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阿富汗的女人，過上了想要的生活嗎？

扎赫拉在史蒂夫·麥凱瑞攝影展

自 2021 年塔利班全面控制阿富汗，已經過去四年。這四年，女性被禁止接受中學以上的教育，不能工作，出行受限，連和親屬外的男性對視也是違法的。

逃離——成為許多阿富汗女性的心愿，也是外界眼中最好的選擇。

不過，成功出逃后，就能過上想要的生活嗎？今天的故事主角扎赫拉，一名在伊朗出生，在阿富汗工作，又逃亡至美國的 39 歲女性，還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在“夢想之地”美國，她從大學老師變為倉庫系統維護員，住在“有數百個室友”的老舊公寓里。由于創傷，她一度說不出話，一提筆就掉眼淚。“美國跟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樣......但作為一個阿富汗女人，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

今天單讀分享入選者丁海笑的作品《扎赫拉》的第一篇，《馬蒂斯的游泳池》，聚焦扎赫拉在塔利班占領阿富汗后成為在美阿富汗難民的生活。明后兩天，單讀將繼續講述她的故事。

本文獲得單向街基金會“水手計劃”支持。

馬蒂斯的游泳池

撰文、攝影：丁海笑

伊利諾伊州今年的春生得早，格倫埃林湖的水面正熠熠發光，層層碎浪像麥芒一般搖曳，幾只林鴨蹲在浮筏上，蕩來晃去。湖畔周圍漫游著美洲各地的山胡桃、棉白楊、北美白橡、西伯利亞榆，枝椏枯得發白。樹下，長椅上嵌著紀念往生者的金屬銘牌——“筑碑”的認捐價格是植樹 1000 美元，置椅 4500 美元。

風呼嘯著，湖濱的船屋，健行、牽狗、遛娃的路人，警告紅翅黑鸝襲擊的提示牌，雙頰和脖頸被曬得透紅、蓄著絡腮胡須的白人園藝工，垂釣者與他父親留下的泛著銀光的初代龐蒂亞克“火鳥”，湖邊獨坐、暗自抹淚的少女……眼下的一切，讓我想到了瓦爾登湖。五點太陽就微黯了下來，生活總算落入平靜了，給予我們短暫而乏力的喘息。

格倫埃林湖

幾個月前，扎赫拉獲得美國人道主義庇護資格剛滿一年，正式遞交了綠卡申請。作為七萬余名逃亡美國的阿富汗難民之一，過去的兩年半是她最忐忑不安的時期。

她目前的身份是“Alien”——外國人，這個詞匯在英語里也被用來指代“有著綠色天線的外星生物”。過去十年間，“Alien”被認為是對移民的歧視性詞匯而被部分州從法律用語中剔除。2021 年，美國總統拜登下令所有聯邦移民部門禁止使用“Alien”來代指移民。

但在所有的政府記錄里，扎赫拉的身份狀態仍是“Alien”，外國人登記號是以“A”開頭的一串數字，因此又被稱作“A 號碼”，它會永久地存在于她的庇護批準書、工卡、駕照上，最終還會被印到綠卡上，直到她成為美國公民的那一天。

“如果我是‘外星人’，那我的飛船在哪里呢？”

格倫埃林村位于芝加哥都會區，人口不到三萬，早期的歐裔移民在此留下超 150 年歷史的屋舍、農場、公園與鐵路。村里的制高點是市民中心的鐘樓、教堂的尖頂和一座洋蔥形狀的巨型水塔——在北美你很難不注意到這些奇形怪狀的功能性建筑，它們被裝扮得像是一座座飛船發射臺。

格倫埃林是芝加哥周邊的一個理想的通勤村，在一份 1914 年的土地廣告上，有人曾這樣形容過格倫埃林湖周邊的待售地塊——“萬樹叢中的別墅區”，地產商的宏圖在百年之后終于得以實現。而另一句宣傳語則寫著：“ 37 分鐘到達芝加哥的心臟地帶。”當時的火車速度竟比現在的還快 3 分鐘。

兩條市郊鐵路曾并行于格倫埃林。通勤鐵路被認為是芝加哥城市發展模式的典范，它像章魚爪一樣連接著中心與市郊，解決了市郊上班族的通勤問題，帶來了沿線鄉村的繁榮。城市社會學中著名的“同心圓模式”就是社會學家伯吉斯（Ernest Burgess）以芝加哥為模型提出的，后來也影響了中國的許多環狀城市。而如今人人有車，原本代表先進技術的大三軌（Great Third Rail）鐵路遭到廢棄，變成了橫垮伊利諾伊州的“草原綠道”——格倫埃林人的健走步道。

