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崔忻題刻“井兩口”地名考—兼論唐代遣使官員摩崖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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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目前學界關于唐代崔忻題刻“井兩口”的研究觀點有“井兩口鑿井說”和“井兩口象征物說”。目前多數(shù)學者基本認同“井兩口鑿井說”，故刻石稱為“唐鴻臚井”“唐鴻臚井碑”或“唐鴻臚井刻石”等。但該觀點使題刻的句讀晦澀不通，因此考證“井兩口”具有重要的意義。有鑒于此，本文旁推側引，通過將“大唐天竺使出銘”“袁滋題刻”與“崔忻題刻”相互參考，提出一個新觀點：“井兩口”是地名。

關鍵詞：唐鴻臚井刻石；崔忻題刻；井兩口；靺羯

“唐代崔忻題刻”原位于大連市旅順口區(qū)黃金山西北麓港灣平緩處，距海岸50米。施刻于一塊正面寬300厘米、厚200厘米，距地表高180厘米的褐色硅巖上，光緒二十一年山東登來青兵備道劉含芳建唐碑亭以護刻石。刻石上有唐代“崔忻題刻”，另有明代“李鉞題刻”、明代“查應兆題刻”、明代“萬歷題刻”、清代“額洛圖題刻”、清代“耆英題刻”、清代“劉含芳題刻”及紀年不詳題刻共計八處。唐代崔忻題刻簡稱“崔忻題刻”，被學界譽為東北三大碑刻之一，對研究東北邊疆歷史具有極高的價值。1905—1906年間，刻石連同唐碑亭一起被盜運至日本，1908年4月置于日本皇宮的建安府前庭。自1967年5月，日本學者渡邊諒入日本皇宮進行考察并發(fā)表研究文章，此后日本學界再無親睹刻石的研究文章。但國內(nèi)學界對“崔忻題刻”、刻石及唐碑亭的研究、釋讀、文物追索從未停止。

一、“崔忻題刻”的研究回顧

崔忻題刻，“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共計廿九字。目前相關史料對題刻的釋讀基本一致，即“鴻臚卿崔忻奉皇帝詔令任宣勞靺羯使，持節(jié)冊出使靺羯，行經(jīng)旅順，鑿兩口井，鐫刻題記意為永久紀功”。如：明代《遼東志》“鴻臚井二，在金州旅順口黃山之麓井上石刻有勑持節(jié)宣勞靺鞨使鴻臚卿崔忻鑿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凡三十一字”。清代《萚石齋詩集》有七律《伊副都統(tǒng)福增格惠海物畫梅以謝》：“夙聞將軍才絕倫，一見遂若平生親。井口銘貽是唐代，扇頭跡贈皆明人。今來兼蒙海味俊，歲晏直使山廚春。何以報之尺幅紙，梅花教傍鬢絲新。”“井口銘貽是唐代”注曰“嘗于旅順搜得石刻，云：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云云，三行廿九字，拓本見贈。又《雪橋詩話》“松巖將軍福增格，嘗于旅順搜得石刻，云：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永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三行廿九字，以拓本貽錢坤一，坤一謝其惠。海物句云：井口銘貽是唐代，扇頭跡贈皆明人”。《靜晤室日記》“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旅順鴻臚井石刻始見于《遼東志》《全遼志》，而《大清一統(tǒng)志》亦具錄之······”。《滿洲金石志》志一“唐井闌題名，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一寸九分，三行行八字至十一字，正書······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此石在金州旅順海口黃金山陰其大如駝，唐開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以湮其石尚存······以石刻志于井上多鑿字文末多造字其實原文仍二十九字也”。以上早期史料的作者都將題刻中的“井兩口”理解為“兩口井”，認為唐代鴻臚卿崔忻在旅順口黃金山鑿兩口井。

當代中外研究者眾多，研究文章也基本認同“崔忻題刻”中“井兩口”是指：唐代鴻臚卿崔忻出使靺羯，于開元二年在旅順口黃金山下鑿“兩口井”。本文稱這一觀點為“井兩口鑿井說”。在此觀點基礎上王仁富先生對“崔忻題刻”的斷句有新觀點：“忻”是動詞，當開鑿講，不是人的名字。“忻”不應上斷為“崔忻”，而要下斷為“忻井兩口”，與“永為記驗”相對。王仁富先生的觀點是為“崔忻”與“井兩口”之間沒有動詞連接而做的補充，所以他的觀點也歸類于“井兩口鑿井說”。

