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魯·查倫斯：湄公河區域很復雜，能否期待一個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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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湄公河次區域包括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位于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戰略要沖，是連接南亞與東亞的“地緣橋梁”。然而，歷史遺留問題、資源分配矛盾以及部分國家的政治撕裂，使這里成為東南亞一個較為復雜的地帶。

域外大國也在此競相投射影響力。中國依托“一帶一路”倡議與“瀾湄合作機制”，在經貿與基礎設施建設中占據上游主導地位；美國則通過“湄公河—美國伙伴關系”等，加強與下游國家在安全、能源和治理領域的合作，意在平衡中國的區域影響。這客觀上強化了流域國家對大國的分化與依賴。

為提升議價能力與區域話語權，越南、泰國等國不斷嘗試通過多層次的平臺推動資源對話與治理。與此同時，東盟也被寄望成為湄公河地區的“中介者”，以維護區域中心性。然而，無論是東盟框架下的機制，還是次區域合作平臺，現實運作仍受制于內部政治分歧與外部戰略競爭。

例如今年7月，柬泰兩國在湄公河流域爆發武裝沖突，迅速升級為多點對峙，凸顯區域安全的脆弱性。但據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專家指出，柬泰沖突的調解實際上成為了大國外交角力的舞臺，東盟僅扮演“儀式性”角色，折射出區域機制的局限。

在近期IPP國際會議上，泰國清邁大學國家關系學助理教授納魯·查倫斯（Narut Charoensri）指出，世界正在進入一個邁向多極化格局的“過渡期”，這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時間窗口。泰國雖非大國，但也可借助區域合作機制塑造自身戰略定位。他認為，泰國應跳出中美對立的框架，探索區域自主性與替代性秩序，為湄公河次區域爭取更多的話語空間。

納魯·查倫斯（Narut Charoensri）

泰國清邁大學國際關系學助理教授

*文章整理自查倫斯教授在第十二屆IPP國際會議上的發言。演講原標題為“中國、全球南方與秩序轉型期：新興多極化秩序下泰國及湄公河次區域戰略選擇再思考”。

我們討論國際秩序時，幾乎總是從大國的視角出發。我們談論美國的視角、中國的視角，但像泰國、印尼這樣的中等強國，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泰國在國際組織中沒有主導權，也無法改變國際制度的走向。面對一系列變化，泰國究竟是否應該順應潮流？還是應該抵制、抗衡？

又或者，泰國是否也加入到塑造新國際秩序的行列之中？

這三種路徑其實都是可能的。就泰國而言，可能正在嘗試加入這一“新陣營”，以期為自身乃至地區創造一種新的、替代性的國際秩序。

泰國國內層面

眾所周知，泰國常以“微笑之國”自居，熱情友好，但實際上，泰國人對與鄰國的關系充滿復雜情緒。泰國與緬甸、柬埔寨等國長期存在歷史爭端，與部分鄰國的外交關系也時常緊張。

即便到今天，我們仍然與一些鄰國存在領土爭議。盡管泰國一直試圖以“協調者”和“中等力量”的身份，通過區域合作推動一種新的、包容性的國際秩序，但現實中我們仍受到鄰國關系的掣肘。

泰國軍方在班迭棉吉省其中一處爭議地區鋪設鐵絲網。柬埔寨政府當天帶領國際組織代表和媒體到當地視察。圖源：法新社

與此同時，泰國內部也面臨著諸多挑戰。過去二十年來，我們一直深陷政治意識形態的分裂與對立——這場沖突延續至今，尤其是在前總理流亡多年后重返泰國的背景下，更顯復雜。國內還存在對“國家領土”概念的不同理解，由此引發新的領土和治理爭議。

經濟層面，我們面臨中小企業發展受限、能源互聯互通不足、網絡安全隱患、以及與中產階層與城市化相關的挑戰。社會層面則包括環境議題和人力資源開發滯后等問題。這些國內政治與社會動態，正深刻影響著泰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及全球大國的外交關系。