村里的居民平易近人，作息規律，不同于芝加哥街頭那些易怒、酗酒的城里人。他們恪守著勤勉工作的新教倫理觀——“完成上帝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晝隱退”。這里直到 2013 年仍在部分實施著宗教法令——藍法（Blue Law），限制在禮拜天銷售酒類和汽車，幾乎所有店鋪都會在周日提前結束營業，大街上空無一人，像極了末日電影中的場景。

主街兩側有意式餐廳、日本料理、泰國餐廳、美式早餐店、墨西哥餐館、奶酪屋、雞尾酒餐吧……每到周五下午的“歡樂時光”，男人們紛紛坐在酒吧的高腳桌邊享用一杯銀子彈啤酒，女人們圍在街角的奶酪店品嘗葡萄酒，享受著櫥窗探望者的凝視……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下一周能夠更好地投身于賺錢的事業。是啊，格倫埃林主街的燈桿旗上明白地寫著：“格倫埃林，通往財富的市區！”

和附近村鎮一樣，格倫埃林的白人比例占了人口的八成。扎赫拉的父母第一次來格倫埃林看望女兒時，無比驚訝地感嘆道：“這里竟然沒有‘移民’。”她父母言語中的“移民”指的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非法移民或難民——否則，有誰會愿意主動離開自己的故土呢？

扎赫拉今年 38 歲（注：2024 年時），身材比我初見她時——那已經是十一年前了欸——發福了不少，骨盆有了明顯的前傾，面部皮膚松弛，脂肪在下頜處逐漸堆積，烏黑的瞳孔時常透出疲意。她的顴骨很平，發色深褐，跟蒙古族很像。村上的居民從未見過真實的阿富汗人，有時她會被誤以為是墨西哥人。

“這里的美國人很少了解外面的世界，軍人除外。”

她曾與一位本地的白人約會，對方時而會自以為是地抖點機靈——抑或說是美式幽默，跟她冒幾句西班牙語。即便在她再三表示自己是阿富汗人后，對方依舊疑惑不解地說道：“那不就在厄瓜多爾旁邊嗎？”我想起一個老式調侃——在普通美國人眼中，世界就等于中南美洲，再加上一半說法語的加拿大。

還有次她對一位美國人自我解嘲地說道：“我的人生故事足以拍成一部美劇。”對方卻認為沒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還一本正經地回答道：“你完全可以一試，網飛助你實現夢想。”

扎赫拉在格倫埃林湖

扎赫拉剛來美國的時候，住在水牛城的父母家里，自從他們流亡海外，已經十年未見了。他們的家位于水牛城的郊區，偏遠、僻靜，行人稀少。朋友也離得很遠，至少隔了有 7 小時的車程。

扎赫拉飽受失眠、噩夢之苦，時常以淚洗面。她試盡各種方法來轉移注意力——聽播客、散步、閱讀和看動畫片。好幾次她在朋友的鼓勵下，打算把自己的故事寫下來，可每當她一提筆，腦袋便一片空白，什么也寫不出來了。和父母同住的問題在于他們不離左右，毫無隱私可言，她無法專注于寫作，于是辦了張圖書館會員卡。

——“我試著寫了一些，接著就陷入到好幾個小時的沉思，結果不是掉眼淚，就是陷入悲傷。”

——“我和一位朋友聊起過這件事，告訴她這有多難。她為我引薦了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心理學家說：‘這是因為你的大腦在試圖遺忘那些讓你不愉快的經歷，而你卻強迫自己把一切細節都寫下來，記得清清楚楚。’她建議我，如果覺得某件事讓我很痛苦，可以簡單地記錄幾句，然后就不要再管它了。”

因為“創傷記憶”——來自心理學家的說辭，扎赫拉仍然沉湎于恐懼之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說不出話來，我已經忘記了所有的語言，所有我能說的語言。”