王若先生提出不同的新觀點：“崔忻為什么要提到‘井’，它在這里的意義是什么，與‘永為記驗’又有什么聯(lián)系？這對正確理解鴻臚井刻石十分重要。由于歷代學者尚未論及這個問題，今不揣淺陋，試為之解。······我認為‘井兩口’就是這樣一種象征物。······他在這里以‘井兩口’為象征物，所取的應當就是‘百世不改’之意。”王若先生的觀點具有開創(chuàng)性，雖然脫離了目前學界趨于一致的“井兩口鑿井說”，但沒有對“井兩口”給出更理想的解釋，“崔忻”和“井兩口”之間的關系仍存在模糊處，本文稱這一觀點為“井兩口象征物說”。

崔忻題刻“井兩口”的這兩個觀點中由于“井兩口鑿井說”認可度高又有明清資料的加持，學界對刻石稱為“唐鴻臚井”“唐鴻臚井碑”或“唐鴻臚井刻石”等。事實上，無論明清、近代或當代，研究者們對題刻的困惑都源于“井兩口”這三個字，使得“崔忻題刻”的句讀晦澀不通。即使明朝人也為求句讀通順在“井”字前加個“鑿”字，更何況今人！因此“井兩口”的考證對研究“崔忻題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唐代遣使官員摩崖題刻

目前已知唐代遣使官員摩崖題刻共三處，一處位于西藏自治區(qū)吉隆縣的“大唐天竺使之銘”（公元658年），一處位于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qū)的“崔忻題刻”（公元714年），一處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鹽津縣的“袁滋題刻”（公元794年）。三處題刻分別處于唐代不同時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崔忻題刻”文字最少，因此“大唐天竺使之銘”與“袁滋題刻”對研究“崔忻題刻”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將對這三處題刻進行歸納與整理，找出三處題刻內(nèi)容所共同具有的構成要素，作為考證本文觀點的佐證。

（一）大唐天竺使之銘

大唐天竺使之銘，記錄人劉嘉賓撰，記錄人□□□□□，傔人［乞］扶［定］亨書，賀守一書篆。

維顯慶三年六月，大唐馭天下之［四十載，堯神武圣，］異軌累葉，重光玄化，法于無窮。［今茲聲教所暨，］德同方裔，道格圓穹。皆三立以［服膺，并萬里以馳羽。］反踵、貫匈之國，覘風雨而來［賓；離身、髽首之君，］逾山海而輸贐。量［彼］身毒，近隔［靈山，□□□□，使］臣恭序：

皇上納隍軛念，濡足［施仁，乃命臣朝散］大夫、行左驍衛(wèi)長史王玄策，宣［德郎、□□□□□]劉仁楷，選關內(nèi)良家之子六人，[□□□□，□□定］亂之方，[□□]馭邊之術，于是出［使天竺之國。越層］巖，超雪嶺，指鷲山以道騖，因［蕃域而騁軒。顯慶三］年夏五月，屆于小楊童之西［南倉法關之東北。］時水潦方壯，棧［路］斯絕，乃［權□□□□□□□□]山隅。［晴］則雪獻［藍天，仰］白云［而高臥；晦則幕遮碧］迥，擁墨霧而［獨宿。］西瞰連峰，［攬百川之聳秀；南臨］箭水，總萬壑之［源］流。實天［竺之要隘，比磧北之天］險也。但燕然既邇，猶刊石［以為銘，亦惟效馬援柱］銅而已。勣況功百［王事，］路土［皆知。今臣等奉圣上］之洪猷，默皇華之盛烈，人［所同心，敢勒貞珉。嗚呼！］小人為其銘曰：

懿皇華兮奉天則，騁輶［軒兮揚盛德。使身毒兮］窮地域，勒貞石兮靈山側。

使人息王令敏、使侄士[□同勒石。］

由于“大唐天竺使之銘”下端損毀殘缺，已有多位學者著有補句釋讀的文章，本文認同郭聲波先生的觀點和補釋成果并引用之，題刻全篇采用駢文四六體裁，詞句對仗、講求平仄，分句字數(shù)對稱相等。