除了國內層面的掣肘，泰國還與多方外部力量保持著復雜關系——包括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英國、歐盟以及金磚國家等。可以說，這些國際行為體不僅影響著泰國的對外政策，也在重塑我們的國內政治結構。

當今的泰國社會，正在經歷顯著的政治與代際分化。當前的主流政治力量——也就是正在崛起的那一群體——通常被視為“進步派”，在政治光譜中被稱作“紅衫軍”；而另一派——傳統的保守勢力——則被稱為“黃衫軍”。

可以說，如今的政治趨勢正在從保守陣營逐漸轉向進步陣營。“進步派”則主要由年輕一代構成，而“保守派”多為年長一代。但如果我們設想一個未來：當今天的年輕人逐漸步入老年，他們的政治傾向是否也會隨之改變？是否可能出現一種情況——未來的老一代又重新轉向保守、轉向右翼？

這意味著，隨著人口結構與世代更替的變化，泰國社會對于主要大國關系的偏好也可能發生轉變。也許未來，泰國民眾在面對美、中等大國時的政治立場與外交傾向會與當下截然不同。因此，需要持續觀察這種人口與意識形態的演變，將如何重塑泰國民主，以及它對周邊國家關系和外交取向的影響。

泰國紅衫軍在首都示威。圖源：路透社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泰國早已觀察到的國際格局正處在深刻變革之中，也就是世界正在從一個兩極體系，轉向多極體系。無論是從泰國第三版《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The Third National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還是泰國《國家安全政策與規劃》中，都能清楚看到同樣的判斷：全球正邁入一個多極化的時代。

除了美國之外，俄羅斯、中國、印度、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英國等國家，未來都將成為我們在經濟與安全領域的重要伙伴。這些國家的崛起與互動，正在塑造新的國際格局，也為泰國在多極體系中重新定位自身角色提供了新的可能。

泰國只是一個中等力量國家，清楚地知道自己無法改變國際格局，只能順勢而行、與時代潮流保持一致。泰國其實已經采取了一些行動，例如在去年正式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遞交了加入意向書，同時還在積極尋求加入金磚國家（BRICS）。這意味著，泰國正努力在全球秩序轉型中尋找“替代性秩序”中的位置，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國的影響力正在走向衰退。

問題是：在美國力量下滑之后，下一“極”會是誰？誰將成為未來多極體系中的另一極？在等待這一新格局成形的過程中，泰國等國家不得不提前布局——尋找新的趨勢、新的路徑與新的合作機制來維持自身的發展空間。在這一點上，OECD與BRICS或許正是泰國未來生存與發展的兩種可能答案。

區域層面

泰國的鄰國包括緬甸、老撾、柬埔寨、越南，以及中國南部的云南和廣西兩個省份。在這一地緣框架下，泰國及周邊國家發起了眾多區域合作倡議，例如：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及湄公河經濟合作戰略組織（ACMECS）、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GMS）、湄公河-恒河合作（MGC）、湄公河—韓國合作機制（MKC）、湄公河委員會（MRC）、湄公河下游倡議（LMI）、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LMC），以及湄公河—澳大利亞伙伴關系（MAP）等。

這些合作機制體現出泰國希望通過區域協作來最大化自身利益。我們也非常清楚，大國正在積極介入這些區域合作框架。既然如此，泰國的態度是：既然大國愿意合作，我們就應當充分利用這種互動，為己所用。

在眾多區域機制中，唯一沒有任何超級大國參與的合作框架是ACMECS。這也是當前泰國認為最值得重點關注的機制。因為這一機制以湄公河次區域為核心，沒有美國、中國或日本等超級大國的介入，因而更能體現區域自主性與主導性。集中發展這一機制，將有助于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在國際秩序轉型過程中，提升自身的議價能力與戰略定位。

今天的泰國——乃至東南亞許多國家——都被困在兩種宏大敘事之中。

第一種敘事是：在美中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東盟（ASEAN）該如何應對？第二種敘事是：在中日競爭影響湄公河次區域發展的情況下，我們又該怎么辦？

