西藏戰友的聚會，醉倒在家門口

早晨六點，生物鐘準時把我叫醒。窗外還是一片墨藍，樓下早點鋪的卷簾門嘩啦啦響著——這是我回到四川小縣城后最熟悉的晨曲。輕手輕腳翻身下床，妻子和女兒還在熟睡。客廳茶幾上擺著昨天剛到的包裹，打開是滿滿一箱風干牦牛肉，寄件人寫著“老西藏”。

這是老連長從日喀則寄來的。撕下一縷肉干放進嘴里，那股熟悉的、帶著陽光和風沙味道的嚼勁，瞬間把我拽回海拔四千五百米的營房。手機適時震動，微信群里正熱鬧：“老蘇，下周末聚聚？幾個老西藏都來。”

一

聚會定在省城。出門前，我往行李箱塞了兩件東西：一包老家自制的辣椒面，一瓶泡了五年的藥酒。妻子笑著搖頭：“你們這些老西藏，見面就惦記這兩樣。”女兒追到門口喊：“爸爸，少喝點！”我捏捏她的小臉：“放心，爸爸現在酒量不如從前了。”

動車穿行在蔥郁的盆地，窗外是望不到頭的綠色。這讓我想起第一次進藏時，列車窗外色彩如何從青翠變成土黃，空氣如何從濕潤變得干燥。那時我是剛從軍校畢業的排長，背著背包爬上卡車后廂，車廂里堆著罐頭和蔬菜，十幾個新兵擠作一團，用夾雜各地方言的普通話唱《說句心里話》。

如今，我們分散在天南海北。老連長轉業后在成都開了家小公司，指導員回山東老家當了公務員，炮班班長在重慶跑運輸，最年輕的排長現在已是副團長。而我這個政治部副主任，選擇自主擇業回到瀘州小城，每月領著兩萬多的退役金，過起了別人眼中的“躺平”生活。

二

聚會地點是家藏族同胞開的餐館。一進門，熟悉的酥油茶香撲面而來。老連長一把抱住我：“可以啊老蘇，胖了！”我捶捶他依然硬實的胸膛：“你也沒少長肉。”

沒有推杯換盞的客套，直接拎出各自的“珍藏”。我的藥酒，連長的青稞酒，指導員的茅臺——他小心地倒出小半杯：“老婆就給帶這些，意思意思。”炮班班長帶來一鐵盒糌粑，還是當年那個搪瓷缸，掉了漆的地方用透明膠纏著。

“還記得嗎？”老連長抿口酒，“老蘇剛當指導員時搞‘雪夜談心’，搬個小馬扎坐帳篷口，跟每個戰士聊十分鐘。”我笑起來。那時年輕，總覺得思想工作要做得“有聲有色”，結果第一個戰士進來十分鐘，光聽他講家鄉的女朋友了。后來慢慢明白，真正的政治工作不是講大道理，是聽懂那些沒說完的話。

最難忘的是在防空營當教導員那年。暴雪封山三個月，補給車上不來，罐頭吃得見底，戰士們開始啃干糧泡鹽水。我組織大家“畫餅充饑”——每人描述一道家鄉菜。湖南的剁椒魚頭、東北的豬肉燉粉條、廣東的白切雞……說得滿帳篷咽口水。最后輪到藏族戰士次仁，他小聲說：“我想吃媽媽做的糌粑。”整個帳篷突然安靜了。第二天，我把最后半罐水果罐頭全部分給了大家。

三

聊到當下，炮班班長拍著我肩膀：“還是老蘇瀟灑，說躺平就躺平。”我給他斟滿酒：“我這哪是躺平？是轉移陣地。”

自主擇業這兩年，我重新學會了生活。每天六點起床，給女兒做早餐，送她上學后去菜市場。下午看書練字，最近在讀《西藏佛教史》，年輕時在西藏只顧著守防，現在終于有時間讀懂這片土地。周末帶女兒回老家，陪父親下棋，聽母親嘮叨。父親是老兵，最愛問我帶兵的事，我說現在不帶兵了，帶女兒。他點頭：“帶好下一代，也是戰斗。”

但有些東西從未改變。比如晨跑時依然挺直腰板，比如書架上的書按高矮排列得像等待檢閱的士兵，比如深夜寫日記時不由自主寫下“今日無事”——

在部隊時最盼著這四個字，意味著無事故無險情。現在依然如此，父母體檢指標正常，女兒考試進步三名，妻子種的梔子花開了——這些平凡的“無事”，才是生活最大的勝利。

四

散場時已是深夜。我們站在街邊等代駕，像當年在駐地等換崗的兄弟。老連長忽然說：“其實咱們都沒離開部隊，只是換了個崗位戰斗。”指導員接話：“是啊，老蘇在培養小戰士呢。”他指的是我女兒，那個在視頻里敬軍禮像模像樣的小丫頭。

代駕是個年輕小伙，看我一身酒氣卻坐得筆直，好奇地問：“叔，您當過兵吧？”我閉眼點頭。他興奮地說：“我哥也在西藏當兵！”車窗外流光溢彩，我仿佛又看見雪山下的營房，看見那些十八九歲的臉龐。

到家已是凌晨。我堅持自己上樓，卻在門口掏不出鑰匙。門突然開了，妻子扶著搖搖晃晃的我：“就知道你得醉。”女兒揉著眼睛遞來蜂蜜水：“爸爸，你哭了嗎？”我抹把臉：“沒有，是風瞇了眼睛。”

躺在那張睡了十年的床上，我又成了蘇副主任，蘇教導員，蘇指導員。但很快，鼾聲如雷響起時，我只是個丈夫，父親，兒子。床頭柜上，那包牦牛肉干靜靜躺著，像一枚小小的勛章，提醒著我——

無論身在哪片陣地，只要心里裝著戰友、家人和那份責任感，就不是真的“躺平”。我們只是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守護著最值得守護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