根據(jù)“大唐天竺使之銘”的題刻內(nèi)容歸納以下構成要素：

1 主出使官員：“王玄策”；

2 主出使官員在朝官職：“朝散大夫”；

3 主出使官員出使官銜：“行左驍衛(wèi)長史”；

4 題刻事由：出使天竺，“大唐天竺使”；

5 題刻地點：吐蕃南界，“屆于小楊童之西［南倉法關之東北］”；

6 題刻目的：“但燕然既邇，猶刊石［以為銘，亦惟效馬援柱］銅而已。績況功百［王事，］路土［皆知。今臣等奉圣上］之洪猷，默皇華之盛烈，人［所同心，敢勒貞珉。嗚呼！］小人為其銘曰：懿皇華兮奉天則，騁輶［軒兮揚盛德。使身毒兮］窮地域，勒貞石兮靈山側”。

7 題刻時間：“顯慶三年六月”。

在以上7個構成要素中，“題刻地點”和“題刻目的”需要展開細論，對“崔忻題刻”研究有著參考意義。

題刻地點，“屆于小楊童之西［南倉法關之東北］”，釋讀：碑石位于小羊同之西南，倉法關之東北。郭聲波先生引用《釋迦方志·遺跡篇》云：“吐蕃國，又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倉法關，吐蕃南界也。”碑文所指出的碑石位置是吐蕃國的南界，即“蕃尼古道”出山口，說明王玄策及使團眾人立碑的位置具有特殊的目的性。

題刻目的，“但燕然既邇，猶刊石［以為銘，亦惟效馬援柱］銅而已。績況功百［王事］路土［皆知。今臣等奉圣上］之洪猷，默皇華之盛烈，······勒貞石兮靈山側”。釋讀：“東漢班固破匈奴后，在燕然山作摩崖《封燕然銘》；東漢平定交趾的馬援立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南疆；還有當朝名將李績有拓疆羈縻州府之功，今王玄策等人奉皇帝的宏大計劃，贊頌奉皇命出使的盛大功業(yè)······，刻碑石于天竺國之邊界（近側？）。”王玄策運用古今對照的筆法既贊頌唐朝廣開羈縻州府的國家大業(yè)，又暗喻自己曾經(jīng)“一人滅一國”，將“中天竺國”歸服唐朝的功績類比班固、馬援、李績之功，言可以載入史冊。其“羈縻”用詞之露骨，毫無忌憚。

“蕃尼古道”的地理位置特殊，唐和吐蕃在此設置邊衛(wèi)館驛負責扼守是符合常理的。“大唐天竺使之銘”書法遒勁，刻工媲美中原，在遠離中原的吐蕃南界不可能由使團人員鐫刻完成，由邊衛(wèi)館驛人員尋匠鐫刻則在情理之中。王玄策出使天竺國入吐蕃國境，在吐蕃南界的“蕃尼古道”出山口處題刻極具羈縻色彩的紀功碑文供往來人員觀瞻，這種在唐屬羈縻管治的吐蕃邊界樹立“紀功邊境碑”的行為，其目的是為宣示唐對吐蕃的羈縻關系，是唐初羈縻政策下管治能力強大的體現(xiàn)。

（二）袁滋題刻

大唐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內(nèi)給事俱文珍，判官劉幽嚴，小使吐突承璀，持節(jié)冊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龐頎，判官監(jiān)察御史崔佐時，同奉恩命，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jié)度使尚書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差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統(tǒng)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袁滋題。

“袁滋題刻”的題刻結構要素：

1 主出使官員：“袁滋”；

2 主出使官員在朝官職：“御史中丞”；

3 主出使官員出使官銜：“持節(jié)冊南詔使”；

4 題刻事由：“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

5 題刻地點：“開路置驛”（石門關）；

6 題刻目的：“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jié)度使尚書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差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統(tǒng)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