這兩種敘事幾乎主導了我們的戰略思維，以至于每當我們制定區域戰略時，總是被迫在“美國、中國或日本”三者之間作出選擇，仿佛沒有其他選項。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我們會被這些敘事所束縛？

我認為我們當下最重要的任務，是努力解放思維，探索更具自主性的替代性路徑，以尋求在國際與區域格局中的新空間。

當觀察美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三角關系時，人們總是說，美國與中國在這一地區競爭激烈；日本與中國關系緊張，摩擦頻繁；而日本與美國則是傳統盟友。這種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敘事邏輯，事實上也在塑造著泰國的戰略思維——但我們也不斷追問：面對這“三大強國”，泰國應當如何實現力量平衡？我們是否還有其他選擇？就如前面所述——加入金磚機制（BRICS）、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或探索一種替代性的國際秩序？

在當下的國際環境中，我們看到新的戰略框架正在形成：一方面，有“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代表的區域化、多極化的新興國際秩序；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也在為我們提供另一種經濟合作與國際秩序的模式。

那么，湄公河次區域（Mekong Subregion）是否也能構建屬于自己的次區域秩序？

有學者提到“國際秩序-1（International Order Minus one）”的構想。我想提出一個更基礎的問題：

我們能否先擁有一個“國際秩序0.5（International Order 0.5）”？

也就是說，在一個統一的大國際秩序之外，由多個次區域秩序共同組成全球體系——例如湄公河次區域、非洲、南亞、南美等地，都可形成各自的次區域秩序。這些區域秩序不僅是國際秩序的延伸，更可成為一個互動平臺：讓全球秩序的議題能在地方社區、中等國家以及“全球南方”之間被協商、調整與再定義。否則，“全球南方”永遠無法真正進入由超級大國主導、定義國際秩序的談判桌。因此，我認為泰國等中等強國必須采取更為主動姿態，為中小國家提供更多的對話與合作平臺。實際上，這一點也與“一帶一路”倡議密切相關，這一倡議確實為中小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合作空間。

與此同時，針對中美日三國，就泰國而言，確實也無法忽視現實的平衡難題。

當今泰國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并非中國，而仍然是日本。泰國汽車產業主要集中于東部經濟走廊及曼谷以北工業帶，這一空間布局與日本和亞洲開發銀行推動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走廊”規劃契合度很高。

這意味著，泰國必須在一個現實而復雜的地緣經濟格局中作出抉擇：一方面，我們的最大投資者是日本；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在日本、美國與中國之間尋找平衡。日本是我們最重要的經濟伙伴之一，而中國則是我們重要的外交與貿易合作對象——這正是泰國當前所處的微妙而復雜的地緣處境。

第十六屆湄公河-日本合作外長會議。圖源：越通社

“過渡期”帶來的機遇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從單極體系向多極體系的轉變。過去我們所處的世界，也許是一個由“管理型國家”主導的單極世界，或者是一個兩強對峙的世界。

但如今，這種格局正在被重新塑造。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多極化的新階段。這一時期，我稱之為“過渡期（interim period）”。

這個過渡期，實際上為全球南方國家、泰國、以及一系列中小國家提供了一個重新談判的寶貴窗口。它們可以在這一時期，與其他國家、區域合作機制、乃至國際組織展開協商，去探討并塑造自身在未來國際秩序中的角色與利益。

在這一過程中，泰國能夠采取的行動是：充分利用多層次的平臺與區域合作機制，積極表達我們的訴求與立場。我們清楚地知道，泰國或許沒有能力直接塑造新的國際秩序，但我們完全可以扮演一個“橋梁”角色——成為國際發展的橋梁、成為全球互聯互通的橋梁、成為全球生產網絡的樞紐與連接者。

換言之，這個“過渡期”正為泰國、印尼及眾多中等國家提供一次重新定義國家利益與戰略定位的機會。因此，當我們談論全球南方、談論國際秩序的轉型以及替代性國際秩序時，我認為最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能夠提供更多的平臺與渠道，讓中小國家能夠真正發聲、參與互動、分享意見與愿景？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共同思考并塑造出一個更具包容性、更具代表性的未來國際秩序。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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