父母無法理解她的悲傷，他們不曾經歷那場“喀布爾大逃亡”（注：塔利班占領阿富汗后國際人士與部分阿富汗人的撤離行動），不知道她如何來到這里。或許他們早已習慣了苦難，無法和她產生共情，反而責問她說：“哦，你有什么好難過的呢？你的桌上擺滿了食物，你睡在屋檐之下……”

父母來美國已近五年，仍然不會說英語，也沒有工作能力，只能靠照顧殘疾的兒子，領取社會救濟為生。他們所居住的街區并不安全，剛搬到這里不久，有一次父親大白天在家附近散步，結果被人給搶了，從此便很少出門。

“父母不讓我外出，他們總是管著我，不斷給我打電話，問我去哪里、和誰出去，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在阿富汗獨自生活了很多年，很難再被家人管束，尤其是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幾個月后，她宣布要搬出去住，這讓父母非常惱怒，父親一度拒絕同她說話。

曾駐阿富汗的美軍士兵有一個私密的聊天群，他們將求助者的信息分享到群里，以此來挑選幫扶對象，有孩子的家庭優先，因為扎赫拉是一名獨身女性，也有不少人愿意來幫助她，這多少取決于扎赫拉講述的“故事內容”。在群友的協助下，扎赫拉申請到附近的一處慈善公寓，住戶多是有教會背景的年輕白人志愿者，四人合住一間，月租只需 350 美元。

那陣子她的工卡也下來了，一名退伍士兵幫忙介紹了一份線上工作——為倉庫管理系統編寫使用手冊，收入勉強能支撐日常開銷。遠程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公司將她派駐到伊利諾伊州一家銷售廚具的客戶那里，原計劃只待半年，半年后對方決定跟她簽訂雇傭合同。

初到伊利諾伊州時，公司安排她住了一個月的酒店，因為租不到房，她又搬去一間廉價的汽車旅館，去哪都得讓同事接送，很不方便。由于她沒有 FICO 信用分（注：美國使用最廣泛的個人信用評分體系），找房子特別難，多虧教會的一位教友出面提供擔保，才租下了現在這處地方。

“我這輩子都是在大學里當老師，現在卻突然成了一名倉庫系統維護員，你能想象那種感覺嗎？”

語言是第一難關，雖然大學主修英語文學，但當她真正踏入美國公司時，卻突然變成了啞巴——“我幾乎失語，開口說話都困難，毫無自信，總覺得別人聽不懂我說話……心理咨詢師說那是我自己的錯覺，‘我們完全能理解你，但你失去了自信，因為新的環境、工作，新的一切’。”

其次是她不明白人們談及的種種事物，比如對方說她沒有信用記錄，她當時完全不懂什么是信用記錄。又比如當有人問她：“你不會開車嗎？”她也只能無奈搖頭。一切都得從頭學起，但她連練車的條件都不具備。

在格倫埃林，沒有車寸步難行，附近連個便利店也沒有，公交只在工作日運營，一小時一趟，通往州級公路旁的大型連鎖超市。網購就更別提了，其便捷度還不如世紀之初的郵寄目錄。

她取得駕照后第一時間就到處找車，最后托了朋友的朋友，相中一輛車況不佳的銀灰色本田，車身布滿凹痕，檔位指示燈永遠都是“N”檔，童鎖自動上鎖，只能手動解除。這輛車以 5600 美元成交，后來小修又花了近千美元。疫情之后，什么都在漲價。

這份工作讓她感到乏味——八點上班，五點結束，其間不允許抽煙、聽歌或閑談，一切都按部就班，猶如恪守戒律。日復一日。

這里的同事之間都很疏離，下班后回到各自的街區，開啟完全不同的生活，幾乎沒有交集。扎赫拉渴望能與他們有更多的往來，至少與其中的一兩位。有次，住在附近中產社區的男同事約她吃飯，他是個本地的白人，離過婚。扎赫拉精心打扮地赴約，卻發現這只是一次禮節性聚餐，結束后各付各賬，這讓她倍感失落。

“和白人交流起來很難，他們對貧窮、移民、戰爭、貧民窟一無所知，我們沒有任何相似之處。而我也不了解他們的文化，沒看過他們看的電影，沒聽過他們聽的歌，不懂他們的煩惱。”

扎赫拉在美國家中

她只跟其中一位巴基斯坦裔同事走得比較近，他是在美國長大的移民二代，故鄉在印巴交界，父親 35 年前到了美國，身份合法后把家人都接了過來。這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故事，無論是愛爾蘭人、猶太人，還是墨西哥人、印度人，各有各由，一代又一代地涌入這個“永未完成的國度”。