7 題刻時間：“大唐貞元十年九月廿日”。

“袁滋題刻”保存完整字跡清晰。題刻中的地點和目的對“崔忻題刻”研究具有參考價值。

題刻地點，“開路置驛”。參考《蠻書校注》：“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fā)使冊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請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jié)度韋皋乃遣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閉石門路，量行館。······開石門路置行館二語，原本做閉石門量行館，與上文語義相違，殊不可曉。······蓋專為重開石門路而紀也。開路者開石門路也。置驛者置行館也。”題刻地點即石門關，石門關現(xiàn)稱豆沙關，是中原入滇的交通要隘，有“鎖鑰南滇”“咽喉西蜀”之譽。

題刻目的，“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jié)度使尚書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差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統(tǒng)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釋讀：唐朝使臣去云南冊封蒙異牟尋為南詔王，節(jié)度使尚書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差遣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帶領負責營治的軍兵，修通了石門關的驛路并設置行館驛站，故刊石紀念。

“袁滋題刻”的地點和目的含有大量信息。

1.題刻中不避諱而直呼“蒙異牟尋”，并刻于石門關石壁。石門關是中原入滇之孔道，袁滋宣冊之后唐、詔往來官民都可觀瞻。袁滋有意不使用避諱稱呼羈縻地區(qū)首領的做法是為強調(diào)羈縻關系的尊卑，是為唐朝對西南邊疆部落宣示羈縻政策的表現(xiàn)。

2.題刻中的“其時”，據(jù)“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fā)使冊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請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jié)度韋皋乃遣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閉石門路，量行館”，又據(jù)“十年八月，遣使蒙湊羅棟及尹仇寬來獻鐸槊、浪人劍及吐蕃印八紐。湊羅棟，牟尋之弟也，錫賚甚厚，以尹仇寬為檢校左散騎常侍，余各授官有差。俄又封尹仇寬為高溪郡王”。這兩個出處可以確定“其時”是指貞元十年七月，韋皋修復石門關道路和重置驛站行館，八月南詔遣使由此路赴 唐獻貢，九月唐遣使袁滋往冊南詔。

石門關，天寶九、十年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后關閉，于貞元十年八月前開啟。韋皋修通石門關道路，說明石門關是唐、詔兩國之間的邊關。再據(jù)“······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即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南詔遣使送袁滋到石門關后沒有繼續(xù)送行，也說明石門關就是唐、詔兩國的邊境關隘。另唐、詔兩國恢復交往后，袁滋使團沒有親自鐫刻題刻的必要，石門關的館驛官員另尋匠人鐫刻即可。

3.“袁滋題刻”中韋皋的“開路置驛”和“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這兩個事件對于唐朝廷在西南地區(qū)的羈縻政策具有重要紀念意義，因此都值得刊石紀功。理論上對于袁滋出使來說，“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為主，“開路置驛”為輔，可是袁滋卻把“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作為“開路置驛”的陪襯，并為“開路置驛”刊石紀念。本文認為“袁滋題刻”的“開路置驛”有兩層意思，表層意思是唐與南詔確立和恢復羈縻關系，深層意思是唐朝再次打開西南區(qū)域的通道，從此可以通過羈縻政策招撫更多西南蠻夷部落并制衡吐蕃，對于唐朝廷和袁滋才是最值得宣揚紀功的。因此袁滋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將重點落在“開路置驛”與“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一并刊石紀功。

“袁滋題刻”實際上是具有國界碑意義的“紀功邊境碑”，立碑于唐、詔邊界處，說明唐中期的羈縻政策已經(jīng)流于形式，與“大唐天竺使之銘”的唐初相比已經(jīng)失去對羈縻地區(qū)的實際控制，是唐中期羈縻政策管治能力減弱的體現(xiàn)。

（三）崔忻題刻

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對“崔忻題刻”進行題刻結構的分析，除“題刻地點”外都能夠容易地找出其他六項題刻結構要素，主出使官員“崔忻”；主出使官員在朝官職“鴻臚卿”；主出使官員出使官銜“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題刻事由“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題刻目的“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永為記驗”；題刻時間“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根據(jù)“大唐天竺使之銘”和“袁滋題刻”的題刻結構規(guī)律，“崔忻題刻”作為盛唐時期出使官員的摩崖題刻里是不可能沒有題刻地點的，因此題刻中的“井兩口”就是最有可能成為“題刻地點”要素的那個地名。我們再將三處題刻的結構要素排列比較，就可以更加直觀地了解唐代各時期出使官員摩崖題刻是有一定相同規(guī)律的（表1）：

