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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 何
一邊是游客驚呼國慶假期酒店價格瘋漲,一邊是民宿、酒店哭喊今年滑鐵盧。
數據上看,出游人次和總的花費都得到了大規模上漲,一派繁榮景象,
但人均花費卻沒有怎么上漲,游客的消費結構和品質追求,已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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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旅部的官宣數據顯示:
2024年,國慶七天全國共接待國內游客7.65億人次,實現國內旅游收入7008.17億元,人均消費916元。
2025年,國慶中秋假日8天,全國國內出游8.88億人次,國內出游總花費8090.06億元,人均消費911元。
算下來,與2024年相比,2025年國慶長假的出游人數增加了1.23億人,但人均消費卻不增反降(今年還比去年多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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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人想起了一個舊數據,大唐不夜城去年上半年吸引了4244萬次人流,人均消費卻只有1.5元,純利潤虧損高達1.5-1.8億。
今年十一假期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新動態,很多去旅游的年輕人面對暴漲的酒店價格,選擇在街邊搭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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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年是特種兵旅游,在火車上過夜,現在直接演變成荒野求生,睡馬路牙子(主要今年天氣國慶天氣熱,夜里也不冷)。
不得不讓人感慨,年輕真好。
另一個新聞熱度很高的就是國慶期間的電影票房了。
據貓眼專業版數據,2025年國慶檔(含預售)票房達到18.35億,觀影人次突破5000萬,觀影場次達到364.7萬,平均票價為36.6元。
值得關注的是,觀影場次刷新了歷年國慶檔的最高記錄(可見上座率實在感人),平均票價卻創下了2019年以來的最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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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票房水平在節日多一天的情況下,卻連去年還比不上,更不要說對比最高點2019年的44億,比腰斬還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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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假期的消費數據,數據實在是有點“超出預期”。
以前可能是“好不容易出來一趟(來都來了),必須吃好喝好玩好”,
現在更像是出去玩可以,想讓多花錢不行,態度很直接。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去,哪怕是去消費水平更低的四線城市、縣城鄉村,這說明消費的廣度在拓展,參與的人群在擴大。
但同時,每個人在單次消費上的投入卻更加謹慎,追求極致的性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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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像一個家庭主婦,以前可能偶爾會買件奢侈品犒勞自己,現在則更傾向于把錢花在刀刃上,買更多物美價廉的日用品,讓全家都能受益。
這種轉變的背后,僅僅是經濟下行壓力嗎?
我覺得不盡然,在我看來,現在的老百姓就像被兩座大山壓著。
一座山叫“收入焦慮”。
經濟不像以前那么猛了,錢袋子癟下去的速度比鼓起來的速度快。
另外那座山叫“資產縮水”。
前幾年大家咬著牙上的車——房地產,這幾年的軟著陸,就像夏侯惇看路易十六——一眼望不到頭。
你手里的房子不值錢了,可欠銀行的貸款一分都不能少。
這就叫“資產負債表衰退”,說人話就是:一夜之間,感覺自己從“富翁”變成了“負翁”。
這兩座大山一夾擊,結果可想而知:消費徹底拉胯了。
其實從口罩結束之后,我們所期待的“報復性消費”并未如期而至,這其實是一個關鍵的信號,它告訴我們,問題的核心已經悄然從生產端滑向了需求端。
當人們開始優先修復自己的資產負債表,而非打開錢包消費時,所謂的“有效需求不足”便不再是經濟學課本里的一個概念,而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現實。
這種需求的疲軟,在國內旅游市場上表現得尤為擰巴和深刻。
一方面,集中的“黃金周”假期將海量人流壓縮在同一時空,導致本應是放松身心的旅途,變成了擁擠、嘈雜、體驗感極差的“大遷徙”。
另一方面,這種短期內爆發的脈沖式需求,必然導致機票、酒店價格的飛漲。
許多旅游目的地的經營者,心態也變成了“一年成敗在此一舉”,服務的質量自然讓位于短期利潤的最大化。
這些看似分散的現象——游客的疲憊、商家的短視、市場的畸形——其實都指向了同一個根源:我們真正擁有的、可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實在太少了。
試想一下,如果每個人都擁有足夠且可以靈活支配的年假,那么“黃金周”就不再是唯一的選擇。
人們可以錯峰出行,享受更高質量的旅行;
旅游業者也能將生意平攤到全年,形成更健康的商業模式,而不是被迫在幾天內“磨刀霍霍”。
同樣,如果平日的閑暇足夠,那種“被憋壞了”的補償性出游沖動也會大大減弱,黃金周的人流爆炸自然得以緩解。
當然,我們能理解“調休”和“黃金周”這種制度設計的初衷。
它試圖在不影響整體生產節奏的前提下,創造出一個集中的消費窗口,似乎是一個兩全其美的精巧設計。
然而,近來的數據卻揭示了一個尷尬的趨勢,這種設計的效用正在遞減。
人們確實走出去了,但錢包卻捂得更緊了。出游成了“打卡”,而非消費。
當下的困境是,刺激生產的老路已經走不通,而調整收入分配又是一個需要長期努力的系統工程,至于直接發錢來刺激需求,又總被“不養懶漢”的論調所否定。
那么,在這些“不能”和“不做”之間,是否還存在一個更簡單、更人性化的選項:讓我們多一些真正的假期?
說實話,我以前一直都弄不明白,以中國人的勤勞程度,就真的,不打折不領券,多放幾天假,到底會讓經濟生產降低多少呢?
后來我想明白了,其實中國人就從來沒有過假期,放假只不過是換一種形式的生產。
假日經濟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每次長假過后,各地都會曬出“戰績”,公布接待了多少游客,實現了多少億的旅游收入。
休閑本身,以及休閑所必然帶來的消費,仍然像是對待“吃草擠奶的牛”一樣,將其視為一項任務,將游客視為工人,將旅游收入視為產量,仍在不停地榨取。
只是忘了牛也需要悠閑地吃草。
這種思維模式,是我們過去幾十年發展路徑上形成的強大慣性。
我們習慣于相信生產可以解決一切,甚至有人相信通過超量生產能夠戰勝經濟規律。
這就像我們文化中一種典型的親子關系:父母總見不得孩子閑著。
即便是在休息玩耍,也希望你“玩出點意義來”——要么在路上聽英語,要么回來后寫個日記。
我們內心深處,有一種對“虛度”的恐懼。
然而,無論是個人成長還是宏觀經濟,經驗似乎都在告訴我們同一個道理:
越是害怕浪費時間,越是容易在焦慮和低效中,真正地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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