平日，巴基斯坦朋友會送來一些午餐或晚餐，有燉豆、手抓肉、馕、米飯等，或出自母親的廚房，或來自芝加哥各地的餐廳。他還通過食物銀行（注：美國社會中對抗饑餓問題的全國性組織體系）為扎赫拉帶去一些免費食物，通常是商店的臨期食品，比如滯銷的核桃仁、番茄罐頭、三文魚罐頭、咸味花生、水果和一些低卡的營養類食品，但極少有肉類、雞蛋等美國人的三餐必需品。

扎赫拉喜歡核桃仁，因為那原產自中亞。她討厭奇怪的營養沙拉，會把生食沙拉倒上油翻炒一番。她的櫥柜里擺著各式香料：孜然粉、肉桂、葡萄干、芫荽籽粉、胡椒粉、姜黃粉，偶爾她會用它們來烹飪一頓阿富汗的國民美食——卡布利普勞羊肉抓飯，要花上將近兩個小時。“那里做什么都很慢。”

除了每月一期的讀書會，扎赫拉的大部分朋友都來自教會。“他們幫我做了很多事。一人教我駕駛，一人載我去 Jewel 超市采購，一人早上送我上班，一人下午接我回家……直到我拿到駕照，他們幫了我有足足十個月。”

“教會的朋友也是那位退伍老兵介紹認識的，同事來機場接我的那天，他們的人也來了，之后就一直在幫我。”教會對她的幫助都是無償的，唯一的請求是為教會的宣傳片出鏡，以體現教會之仁慈。“這會使他們良心上好受一些。”

“他們靠慈善來贖罪，而我是被選擇的，還有很多人幾乎每周都去教堂，他們卻什么也沒有得到。”扎赫拉對宗教仍然持保留態度，坦言自己并不喜歡去教會，但有時候又喜歡教堂的那種氛圍。“在教堂里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能看到其中一些熟悉的面孔，我可以和他們交談，感覺自己和人們有所連接，我不想格格不入……”

教會的攝制組每隔幾個月就會來對她采訪一次，有一回臨拍攝前，她忐忑地問我他們可能會問到的問題，因為我更有訪談經驗。我說如果教會需要你信上帝，你會怎么選擇，她肯定地回答道，自己已經離開一種宗教了，為何要踏入另一種？它們本質上是一樣的。

“他們在海灘上建造了這些沙堡，而每一波來襲的海浪都會把它們沖走，于是你又造了一個，另一波浪來，又把它沖毀了，或者被人一腳踩碎了……所以我的信仰就像是這些沙堡一樣，每當我相信它，它就會轟然倒塌……”

“起初我信仰伊斯蘭教，篤信他們所告訴我的一切，但當我進入大學之后，那些信念完全消失了，因為我看見了其他人，接觸到不同的觀點與文化。后來我去了阿富汗，又目睹了那里的腐敗。最后我來到美國，過去所相信的一切統統崩塌了。你從內而望，曾經通過電影建構起的高大、美麗的美國人形象也從此粉碎了……”

在我見到扎赫拉之前，或許更早是在我抵達的那一刻，美國的幻象便驟然消失。我看到的美國存在著幾種世界——好萊塢所精心營造的、上流社會與中產階級的，以及街頭所呈現的。我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了時候，沒有趕上那個人人逐夢的黃金時代。

扎赫拉目前住在一棟老舊的單身公寓里，位于格倫埃林主街的邊緣，再往前不遠就到了市政路燈的盡頭，與杜佩奇郡的首府惠頓相鄰。門前一條賓夕法尼亞大道沿著鐵路蜿蜒，與惠頓的學院大道首尾相連——因跨越了縣級行政區，一條路擁有了不同的路名。沿途是一溜色彩單調、缺乏生氣的集體公寓、私人村舍與汽修廠，像美劇中電鋸狂人出沒的場景，建得比格倫埃林湖沿湖一帶要凋敗許多。

學院大道穿過一片潔白的歐式建筑群，那是一所成立于 1860 年的著名福音派基督教學院——惠頓學院，被譽為“福音派學府中的哈佛”，感覺比惠頓的治所都要來得氣派，學院的校名總是伴著校訓出現：“為了基督和他的國。”扎赫拉曾在那里的葛培理中心禮堂看過一場舞蹈表演，那次是受了一位中國留學生的邀請，演出結束后對方即問扎赫拉是否考慮改信基督教。