根據(jù)以上推論，對“崔忻題刻”的題刻內(nèi)容歸納以下構成要素：

1 主出使官員：“崔忻”；

2 主出使官員在朝官職：“鴻臚卿”；

3 主出使官員出使官銜：“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

4 題刻事由：“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

5 題刻地點：“井兩口”；

6 題刻目的：“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永為記驗”；

7 題刻時間：“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三、對崔忻題刻“井兩口鑿井說”和“井兩口象征物說”的質(zhì)疑

假設“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途經(jīng)旅順口黃金山處鑿“井兩口”，并題刻摩崖以宣揚紀功，那么對于鴻臚卿崔忻來說“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和鑿“井兩口”都是同等重要的“兩件事”。但是看似合理卻又不合理，“崔忻題刻”的時間是唐朝即將進入盛唐時代的前夜，勑命往冊靺羯是莊嚴、盛大的國事；睿宗時契丹、奚勢大，數(shù)次犯邊而唐軍不支，渤海勢力南擴至鴨綠江；在這個歷史背景下，負責唐朝外交職務的鴻臚卿被勑任“宣勞靺羯使”，這種同時擁有雙重外交頭銜的唐朝遣使，更加說明出使規(guī)格非比尋常，唐廷對此次出使的重視和期望。

“大唐天竺使之銘”“袁滋題刻”這兩處題刻都是在當時唐朝實際控制的邊關，為羈縻政治宣揚羈縻關系和主權領土所立的具有“紀功邊境碑”意義的摩崖題刻。但崔忻題刻“井兩口鑿井說”卻無法體現(xiàn)唐朝對東北邊疆羈縻政策的政治高度。事實上從唐廷對東北邊疆政治博弈的角度來看，“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與鑿“井兩口”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而以“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的官員角度來看，將“宣勞靺羯”的國事與鑿“井兩口”相比較，鑿“井”行為與“宣勞靺羯使鴻臚卿”的身份不符，因此“鑿井”這個行為不值得鴻臚卿崔忻將其與國事“宣勞靺羯”一并提起，更何況還要為“鑿井”刻石紀功。所以“井兩口鑿井說”是對“崔忻題刻”的誤讀，改變了“崔忻題刻”真正的意思，也降低了題刻內(nèi)容的政治高度。

“大唐天竺使之銘”和“袁滋題刻”的地理位置都是唐朝重要的邊關驛戍，“崔忻題刻”所處的旅順口其地理位置也不例外，自古就是東北及遠東地區(qū)、朝鮮半島、日本往來中原的重要樞紐。唐滅高句麗后旅順口便是唐朝東北邊疆重要的津驛邊鎮(zhèn)，基礎配套設施已然十分完善，“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真有必要解決安東都護府管轄的津驛邊鎮(zhèn)的用水和缺井問題嗎？唐朝自總章元年（668）設立安東都護府開始接手遼東地區(qū)，至開元二年（714）經(jīng)營旅順口46年之久，此處津驛邊鎮(zhèn)既要接待朝貢道上往來外國使臣，還要戍鎮(zhèn)守邊。當外國遣唐使或唐朝遣使出行經(jīng)過旅順口，看到“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為鑿“井兩口”紀功的刻石，會不會恥笑“鴻臚卿崔忻”沐猴而冠呢？若將“井兩口”釋意“兩口井”，題刻的句意因此晦澀不通，甚至明朝時的古人也是同感。因此綜合以上問題，本文認為“井兩口鑿井說”這一觀點不成立。有鑒于此，本文通過研究提出一個新觀點：“井兩口”是地名，即“崔忻題刻”中“井兩口”作為地名使用。這一論斷將開啟“崔忻題刻”研究的新篇章，下文將詳細論述。

四、“井兩口”地名的考證

目前“崔忻題刻”研究的爭議有兩個：一“靺羯”，二“井兩口”。先說“靺羯”，學界對題刻用“靺羯”而不用“靺鞨”的觀點各異。本文認為這是在羈縻政策的影響下，唐廷或崔忻有意使用“靺羯”而棄用“靺鞨”，這一現(xiàn)象與“袁滋題刻”不避諱“蒙異牟尋”一樣，崔忻的出使目的是聯(lián)合靺羯制衡契丹、奚勢力的南擴，同時防止靺羯與契丹、奚聯(lián)合對東北區(qū)域形成更大的威脅，阻止靺羯勢力沿鴨綠江進入遼東；此時開元初的安東都護府已四次內(nèi)遷至平州，表面上唐與靺羯是羈縻關系的主藩關系，實際是拉攏連衡靺羯實現(xiàn)政治聯(lián)盟；此時雖是盛唐之始，唐廷卻并沒有能力真正管治羈縻地區(qū)，更沒有王玄策那般開疆擴土的語境，但是羈縻政策的體面要體現(xiàn)，羈縻關系要宣揚，因此唐廷或崔忻有意用靺鞨的古稱“靺羯”替代之，因“羯”意為蠻夷，用“靺羯”意指其國蠻夷，反襯唐朝文明上國，以這樣的做法宣揚羈縻政策，強調(diào)羈縻關系的主藩之別。

“崔忻題刻”所處位置在旅順口黃金山下，據(jù)“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zhèn)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自鴨綠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可知“都里海口”“都里鎮(zhèn)”是旅順口在唐代的地名。

據(jù)“夫所謂方鎮(zhèn)者，節(jié)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zhèn)，而總之者曰道”，又據(jù)“安東都里鎮(zhèn)防人糧，令萊州召取當州經(jīng)渡海得勛人諳知風水者，置海師二人、舵師四人，隸蓬萊鎮(zhèn)，令候風調(diào)海晏，并運鎮(zhèn)糧”，根據(jù)這兩處文獻可知都里鎮(zhèn)是為軍鎮(zhèn)，是唐廷設置在高麗渤海朝貢道的重要津驛關隘。

至于“都里海口”“都里鎮(zhèn)”與“井兩口”的關系，目前文獻可查“都里鎮(zhèn)”地名最早出自敦煌藏經(jīng)洞《唐開元廿五年水部式》殘卷76—77行，開元廿五年（737）。“都里海口”地名最早出自《新唐書》，摘錄自唐代賈耽的《邊州入四夷道里記》，成書于貞元十四年（798）—永貞元年（805），另“都里鎮(zhèn)”在文獻中第二次出現(xiàn)亦載于《邊州入四夷道里記》。“井兩口”地名最早出自“崔忻題刻”，“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即714年。因此將三個地名按時間早晚排序，“井兩口”地名早于“都里鎮(zhèn)”23年，早于“都里海口”84— 91年，因此“井兩口”早于“都里鎮(zhèn)”和“都里海口”這兩個地名。據(jù)《元和郡縣志》卷三邠州載：“開元十三年（725），以豳與幽字相涉，詔曰‘魚、魯變文，荊、并誤聽，欲求辨惑，必也正名，改為邠字’。”本文認為自唐開元二年至開元廿五年間改“井兩口”地名為“都里鎮(zhèn)”，與玄宗改不規(guī)范地名有關。關于“井兩口”改名“都里鎮(zhèn)”的研究將另文討論。綜上，“井兩口”與“都里鎮(zhèn)”“都里海口”在時間上是前與后的關系（表2）。

自明代以來，為迎合“崔忻題刻”句讀通順，學者在“井兩口”前多加動詞“鑿”或?qū)ⅰ靶谩贬屪鰟釉~，如果不前置動詞，“井兩口”就是病句，題刻也會成為病句。而“井兩口”釋為地名，就不存在語法問題，且題刻句讀自然、通順、易懂。這也變相說明題刻中的“崔忻”與“井兩口”之間并不是文字層面的簡單關系，只因“井兩口”這個地名看起來太過世俗，讓人容易誤解。眾所周知，旅順口的歷史地名有都里鎮(zhèn)、都里海口、獅子口、旅順口，這四個地名中有三個地名有“口”字，古今共識這三個地名的“口”意為海口，可由“都里海口”互為印證。由此“井兩口”之“口”字也便是海口之意，“井兩”為古地名，故“井兩口”古地名矣，“井兩口”“都里海口”“獅子口”“旅順口”是同一地區(qū)不同時期的歷史地名。通過句讀列舉將“井兩口”地名之于“崔忻題刻”，題刻句讀：“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題刻釋讀：“奉詔持節(jié)冊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地名）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即使將題刻中的“井兩口”地名置換成其他地名，依然句讀通順、釋讀易懂（表3）。