扎赫拉的公寓有著一個優雅的名字，“紳士莊園”。這座建于 1974 年的磚紅色建筑從內到外透露著設計師對包豪斯風格的濫用，不銹鋼鍵帽的入戶門禁、萬壽菊色的啞光電梯門、公共洗衣房笨重的“速度皇后”投幣式洗衣機（注：因高效耐用而著稱的美國商用洗衣機品牌）……無不彰顯著彼時現代主義的遺風，亦或許是復古機械愛好者的天堂。

我上一次使用“速度皇后”投幣式洗衣機還是在若干年前的臺北，但比起這里的“速度皇后”仍要自動化不少。扎赫拉一步步地教會我操作，作為我在美國生存的第一課，當時的我尷尬得像個彼得·潘綜合征患者，那感覺仿佛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洗衣機這種事物。

在美國生活有悖于我去所有舊大陸國家的旅行經驗，縱然自許已環繞過半個地球，但在這里一切都要重頭學習——從星巴克點咖啡、在紐約找廁所以及如何優雅地橫穿馬路，到網購退貨、在車站的古董售彩機上買一張刮刮樂、正確使用投幣式停車收費碼表，每一項生存挑戰任務都足以寫上一大篇《美利堅生活指南》。

美國春季

扎赫拉租到的是一套帶客廳的套間，46 平方米，附衣帽間和儲物柜，這是她在村里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一居室了，房租是每月 1145 美元——不含水、電、網、燃氣費與停車費，幾乎占到收入的一半。

紳士莊園的 88 個房間均勻地分布于 5 層樓的狹長走廊兩側，每套都有著統一而俗艷的裝潢：櫻桃橡木櫥柜、花崗巖臺面、白漆燃氣灶以及發灰的雪尼爾地毯。地毯原本是卡其色的。

租賃網站上的置頂評論寫道：“除非你喜歡數百個室友，否則請不要搬進紳士莊園公寓。”紳士莊園過去的住客還曾抱怨過這里“蟑螂很多”“經常丟失包裹”“游蕩著癮居子、世界救濟組織送來的非法移民”。毒品比香煙泛濫，電梯入口時常橫著大麻煙頭，開窗通風時就能嗅到它們的源頭。公寓樓下有一只被人遺棄的臟手套，好像每天在跟路過的居民招手，一周后才被人從人行道踢到了旁邊的綠化帶。

在工作日，聯合太平洋西線鐵路上有 58 趟通勤火車途經格倫埃林，重載的貨運火車則超過 70 趟，后者通常會拖著 100 節以上的沉重貨箱，通過時整個公寓都在搖晃，相當于一次小規模的地震。

白日的走廊里回蕩著電梯的咣當聲、吸塵器的嗡嗡聲、洗衣機的咕隆聲、重載列車的轟鳴聲，以及一些找不到源頭的低頻震動。到了夜晚，鄰人的一舉一動都會傳導到整個房間，包括有人凌晨開門、四處走動的足音，整晚的竊竊私語、劇烈咳嗽、引吭高歌、男女交媾聲，還有一只患有哮喘的狗的喉音。

扎赫拉也想像美劇里演的那樣，和左鄰右舍侃侃而談，她總會跟電梯里的鄰居彬彬有禮地問候道：“您今天好嗎？這么晚您是要出去散步吧？”

我單獨出入這棟樓時，則極少碰見陌生人之間的寒暄，人人都默默地低著頭、神情小心翼翼的，無論是五樓那個推著自行車上樓的粉刷匠，三樓拄著助行器、腿腳不便的老婦人，四樓那對絮絮叨叨、自言自語的年邁夫婦，還是冒冒失失跑入電梯、差點撞到我的二樓的矮個子。不時還能看見一兩位大腹便便的警察出現在過道里，若有其事地用本子做著記錄。

扎赫拉畢業于德黑蘭大學，那是一所中東的頂級名校，而這里住的大部分居民都沒什么好文憑，不少人從事的職業是地位較低的的建筑工、清潔工、搬運工、維修工，很少人有正式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還要養育同個屋檐下的一家老小，或者支援一個住在遙遠山村的親戚，以期盼他們能早日赴美團聚。

公寓有一半的住客是外來移民，很多人連英語都說得不大利索，帶著新移民的羞澀與怯弱，學會了同樣的冷漠與刻薄，人人都像是被風蝕的個體。當你逃到了一個國家，帶著你過去的苦難，去過另一種貧賤的生活，也許為的是有朝一日能夠榮歸故里，卻逃脫不掉底層的命運。這命運還會代際相傳，伴隨你的基因延續下去。

周末早上，一對新搬來的夫婦又開始了拳擊賽，先是一些俚語的相互叫囂，隨著戰火燃燒，成了撕心裂肺的高亢吼叫，揚言要殺了對方，最后是物體砰砰落地的巨響。有一次扎赫拉不得不打電話叫來了警察，因為這也是移民教育的一部分：“檢舉家庭暴力，請致電 911。”警察登門之后沒過幾日，拳擊賽反而變得愈加激烈了。后來，扎赫拉也學會了美國式的自利——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這怪不得鄰人暴烈的脾氣，住在這令人窒息的筒子樓內誰都會發瘋。窗外卻是《小鬼當家》電影里那種干凈的美式鄉村，陽光普照下，星條旗在春日凋敗的樹林中迎風飄揚，籬笆墻外的每家每戶都有蹦床、滑梯、秋千，孩子們在綠茵上追逐打鬧，大人們都長著一副《美國哥特式》中那樣的嘴臉。有時候這世界真像是一場楚門秀，塑造著一種觸不可及的幸福假象，那是她每天都要追逐的美國夢。

——“你可以看到人們到處旅行，開著汽車，擁有美麗而氣派的大房子，我一直向往那樣的生活……但要實現這些愿望，你得有錢，為了賺錢，你必須更努力、更好地去工作……”

——“如果想在這個國家擁有真正的生活，必須試著去做一個美國人。我開始更多地研究他們的文化，了解他們的人民，看美國電影、美劇，聽美國新聞，像美國人那樣過日子。這樣一來，我能讓自己忙碌起來，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或者是像他們所說的一個‘外星人’，我不想被當作‘外星人’……”扎赫拉說著，像是在進行自我催眠。

作為外國人，且公司唯一的大學畢業生，她表現得比美國雇員更加勤奮。兩年后，她已升至經理，職位僅次于老板，而薪水卻不高，周薪到手約 700 美元，即便如此，這也相當于一名阿富汗職業女性一年的收入（據世界銀行 2024 年《阿富汗發展簡報》）。

疫情之后，美國經濟迎來了“假春”。通貨膨脹導致招工變得異常困難，人們的就業意愿普遍低迷。扎赫拉常常剛培訓完新員工，對方就甩手不干了。三月是廚房用品的銷售旺季，公司正是缺人的時候，偏偏底下員工卻接連地出現問題。有名助理三天兩頭請假，甚至無故脫崗，老板威脅要炒掉他，他則反映老板有種族歧視，因為他是這里唯一的黑人。

公司的管理混亂不堪，扎赫拉查出有賬目不明等問題，三名雇員憤而離職。余下的工作全落在了扎赫拉頭上，老板只好又臨時招了一名不會英語的墨西哥裔，讓扎赫拉親自培訓，她每天累到幾乎完全失聲。

工作加重了她原本的焦慮，再加上牙疼的老毛病，她只能靠抽煙來緩解。在美國看牙又很貴，她忍了幾天才去預約牙醫。香煙在美國受到嚴厲的管控，不久前，伊利諾伊州將電子煙也列入到了禁煙法案。偶爾她出門忘了帶煙，就像丟了魂似的，著急趕回去，抽上一口才能安定下來。

她會在周六上午定期去看心理咨詢。出門前，她總是急沖沖地沖上一杯美式，帶著滴濾咖啡機那股揮之不去的塑料味。車程有三十分鐘，她才剛拿到駕照不到一年，依然毛手毛腳的，不敢上高速。

有一次她睡過了頭，打電話給她的心理咨詢師，咨詢師勸她放心，不用焦慮。那次她把車開上了高速，卻依然遲了半小時，咨詢費一分未減。如果是在伊朗，她則無需顧慮時間，那里的時間總是富余的，也并不怎么值錢。