五、“井兩口”在“崔忻題刻”中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一，目前關于“高麗渤海道”的文獻里不見“井兩口”，只見登州、萊州，可兩地又不見相關唐代實物資料，在旅順口卻有“崔忻題刻”與文獻互為印證，這說明唐開元初的“井兩口”與登、萊州都是“高麗渤海道”上的重要津關邊鎮(zhèn)。前文提到“井兩口”更名“都里鎮(zhèn)”；據(jù)都里鎮(zhèn)隸安東都護府管理，“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和“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zhèn)，而總之曰道”，據(jù)此二文獻可知軍事上登、萊為守捉，“井兩口”（都里鎮(zhèn)）為鎮(zhèn)，“井兩口”在軍隊建制上低于登、萊守捉，但各屬不同管轄。安東都護府管靺羯、高句麗舊地和新羅，則唐與靺羯、新羅、日本互往人員需經(jīng)“井兩口”出入唐境，由“井兩口”的津驛邊鎮(zhèn)公驗出入文牒或過所，由安東都護府轄管；因此“井兩口”是唐朝先天至開元初期進入國內(nèi)的第一道津關邊鎮(zhèn)，也是唐朝通往東北亞的國境關口，那么“崔忻題刻”在唐朝東北邊疆所起到的政治意義與“大唐天竺使之銘”“袁滋題刻”是相同的，是在唐朝對東北邊疆實施羈縻政策的背景下，為宣揚唐與靺羯的羈縻關系、主藩地位和主權領土所立的“紀功邊境碑”。

二，崔忻將“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與“井兩口”地名同入刻石，并紀功于地名，已經(jīng)說明“井兩口”的意義特殊。“崔忻題刻”的重點落在“井兩口永為記驗”，本文認為崔忻是在強調(diào)“井兩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特殊意義，“井兩口”是安東都護府的重要津關邊鎮(zhèn)，是唐朝距離靺羯最近的國境關隘，是盛唐通往遼東和東北的唯一出口，是日本、新羅、靺羯、遠東部族朝貢唐朝的“萬國津梁”，一切都指向“井兩口”，印證了“井兩口”的地理位置對于唐朝政治博弈東北亞地區(qū)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這就是“鴻臚卿崔忻”將“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與“井兩口”一并刻石紀功“永為記驗”的真正用意。

回到大唐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的旅順口，在勑持節(jié)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的眼中，具有地緣政治意義的邊關重鎮(zhèn)“井兩口”和鑿“井兩口”，哪一個更值得刻石紀功永為記驗呢？

唐代的遼東文獻匱乏難窺，至于旅順口更是只鱗片羽。唐朝曾經(jīng)的輝煌被歷史碾碎，但所幸總是會在某個角落找到可以重合在一起的那兩支片羽。由于“崔忻題刻”的內(nèi)容僅廿九字，故論證“井兩口”只能旁推側引，“大唐天竺使出銘”“崔忻題刻”“袁滋題刻”分別刻于唐初、盛、中期，立于唐西、東、南國境處，三者在時間和地域上可以相互參考、補充和佐證。通過“大唐天竺使之銘”“袁滋題刻”的展開分析，得到能夠支持“崔忻題刻”“井兩口”地名成立的觀點佐證。“井兩口”地名的確立，或?qū)㈤_啟“崔忻題刻”研究的新篇章，使其擁有新生命，為唐代東北邊疆安東都護府、渤海國研究提供嶄新的文史資料，填補了旅順口唐開元初的歷史地名—“井兩口”。

作者：王德亮

來源：《旅順博物館學苑》2023年

選稿：宋柄燃

編輯：汪鴻琴

校對：江 桐

審定：周 煜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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