心理咨詢師是印度裔，如同一位心靈導師般，給予扎赫拉一些具體的指引——關乎人際交往、職場及親密關系，扎赫拉都一一將其奉為圭臬。她甚至還詢問過是否應該接受我的采訪。有幾次我對此提出過質疑，卻被扎赫拉反問道：“會不會只是因為你們沒意識到自己的心理問題？”

有時，我仍會像在伊朗時那樣，向扎赫拉抱怨在美國碰到的種種問題。可這一次，卻遭到了她的反駁：“這可是美國，你會愛上這里的……”“沒準你將來會到這里生活，誰知道未來呢？”“他們可是美國的孩子。”

她也承認這里的某些人存在對她的種族歧視，而她依然堅信美國將會是她漂泊的終點站，她最終的家園。“我總是在等待夢碎，當一個夢碎了，我又會期待下一個，這就是我的人生。”

“在伊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們被教導說美國是一個問題國家，干涉別國的事務，我從小對此深信不疑。但漸漸地，我長大了，我的想法發生了改變。當我在阿富汗的時候，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美國。我受夠了那些國家對女性的種種限制，情況一天比一天更糟……”

童年扎赫拉

“美國跟我想象的不完全一樣……不過，作為一個伊朗女人，作為一個阿富汗女人，我比一生中的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在這里，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可以成為任何我想成為的人。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擁有自己的車和房，還可以和朋友一起旅行，也可以獨自旅行，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許……”

“塔利班控制喀布爾后的幾天，我和一些試圖幫助我的美國人取得了聯系。作為一個出生在伊朗、工作在阿富汗的孩子，我從小對美國人的印象是他們又高又壯，都像是布拉德·皮特那樣……當一位波士頓的律師聯絡上我時，我安慰緊張不安的室友：‘哦，那幫美國人正在想辦法幫我們，你懂吧，他們是‘美國人’。’我想象著一群人坐在滿是電腦屏幕的房間里……”

扎赫拉眼里閃爍著光亮，那正是希望之光，浸淫在美國隊長的符號力量中，哪怕它又是一種侏羅紀公園式的科幻童話。或許此刻，她需要一種更具象、務實的依托，去抹去過去的誤信，以迎接不太明朗的前途。

“當我來到這里后，見到那些曾經組織營救過我的美國大兵，其中的一位長得圓圓乎乎的，比我還要矮，我忍不住笑了出來……因為好萊塢電影的關系，我一直以為他們就像是特工一樣，周圍全是電腦，而他告訴我當時他正穿著短褲，腿上趴著狗，一邊刷 WhatsApp，一邊在為我想辦法。另一個士兵是猶太人，據說他為了幫助我們這些阿富汗人，連續兩周沒睡覺，盡管我們是穆斯林，是異教徒，我們可能恨他……當我認識他后，所有過去那些讓你去仇恨的人、宗教、國家、文化、傳統全都變成了謊言，他成為了我的英雄……”

一天清晨，扎赫拉從噩夢中醒過來，夢見自己被帶回了伊朗，和父母住在一起。她一邊掙扎，一邊哭喊著說：“我不要在這里，我要回美國。”夢醒后，她緩過情緒，換上一身簡潔的外套，取下門邊的鑰匙，出門去上班，日復一日。她恨自己的工作，卻知道不能失去它，她必須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這一份收入，踽踽而行，因為撐起這一切的一切都無比地脆弱。

“孩子們正在外面玩耍，多么美好啊……”扎赫拉凝望著窗外，羨慕地說著，對比起來，自己在伊朗的童年卻是無比的黯淡。

“童年是一個我不想回去的地方……我無法再忍受貧苦的煎熬，特別是當你意識到自己生活在谷底之后。或許是童年給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使我對它充滿偏見。貧窮不會造就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貧窮使人粗魯，讓你感覺自己格格不入，像個異類一樣……我深知自己走了多遠，從那時到這里，從食不充饑，到如今冰箱和餐桌上擺滿食物。我知來時路，不愿再回首……”

“這也是我為何至今不愿生育的原因之一，我總擔心萬一無法給予他或她應有的生活怎么辦……我不是說要寵溺孩子，只求不讓他們陷入一種處處異樣的境地——一旦你成為一名外來者，混亂與麻煩也就隨之開始了……”

（未完待續）

編輯：王泓鑫、熊文綸邱、菜市場

加入 2025 單讀全年訂閱

成為文學世界的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